明刑弼教

　　□ 钟 燃

　　据《明史杂俎》记载，朱元璋曾于朝堂问群臣：“天下何人最快活？”群臣众说纷纭，或曰金榜题名者，或曰功成名就者，或曰富甲天下者，太祖皆不以为然。大臣万钢对曰：“畏法度者最快活。”朱元璋听后大悦，深以为然。“畏法度”并非畏缩苟且，而是心有敬畏，行有所止，自觉守法不越矩，故而心安理得，活得自在。此语切中朱元璋的治国理念。朱元璋出身贫寒，亲眼见过元末法纪弛废、豪强横行、官吏贪腐肆虐、百姓因不知律令而误触刑网的社会乱象。开国之初，便主张“吾治乱世，刑不得不重”，既重典治吏又大兴教化，借“刑”之威以行“教”之功。“明刑弼教”由此成为明代国家治理与法制建设的指导思想。
　　“明刑弼教”一词，最早见于《尚书·大禹谟》：“明于五刑，以弼五教”。这句话本意是以刑罚辅助教化，成就教化。宋以前，多在“德主刑辅”框架之下，强调“先教后刑”“大德小刑”。南宋朱熹进一步抬升刑罚在德刑关系中的地位，认为礼与法同为治国要务，德与刑不再是简单的主从关系，施用刑罚不必拘泥于“先教后刑”，亦可“先刑后教”。这一理论转向，为明代朱元璋推行“重典治国”提供了思想支撑，并转化为具体制度，多管齐下打通法律教化下沉民间社会的路径。
　　其一，颁行《大诰》。这部历时两年多、分四编刊布的重典，收录朱元璋亲审的案例与训辞，语言直白通俗，乡野百姓亦能读懂。朱元璋命工部选取《大诰》中的典型案例与训辞，镌刻于府州县衙门前的通衢要道，令官吏百姓朝夕观览警醒。同时明确规定：“一切官民诸色人等，户户有此一本，若犯笞杖徒流罪名，每减一等，无者每加一等”，意思是每家每户都必须收藏一本《大诰》，如果犯了笞、杖、徒、流这类罪名，家里有这本书的可以罪减一等；没有的，则要罪加一等。其二，设立申明亭与旌善亭。朱元璋诏令天下各乡里普设二亭：申明亭张贴官府榜文、申明礼法教化，调处民间细小纠纷；旌善亭记录表彰乡里善人善事，树起向善标杆。每里推选年高有德的乡老为“老人”，定期向乡民宣讲解读《大诰》与《大明律》。其三，科举与官吏考选融入法律考核。《大明律》专设“讲读律令”条文，读书人需要研习律法，科举考试亦纳入法律相关内容；官员若不通晓律意，还会受到相应责罚。其四，依托《教民榜文》开展乡约宣讲。朱元璋将圣谕六条与法律条文相融，要求地方官每月朔望之日召集士民在乡约集会宣讲，实现道德教化与法律警示相互浸润。
　　据《明太祖实录》记载，洪武三十年（公元1397年）五月，《大明律诰》编成，朱元璋亲临午门，对群臣发布谕言，强调“明礼以导民，定律以绳顽”。其中讲到，古人将刑罚称为“祥刑”，初衷便是希望黎民百姓都能安稳生息于天地之间。“今编次成书，刊布中外，令天下知所遵守，刑期无刑，庶称朕恤刑之意”。朱元璋虽推行重典，却反复讲明“祥刑”“刑期无刑”“恤刑”。从这一段谕言可看出，严刑惩戒顽劣只是手段，真正追求的是官民普遍知法、自觉守法，不去触犯法网。这正是“明刑弼教”的基本内核。当然，实践中难免出现偏差，存在刑罚泛滥、株连过甚的流弊。
　　“明刑弼教期无刑，何如先使教化明。”一般来说，法的强制性与法的自觉性相辅相成，法的自觉性越强，社会文明进步程度越高。中华传统法制历来强调善教与明刑不可偏废。封建时代将刑罚与教化交织的治理模式，固然无法从根本上约束权力，却也为后世留下值得镜鉴的历史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