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尹丽
在许多法律史研究者眼中，西北汉简是一部散落在大漠里的“活档案”。
一个多世纪以来，海内外数代学者参与到这批简牍的发掘与释读工作中。法学研究者的入局，不断刷新着学界对汉代法治的认知。简牍之上，既有朝廷颁行律令的零星佚文，也有戍卒账簿、往来檄书、民间契约与司法爰书（古代记录囚犯供词的司法文书），直观呈现了汉代律法在遥远边塞落地施行的情况。
9月19日，简牍法治文化与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建构学术研讨会在西北师范大学召开。多年关注西北汉简的西北师范大学特聘教授李力，是此次会议的主要推动者之一。会后，《法治日报》记者对李力进行了专访，请其对西北汉简从出土到释读研究的历程进行介绍，并讲述西北汉简研究对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以及构建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的重要价值。
西北汉简两大特色
记者：西北汉简具体包含哪些品类、主要出土于西北哪些区域？与睡虎地秦简相比，其特色是什么？
李力：西北汉简，一般是指1907年以来出土于疏勒河流域、额济纳河流域等地区（今甘肃、内蒙古西部汉长城沿线鄣燧遗址）的屯戍简（汉代戍边官兵留下的简牍文书），大宗者有敦煌汉简、居延汉简、肩水金关汉简、悬泉汉简，其性质主要是行政文书，年代介于西汉中期至东汉时期。此外也有屈指可数的墓葬简。
甘肃是20世纪批量出土汉简的三大省（另有湖北、湖南）之一。据《太平广记》载，北周静帝初年，居延部落主勃都骨低在古宅基发掘出有字竹简。著名简牍学者林剑鸣、谢桂华先生认为，这是居延汉简出土的最早记录。根据甘肃省简牍博物馆首任馆长张德芳先生的最新统计，20世纪西北地区出土约7万枚汉简，占全国出土汉简总数（约12万枚）的58%以上。
日本学者冨谷至指出：“在总数达到1万枚的居延汉简中，确实引用了律、令，还包含了尤其真实展示了令是何种法形式的珍贵资料。然而出土的简牍多是账簿、名册等簿籍，以及军事、行政关系的命令书、报告书等，虽可称之为法制资料，但实际上还是属于行政资料。”这虽是针对20世纪30年代出土的居延汉简而言的，但同样适用于所有西北汉简中的屯戍简。
与睡虎地秦简法律文献相比，就法律史研究而言，西北汉简最核心的特色有以下两点。
其一，汉律令佚文零乱、分散，需要全面仔细地爬梳辑佚；契约以及与司法审判活动相关的简册，也有待集成整理，才能展开专业性的研究。
其二，作为汉代西北边塞军事机构之遗物，其中所涉及的法律与法律活动有其特点和局限性。是否可以代表汉王朝的普遍情形，有待进一步研究与讨论。
数代人的研究接力
记者：从出土、抢救保护到系统整理、释读研究，西北汉简经历了怎样的过程？其间学界攻克了哪些关键难题？
李力：1925年，王国维将“敦煌塞上及西域之汉晋木简”列入20世纪出土文献的四大发现之中，与“殷墟（原文为虚）甲骨文字”“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人写本书卷”“内阁大库之元明以来书籍、档册”并列。此后，西北汉简的整理与研究发展成为20世纪的国际显学。
自1907年以来，随着西北汉简的不断发现与出土，海内外学者对其的整理与释读研究几乎长达一个多世纪。其间，面临的关键难题是：西北汉简的发现时间持续、长久，发掘与发现所涉及的范围广，简牍分散在海内外，收藏、整理者人数众多。这是湖南、湖北秦汉墓葬简在整理过程中不曾出现的情况。
张德芳先生已精准指出，西北汉简整理与研究的历程有明显的特点：其一，时间跨度大，经过了数代人的努力。其二，一开始就引起海内外一流汉学家的高度关注，英、法、德、日以及我国学者罗振玉、王国维都曾集中研究并取得卓越成就，使中国简牍学一开始就成为海内外学人关注的国际显学。其三，为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打开一片新天地，此后大量简牍的发现，在某种意义上讲，只是踵事增华、汇入潮流。
此外，现在还没有一部完整的、收录齐全的、图版和释文都比较理想的整理成果，我们所看到的只是部分陆陆续续的零星整理研究。这些成果存在明显的不足：一是客观原因所致，图版不够清晰。二是由于前者的原因，释文水平不高，目前的文字释读远没有达到理想的水平。这是法律史学者整理研究西北汉简法律文献时必须首先把握的学术指南。
法学拓展简牍研究
记者：简牍研究长期以历史学、考古学为主，如今法律史学者深度参与其中，为西北汉简研究带来了哪些新突破、新维度？
李力：1925年，王国维已敏锐地意识到，对西北汉简的研究必然会发展成为一门新学科“简牍学”。2024年11月，西北师范大学成为全国首个“简牍学”交叉学科授予单位，西北师范大学法学院简牍法学研究中心随后成立。可以说，“简牍学”学科构建，需要多学科学者共同参与研究才能支撑起来。法律史在其中处于不可或缺的重要位置，可以成为一个研究方向。
法律史学者从法学角度介入简牍学研究，有助于在战国秦汉简牍法律文献的研究领域发挥其独有的专业学术作用，或可填补非法学研究者的盲区。
但是，法律史学者的短板是：其一，容易将简牍文献所见的相关知识碎片，放入现代法律知识的概念和体系之中进行研究。其二，文史方面的基本功底尚有待夯实，尤其研读简牍文字、文献的基本能力不够专业扎实，可能对准确把握其内容有一定难度。
记者：立足当下，西北汉简的研究，对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建设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有哪些现实意义？
李力：大致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中华文明的统一性在西北汉简法律文献中得以突出展现。汉代屯戍遵从朝廷统一的法律制度，汉代各时期的立法与司法都在西北汉简法律文献中有所反映。这是汉代西北疆域走向大一统的法律实录。因此，全面整理研究西北汉简法律文献，就是深入挖掘汉代法治文明的基础工作的第一步。
其二，西北汉简法律文献为研究古代丝绸之路提供了新材料。例如，悬泉汉简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保存最为完整的汉魏驿置机构遗址悬泉置日常管理工作的详细记录。其中保留的律令、科品、檄记、司法文书等，如实记录了来往于这一交通要道的与汉朝关系密切的西域诸国使者，以及汉朝各级政府官吏、民间各色人等，在出入关口、通行往来之时，遵守汉代相关法律规定的实况。由此可以窥见西北汉简法律文献所保留的汉代法治文明之一斑。
其三，西北汉简法律文献提供了丰富的国家信史材料。其中散见的律令佚文、诏书、司法档案，真实地记录了汉朝西北边疆地区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法律行为，以及屯戍官兵、在地军民之间在处理商业交易、雇佣劳动关系、债务纠纷等法律生活的生动场景，这种“活的法律”填补了传世文献缺载的空白。
记者：近年来，西北汉简法律史研究的最新进展、核心成果有哪些？西北师大简牍法学研究中心重点聚焦的研究方向是什么？
李力：目前，西北汉简法律史研究的最新进展、核心成果主要有：李均明、刘军的《汉代屯戍遗简法律志》（1994年），丁义娟的《肩水金关汉简法律资料辑录与研究》（2022年）。
针对西北汉简法律文献整理与研究的现状、问题，西北师大法学院简牍法学研究中心团队，将重点推进两项工作：第一，梳理20世纪西北汉简法律文献整理与研究的学术史；第二，全面系统地辑佚整理西北汉简法律文献。
2026年10月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