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之殇

　　□ 钟 燃

　　据《宋史·钦宗本纪》《宋史·孙傅传》等记载，北宋末年靖康之变中有一段荒诞插曲。靖康元年闰十一月（公元1127年1月），金兵围攻汴京，京城危在旦夕。好事者称郭京身怀六甲神兵之术，可用七千七百七十七人布阵生擒金军统帅。缺乏实际军事能力的文臣孙傅执掌京城防务，迷信六甲神兵，极力推动朝廷急授术士郭京官职，拨付其金帛数万。郭京煞有介事地于城头作法，大开宣化门出兵迎敌。结果金兵一拥而入，汴京城破，徽钦二帝被掳北上。一个经济繁荣、文化灿烂的王朝，在危亡关头竟将希望寄托于术士的“神兵”，其武备之废弛、庙堂之昏聩，可见一斑。
　　宋代文明是中国古代史上的一座巅峰。商品经济的繁华，《清明上河图》中汴河两岸的市井喧嚣可见一斑；科技的昌明，活字印刷、指南针、火药三大发明或诞生于宋，或大规模应用于宋；文化的灿烂，宋词与唐诗并称双璧，程朱理学将儒家思想推向新的哲学高度。陈寅恪先生有言：“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然而，这样一个文明昌盛的王朝，却在外患面前一败再败，最终两度亡于异族之手。北宋联金灭辽，旋即被金所灭；南宋联蒙灭金，又为蒙元所灭。一个拥有先进文明的王朝，为何如此不堪一击？
　　答案或许藏在宋代立国以来的战略选择之中。宋太祖“杯酒释兵权”，确立了“重文抑武”的国策，尚武精神日渐销蚀。更为致命的是，朝野上下缺乏居安思危的意识。澶渊之盟后，宋真宗以为天下太平，竟在大中祥符年间热衷于“天书”祥瑞、泰山封禅，朝政日渐荒怠。但凡签订和约、获得短暂安宁，便以为可以高枕无忧。殊不知，和平只是战争的间歇，屈辱换来的安宁终难持久。王安石变法试图改变这种积弱局面，其强兵之策包括保甲法、将兵法等，力图重建宋军的战斗力，但终因阻力过大而未能从根本上扭转局面。靖康之变中，郭京闹剧的出现绝非偶然，正是北宋重文抑武、畏敌如虎、病急乱投医的必然结果。
　　如果说北宋的覆灭尚可归因于立国之初的制度设计，那么南宋的灭亡，则更显悲凉。靖康之变后，宋室南渡，本应痛定思痛，从亡国中吸取教训。然而，他们似乎很快便忘记了汴京城破的惨状，忘记了徽钦二帝被俘的耻辱。南宋立国百余年，虽有过岳飞、韩世忠等抗金名将，有过采石之战的胜利，但始终未能真正振作。偏安一隅的日子久了，歌舞升平之中，早已忘了江北尚有沦陷的故土。更为可叹的是，南宋竟重蹈北宋覆辙，采取“联蒙灭金”之策。金亡之后，蒙古铁骑南下，南宋独力难支，终至崖山一役，十万军民蹈海殉国。一个王朝，在同一个问题上犯了两次同样的错误，其战略短视与不思进取，令人扼腕叹息。
　　“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林升的这两句诗，写尽了南宋偏安一隅的沉醉与危机。然而，两宋之殇留给后人的，远不止一声叹息。宋代的文明成就令人向往，宋代的覆亡教训发人深省，始终警醒后人：经济繁荣、文化灿烂并不意味着国家安全，发展与安全是两道相互关联、必须统筹的必答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