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碧琴
1952年7月15日，印度尼西亚爪哇岛玛琅华侨黄孕铁寄给福建泉州南安丰州镇姐姐黄西江一封侨批。这封侨批生动地记载了新中国婚姻法的推行。信中，黄孕铁与姐姐分享了健康第一、品行更重、婚礼从简等择偶观念。当然，从信的内容来看，他当时也存在“学问上不可过于高求，恐彼过于傲慢一切，难屈于家中生活的家教也”的观点局限。信中这样写道——
“新中国的诞生，新婚法的推行，对旧封建的遗俗当能废除也。对弟之婚事与回国项，当无须慈亲挂怀，当视时局而定夺也。西江年岁已介（届）结婚之龄……对选择儿媳项，父亲的一点意见，请你与母亲参考之可也，但也须得到西江的同意，因关系他的一生的事也，不可不慎。健康第一。美者须有健美的体格方合。对现新中国的国民，与未来的主人翁及家中的环境、以后美满的家庭，都存在不可分离的要素。品行更为重要，需能合于家中的生活，对婆媳间、邻人间、夫妻间方能相安和好，亦满美家庭的要素之一也……新时代的降临，对旧礼教的无价值的消耗，当节除之，可简则简，多浪费是无益之处。书到之日，可即进行之，须款多少，可来信示知。但对于选择的经过，对相者的家世、淑质、体格等等，当不可疏忽地向父亲报告，是所至嘱。”
中共中央早在1930年11月8日发布的《中央关于劳动妇女斗争的纲领》中就明确指出，“反对多妻、婢妾制度”是劳动妇女的普遍要求，苏维埃政府禁止重婚、禁止蓄婢纳妾等封建婚姻恶俗。1930年12月6日《闽西苏维埃政府通告第七号》发动广大妇女与旧时婚姻制度作斗争，实行一夫一妻、婚姻自由。同年，湖南省工农兵苏维埃政府暂行婚姻法明确规定“实行一夫一妻制”。
1931年11月28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关于暂行婚姻条例的决议》颁布，其中第一章第一条规定婚姻自由原则，第二条规定“实行一夫一妻，禁止一夫多妻”。1939年4月《陕甘宁边区婚姻条例》、1942年1月《晋冀鲁豫边区婚姻暂行条例》、1943年《晋察冀边区婚姻条例》、1943年《晋绥边区婚姻暂行条例》、1946年6月《陕甘宁边区婚姻条例》都明确婚姻须男女双方自主自愿，严格实行一夫一妻制，禁止重婚、纳妾、蓄婢、租妻等行为。
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具有基本法性质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于1950年4月13日由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共8章27条。其中，第一条是“废除包办强迫、男尊女卑、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主义婚姻制度。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利益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第二条是“禁止重婚、纳妾。禁止童养媳。禁止干涉寡妇婚姻自由。禁止任何人借婚姻关系问题索取财物”。
婚姻法的落地实施，让婚姻自主、男女平等、合法婚恋等现代法治理念迅速深入人心。1955年11月17日，蔡文治寄给儿子蔡建安、妻子黄蜂的侨批中，充分体现父亲尊重女儿出国决定。蔡文治认为，虽然女儿已和叶家订亲，但还未缔结法律意义上的婚姻关系，是可以退婚的：“叶家退婚手续亦候琼女申请批准，方可发表，以现婚姻法律向其理论，切勿强词。”
婚姻法普及初期，受跨境地域阻隔、海外固有习俗影响，部分华侨群体对新规认知不足。为兼顾法治统一与侨务工作实际，1954年政务院出台专项指示，针对性处理华侨婚姻纠纷，适度兼顾华侨海外生活现状。政策缓冲之下，部分华侨早年形成的“两头家”特殊状态得以过渡存续，但这一旧式模式已然走向式微。彼时，不少留守侨乡的番客婶，仍在旧式婚姻的枷锁中默默煎熬，王允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王允嫁与华侨施至祝后，便踏入了番客婶独守故土、静待归人的宿命，成为万千侨乡留守女性的缩影。1957年8月，她一如往昔登上石狮永宁宝盖山，山顶矗立的姑嫂塔，千百年来皆是侨乡女子望夫归乡的精神寄托。但这一次，王允心中再无殷殷期盼，耳畔回响着侨乡流传的过番歌谣：“番婆标致钱银多，变心不认唐山人；妻儿悲啼没用处，日夜怨恨薄情郎”，满心只剩无尽的落寞与寒凉。
兄长施至铁留存的多封侨批，完整记录了这场婚姻的悲剧结局。1957年6月13日，施至铁致信家乡，直言“祝弟已结番妇二年间，并有子女二位，我十二分催迫，因恐将来久别忘却夫妇之情”。同年8月11日的侨批中，施至铁进一步说明，施至祝已主动向妻子王允坦白海外再婚、生育二女的实情，多年隐瞒的真相被彻底揭开。
1957年9月15日，施至铁再度家书叮嘱家人：“王允如返家后，若要自设伙食，你须苦劝她仍旧合者火（伙）。如她坚执，那么由她便了。”彼时，王允已从菲律宾返乡，并带回施至铁给郭氏买的手表。
令人感慨的是，一双妯娌的婚姻境遇截然不同：施至铁与妻子郭氏相守同心、坦诚相待，跨越山海仍彼此牵挂；而王允半生守候、终遭背弃，成为旧时代的牺牲品。至于施至祝是否果如兄长施至铁所担心的那样，久别忘却和王允的夫妇之情，世人已不得而知了。
本版漫画/高岳
2026年08月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