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奕
调解制度作为我国独具特色的纠纷解决机制，根植于绵延数千年的中华传统法律文化，是“和合”思想在基层息讼止争领域的生动实践，被国际社会誉为“东方经验”。系统梳理古籍蕴藏的调解智慧，推动传统调解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能够为新时代多元解纷体系建设注入深厚文化动能。
溯源寻根：古籍文脉中绵延千年的调解治理智慧
中华传统调解历经西周至清代层层积淀，形成了一套礼法相融、基层自治的解纷体系。西周是传统调解制度的发端，以“明德慎罚”为核心搭建起早期调解框架。《周礼》记载民间争讼先说合，即“成之”，至于“不可成者，则书之，先动者诛之”，对于婚姻、田土等民间细故，乃至部分过失刑事案件，均优先适用调解化解，依托“中和”思想消弭对立，奠定了后世调解制度以和谐为价值追求的底层逻辑。
春秋时期，伦理教化成为调解的核心手段。孔子任鲁国司寇时审理父子争讼案，并未直接裁判，而是将父子二人关入了同一间牢房，以亲情伦理唤醒当事人内心愧疚、实现和解，留下“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的论断，确立了“教化优先、修复关系”的调解思路。
汉代确立儒家道德自省的调解范式。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仁义礼智信成为民间调处矛盾的标尺。《汉书·韩延寿传》记载韩延寿任左冯翊时，遇兄弟争田纠纷，不直接责罚当事人，反而闭门自省、反思自身教化缺位。兄弟二人深受触动，主动退让息讼，“以礼止讼”自此成为地方官吏调处纠纷的典范。
唐代调解制度进一步广泛运用于基层司法实践，基层分设里正、坊正、村正，兼负调解民间纠纷职责。司法实践中，州县官审理户婚、田宅纠纷时多以教化息讼为首选，调处与裁判相结合。乡里之间，里正、坊正常依乡规民约调处细故，退休官员与德高望重者亦参与民间息争。
宋明时期构建起官方律法与民间乡约协同的基层调解网络。北宋《吕氏乡约》提出“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依靠民间自治规范约束邻里行为。明代设立申明亭，由里老、耆民结合国法与乡规调解轻微纠纷，明太祖立法明确民间田土、婚姻纠纷必须先经乡里调解。乡约调解正式纳入基层治理体系。
清代调解体系走向多元成熟，调解成效纳入官吏考核，形成诉讼内州县调解与民间自治调解并行模式。《鹿洲公案》记载蓝鼎元审理阿明、阿定兄弟争产案，将二人同囚一室、铁索相连，观察数日后，见兄弟由赌气不言渐至互助交谈，遂升堂假意押送兄弟二人的孩子，声称要把他们送给乞丐头目，以骨肉分离之痛唤醒手足亲情。兄弟悔悟撤诉，次日，携妻邀族长至堂，愿捐地寺庙。蓝鼎元劝以祭田轮租、祀父养亲，既全孝道又息纷争，二人叩谢而去，从此和睦相处。
近代以来，传统调解文化完成现代化转型，孕育出红色司法调解模式。陕甘宁边区创立马锡五审判方式，法官深入田间地头，融合法理、乡规、民情就地化解纠纷。20世纪60年代，“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的“枫桥经验”得到推广，成为依靠基层群众化解矛盾的标志性治理模式。
赓续传承：古迹载体下传统调解智慧的当代实践
古籍中的调解理念并非束之高阁的历史遗存。各地依托历史古迹、文化地标打造特色调解工作法，将礼让、和合、包容的传统精神转化为可落地、可复制的司法实践，实现传统文化与现代调解机制深度融合。
福建南靖土楼人民法庭深挖土楼蕴藏的和合方圆智慧，创新“土楼文化调解法”。土楼内悬挂清代家训楹联“世事让三分天宽地阔，心田存一点子种孙耕”，成为调解工作的价值指引。依托特色文化调解模式，该法庭多年来保持较高调解撤诉率与服判息诉率，成为县域基层司法的特色法治名片。
安徽桐城立足六尺巷历史典故，打造标准化“六尺巷调解工作法”。六尺巷“千里家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的礼让精神，是传统“和为贵”思想的典型缩影。当地司法机关以此为依托，构建“倾听诉求—辨明是非—劝解疏导—借古喻今—互谅互让—握手言和”六步调解流程，以历史典故疏导当事人对立情绪，以礼让文化修复社会关系，实现案结事了人和。
两处特色调解实践充分证明，历史古迹、传统遗存是连接古今调解文化的重要载体。将本土传统人文资源融入调解流程，能够弱化对抗情绪，唤醒群众的包容礼让意识，大幅提升调解成功率。
守正创新：以和合理念推动新时代调解制度迭代升级
贯穿千年调解制度的核心内核是“和合”文化，《尚书》“协和万邦”、《易经》“保合大和”、《论语》“礼之用，和为贵”等经典论述，共同构筑起调解文化的精神根基。新时代完善多元解纷体系，必须立足和合价值内核，持续优化调解制度、借力数字科技拓宽调解渠道。
新中国成立后，调解规则持续迭代，调判关系不断优化完善。1964年确立“依靠群众，调查研究，就地解决，调解为主”十六字方针，确立群众路线在调解工作中的核心地位；1982年民事诉讼法（试行）调整为“着重调解”，平衡调解与审判适用边界；1991年民事诉讼法明确“根据自愿和合法原则进行调解”；2006年最高人民法院提出“能调则调，当判则判，调判结合，案结事了”；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进一步贯彻“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工作原则的若干意见》，对调解工作提出了具体工作要求，同年通过的人民调解法以专门立法保障当事人“调解自愿”原则；2012年、2017年、2021年、2023年修改民事诉讼法，均规定：当事人起诉到人民法院的民事纠纷，适宜调解的，先行调解，但当事人拒绝调解的除外；2024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关于严格依法规范民事案件立案与调解工作的意见》，进一步推动调解工作标准化、精细化。
数字技术为传统调解文化插上了现代化翅膀，拓展了“东方经验”的适用边界。2018年2月，人民法院调解平台正式上线，整合各类调解资源，当事人足不出户即可完成线上调解。2024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一站式”国际商事纠纷多元化解决平台上线，将中国调解模式推向国际商事纠纷治理领域。2025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多元解纷案例库”对外开放，为传承、创新调解经验提供了学习交流载体。2026年人民法院全力融入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助力大量矛盾纠纷在综治中心“一站式”化解。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基层人民法院已对接乡镇（街道）综治中心2.57万家，切实发挥法院专业优势，做实矛盾纠纷就地化解工作。
时代使命：传承调解文化筑牢和谐司法根基
中华优秀传统调解文化跨越千年，从古籍礼法记载到古迹特色实践，再到数字化多元解纷平台，形成完整的文化传承与制度发展链条。
新时代司法工作应当持续深挖传统调解文化蕴藏的治理智慧，坚持以“和合”为价值追求、以“无讼”为治理理想、以调解为纠纷化解优先路径。一方面，持续赓续本土历史文化资源，因地制宜打造特色调解工作机制；另一方面，依托数字技术完善线上线下一体化调解网络，健全自愿、合法、高效的现代调解制度。主动汲取传统调解文化养分，在司法实践中持续创新多元解纷路径，方能让承载东方治理智慧的调解制度在数字时代焕发全新生命力。
（作者系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应用法学》编辑部主任）
2026年08月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