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为经纬　织就航图

人物素描
　　司玉琢，1937年生于辽宁，中国海商法学的主要开拓者，大连海事大学原校长。他将毕生心血倾注于中国海商法事业，从1981年起全程参与起草新中国首部海商法，结束了我国远洋运输“无法可依”的历史；他首创“翅膀理论”，缔造了全球领先的海商法教研团队，推动大连海事大学成为国际海事法律人才的摇篮。时代潮头，他作为中国首席代表历时8年全程参与《鹿特丹规则》国际谈判；2017年，他出任海商法全面修订总顾问，为完善海事法律体系提供专业支持。晚年，他前瞻性提出构建“海法”体系，并以89岁高龄主持编纂700万字的《中国海商法文库》。他以半个多世纪的无悔坚守，书写着一位法学大先生护海而行、逐梦深蓝的赤诚与担当。

□ 本报记者　　　　 薛金丽 赵颖
□ 本报见习记者 胡建霞

一场火劫 淬炼护航之心
　　1937年，司玉琢出生于辽宁一个普通工人家庭。父亲的坚持，使司玉琢成为同龄人中少数能够接受完整系统教育的幸运儿。
　　1959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入当时中国唯一的高等航海学府——由上海航务学院、东北航海学院和福建航海专科学校合并成立的大连海运学院（大连海事大学前身），主修海洋船舶驾驶专业。
　　彼时新中国的航运业，面临着难以想象的窘境。司玉琢后来回忆，1964年毕业时，“悬挂我们五星红旗的船一直出不了国门”，原因在于外部的经济封锁。直到60年代末，中国船只才开始挂五星红旗堂堂正正地“走出去”。硬件上，1963年我国第一艘自行设计制造的万吨轮“跃进”号首航即触礁沉没，船队总吨位严重不足；软件上，既没有专门的海事法院，也缺乏完善的海事立法体系，航运活动缺乏明确的法律指引。
　　1964年毕业，司玉琢留校任教，被老师黄廷枢教授“硬拉进”海商法的队伍。黄廷枢是新中国海商法研究的拓荒者，一位曾执教船舶驾驶的资深舰长，20世纪50年代末响应国家急需，历时两年编写出国内首部海商法讲义。司玉琢坦言，“那个年代，学生们觉得海商法枯燥难懂、理论实践皆无，不愿涉足。”而黄廷枢选中了司玉琢。作为助教的司玉琢，跟随黄廷枢的脚步，一头扎进了这片学术荒漠。
　　然而，拓荒之路并不平坦。1973年至1977年，司玉琢调任天津远洋公司“金沙”轮，负责船员培训。这段重返航海一线的经历，让他对航海风险有了切肤之痛——在最后一个航次中，他与台风搏斗，亲历船尾火灾，与死神擦肩而过。装乙炔瓶和氧气瓶的仓库着火，一个燃烧、一个助燃，相当于一个个小炸弹。如果安全阀失灵引发爆炸，整条船的命运不可想象。这场生死考验，让司玉琢对航海风险有了切肤之痛，也让他更加坚定了制定法律、守护航海人安全的决心。
一个提问 触动毕生之志
　　1980年，大连海事大学档案馆存档了一份历史文件——《关于同意高照杰等六名同志赴挪威学习的通知》。司玉琢作为六人之一，踏上了前往挪威航运科学院的求学之旅。
　　这段海外深造经历，为他打开了观察国际航运法治体系的窗口，也让他看清了中国与世界的差距。一次课堂讨论中，老师让各国学员介绍本国海商法的相关规定。新加坡的、泰国的、斯里兰卡的学员依次发言，老师随即问道：你们中国是怎么规定的？
　　这个问题，让身为航运大国代表的中国学员一时语塞。
　　“中国还没有海商法。”司玉琢只能如实作答。在他看来，那是80年代，中国已经是航运大国，却没有自己的海商法，“人家都不可思议”。这份无言的窘迫，成了他此后数十年坚持立法和学术研究的原动力。
　　1981年回国后，恰逢海商法重新组建起草班子，司玉琢随即投身其中。
一部法律 凝聚几代心血
　　立法之路，道阻且长。
　　海商法起草始于1951年，至1963年已完成“草案第九稿”，1981年重新启动。这次立法肩负双重使命：既要构建新中国海商法律体系，又要为改革开放初期快速发展的航运业建立制度规范。
　　起草工作重启之初，起草委员会就陷入了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困境。用司玉琢的话说，“一是海商法理论研究缺乏，没有理论基础支撑，立法心里缺乏底气；二是没有司法实践，起草海商法心里很没有数。”
　　起草团队在“一穷二白”的起点上开启拓荒之路。没有理论，就系统研读《海牙规则》等国际公约，借鉴各国立法经验；没有实践，就通过“请进来、走出去”的双向交流，深入航运一线调研，逐步构建中国海商法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框架。
　　条件也极为艰苦。司玉琢记得，那时开会起草，地点在交通运输部的一个招待所六层小楼底层。“大夏天太阳直射时，里边的温度都快40℃了，不要说空调没有，连个电风扇都没有。”
　　具体条款的制定同样充满争议。比如“故意或者明知可能造成此种货物损害而轻率地作为、不作为”这一表述，在法律上究竟算重大过失还是间接故意，争论不清、意见不统一。最后没办法，干脆绕过争论，把英文用词直接翻译过来写进法条。这样的反复推敲，贯穿了整个立法过程。从20世纪50年代的第九稿，到80年代重启后的第十稿，起草团队经过了将近30稿的反复修改、打磨与推翻重来。
　　1992年11月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经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自1993年7月1日起施行。这部凝聚几代人心血的法律，开创性地构建了我国首个系统化航运法律体系，成功推动国内航运规则与国际通行标准接轨。
　　在司玉琢看来，这部法律的诞生“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如同为中国航运业制定了“交通规则”，既规范行业秩序，又为发展保驾护航。
　　此后30余年的实践印证了这一点。一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案例是中威轮船公司租船索赔案：1936年，上海中威轮船公司的两艘货轮租给日本公司后在抗战期间被日军强征沉没，陈家三代人穷尽外交斡旋、国际仲裁等途径，跨越近一个世纪未能获得公正结果。2014年，上海海事法院依据海商法相关规定作出终审判决，裁定三井株式会社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并执行完毕。司玉琢评价此案时说，一方面说明了法律的权威性和尊严得到了维护，另一方面也说明海事法院在处理复杂案件中把控能力有很大提高。执行完毕后，商船三井株式会社表示还要继续与中国做生意。
　　数据更有说服力：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三分之一，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中资海运船队规模4.9亿载重吨，这些都稳居世界第一。海商法如同无声的护航者，为这些成就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
一双“翅膀” 培育海事英才
　　立法之外，育人为本。
　　1984年，为响应改革开放后海运业的人才需求，大连海运学院率先设计“航运管理+海商法”复合课程体系。司玉琢提出了“翅膀理论”——航海学生要想飞得更高更远，需要给他们插上两只翅膀：一只是航运管理，一只是海商法。学校很快采纳了这一方案。
　　这一构想直接推动了大连海运学院在1985年创立我国首个国际海事专业，标志着新中国海商法本科教育的开端。
　　1994年，经国家教育委员会批准，大连海运学院正式更名为大连海事大学，学校从单一航运类院校向以海事为特色的多科性重点大学转型。司玉琢受命担任更名后的首任校长。在他的推动下，学校抓住“211工程”契机拓展多学科建设。这场学科转型不仅改变了大连海事大学的发展轨迹，更改写了国际海事教育格局。
　　如今，大连海事大学海商法专业已成为全球领先的海事法律人才培养基地。大连海事大学法学院院长朱作贤介绍：“我们海商法系20多个人的团队，在全球来说是一个最大的海商法教研团队，现在的西方国家，很少有这么多人。”经过40年发展，该专业已建成我国首个海商法“本—硕—博”人才培养体系，学术研究成果在国际学术界产生广泛影响，为国内外海事领域输送了大批优秀人才。
一个构想 开拓“海法”新域
　　海商法自1993年实施以来，为中国经贸发展和航运业崛起提供了有力保障，但随着国际航运格局的深刻变化，以及我国海洋强国建设的推进，对海商法进行全面修订，是新时代推动航运和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
　　2017年，我国正式启动修法工作，这是该法实施24年来的首次全面系统性修订，司玉琢担任总顾问。
　　本次修订并非简单的条文增减，而是立法理念的重大升级。条文数量从278条增至310条，新增了“加强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和“促进海上运输和经济贸易高质量发展”两大宗旨，标志着海商法立法重心从传统商事规范，向海洋生态保护、国际贸易权益保障等多元价值拓展。司玉琢提到，新修订的海商法中增加了对等反制条款——“如果你要对我实行有关航运的制裁歧视政策的话，我将对等反制”。他认为这次修改“总体来说是很成功的”。
　　2025年10月28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于2026年5月1日起施行。
　　司玉琢在国际舞台上的贡献同样不可忽视。作为中国首席代表，他历时8年全程参与《鹿特丹规则》国际谈判。“几年开会，我们净吃美国的牛排，吃了7次。”他用这种幽默的方式形容漫长的谈判过程，紧接着补充——“吃牛排归吃牛排，我们不可能在原则上进行让步。”从被动跟随国际规则，到积极参与谈判，再到成为规则制定的重要参与者，司玉琢推动中国海商法实现了跨越式发展的“三级跳”。
　　站在新的起点上，已89岁的司玉琢将视野拓展至更辽阔的海洋法治蓝图。他提出构建多元涉海法律的“海法”体系：把涉海的民事法律——资源开发、合同等单独梳理，把海事刑法、海事行政法突出出来。这些有特色的涉海法律组合在一起，就构成了一个体系。
　　大连海事大学校长单红军回忆：“他刚提出来的时候大家还不理解，但经过这些年，我们的海洋利益大家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意识到‘海法’的重要性。从这一点上也可以看出来，司老师的这种开拓的精神。”
　　目前，司玉琢正带领团队编纂首套14卷《中国海商法文库》。朱作贤道出了这项工程的重要意义：“这套文库要代表中国走向世界，代表中国自主的海商法知识体系的构建。作为大国，我国海商法教育已经亚太领先，亟需标志性专业著作支撑。”
　　当这部总字数达700万字的文库最终完成时，中国海商法学科将进一步筑就与世界对话的学术基石。
一生一事 静待春华秋实
　　半个多世纪的坚守与耕耘，司玉琢先后撰写学术专著、统编教材及译著20余部，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累计著述超千万字。他荣获“全国优秀教师”称号，培养的数代海事法律精英，已成为中国航运业、海事司法领域的中坚力量。
　　“他实际一直是退而不休，只要有事情找他，他还是勇于承担。”大连海事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蒋跃川道出了司玉琢晚年最真实的工作状态。
　　在司玉琢家的客厅里，悬挂着一幅“春华秋实”的书法作品。这是他父亲在2014年95岁高龄临终前留下的墨宝，这四个字不仅是两代人的精神传承，更是司玉琢一生的真实写照。
　　“一个人做一件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一件事。选择了海商法之后，再也没有左顾右盼、顾前想后，一心就是做这件事。”回顾半个多世纪的学术人生，司玉琢自己说得平淡而有力。
　　大海无言，规则有声。从远洋船上的青年驾驶员，到立法桌前的核心专家，再到国际谈判桌上的中国首席代表，司玉琢一生穿梭于法律与波涛之间，以法为炬，为海洋权益奠定基石；以学为桥，为海商法开拓前路。正如他家客厅里那幅“春华秋实”——这是两代人的精神传承，也是一位法学大先生用专业写就的注脚。
大连海事大学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