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保每一处设计都贴合真实司法实践

　　□ 《法治周末》记者 尹丽

　　近日，电视剧《危险关系》热播，将那些藏在亲密关系里的情感打压、心理控制，层层剖开在阳光之下。该剧由孙俪、吴慷仁主演，讲述了女主角颜聆与男主角罗梁之间的危险纠葛——罗梁背负着不堪的过往，他通过情感操控、监视控制等手段，一步步摧毁颜聆的自我认知，幸而颜聆最终觉醒，协助警方揭开了罗梁的真面目。
　　这部电视剧是导演、编剧薛晓路历时五年调研的心血之作。身为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她长期深耕现实主义影视创作，始终关注社会的隐秘角落：25年前，她参与编剧《不要和陌生人说话》，揭露了家庭暴力的残酷现实；后续作品《海洋天堂》则让孤独症群体走入大众视野，这部作品也成为该领域公共传播的标杆。
　　近日，记者专访薛晓路，听她畅谈影视创作心路历程，并阐述对现实主义影视创作者责任与担当的思考。
回应观众“正义实现”期待
　　记者：电视剧《危险关系》的热播背后，是你前后用了5年时间对精神操控现象进行深入了解。在这个过程中，来自警察、律师等法律工作者的观点，对这部剧有怎样的影响？
　　薛晓路：从2019年启动项目至今，我的团队始终以法律专业意见为支撑。我也从最初对精神操控的不了解，逐步走向对相关司法情况有了较多的认识。
　　我们调研核心围绕剧情的法律细节展开，确保每一处设计都贴合真实司法实践。比如“简蕾蕾死亡”情节，我们咨询公安民警后确认，若遗书、证据链条清晰，无特殊犯罪线索，可按自杀结案；针对袁野刺伤徐枫的“激情犯罪”情节，我们也从相关律师那里了解到“激情犯罪”的认定情形等。
　　关于剧中罗梁的判刑设定，我们也曾反复斟酌。为了体现情感暴力追溯难、取证难的现实，我们设计了由他而导致的三起自杀事件。这三起自杀事件，因为当事人死亡，且未留下任何与他进行精神控制有关的实质证据。根据法律工作者的提醒，这些间接证据线索是无法支持对他的刑诉的。唯一可能把他和犯罪直接联系的就是杀死乔子珊母亲的行为。原本我们设计的是他仅因这起“意外伤人致死”案受审。但最终成片时，我们修剪了这部分剧情，没有细节化地呈现他具体因为哪个案子入刑，而是把重点放在他接受了法律的审判。这样处理也是避免观众误解“施害者未被充分追责”，我们最终传递给观众的结局是“罗梁受到了法律的惩罚”。
　　记者：这个结局，可以看作对观众“正义实现”期待的回应吗？
　　薛晓路：这一理解非常准确。我们既尊重观众对正义的期待，也必须正视司法现实。虽然同类案件较为罕见，但我们不想传递“法律无能为力”的错误信号，也不愿让观众产生误解，因此对结局做概括性处理，既贴合现实，也起到警示作用。
　　记者：这部剧播出后，你参加了许多公益性质的活动，这似乎超出了一位创作者的工作范畴。
　　薛晓路：就我而言，创作的初衷不仅是打造艺术作品，更希望让观众识别精神伤害、增强自我保护意识。所以，这部电视剧播出后，我们积极配合各类知识普及活动。比如，心理协会与我们合作开展反精神控制活动，组织心理专家“陪看”剧集，教授自我保护方法与心理修复路径，让受害者知道“求助有门”。
　　我们也在配合推动情感教育纳入高校课程，希望能走进百所高校，开展亲密关系与普法心理课程，目前成都师范学院已开设反PUA相关公开课。与中国政法大学的交流中，我们一方面希望未来的法律工作者能规避自身情感风险，另一方面也期待他们将来接触相关案件时，能更全面地理解精神伤害，更好地开展司法工作。这些，都是作品最珍贵的社会价值。
“推动社会改变”源于责任感
　　记者：从调研到播出，再到如今《危险关系》辐射越来越广的范围、产生越来越大的社会影响，你的心路历程有什么变化吗？
　　薛晓路：我一直坚信，好的现实主义作品不仅要反映社会生活，更要参与社会生活、推动社会改变，这是我始终坚守的创作原则。
　　《海洋天堂》播出前，孤独症只是学术概念，播出后，公益组织、慈善基金纷纷倾斜，国家残联也调整政策，将孤独症群体纳入残疾人范畴，让他们能领取残疾人证；《不要和陌生人说话》则潜移默化推动了反家暴立法与警方接警规范。
　　这次《危险关系》的创作，从最初的调研困惑，到逐步理解司法现实，再到看到作品推动反PUA普及、走进高校，我更加坚定了创作初心，也更加体会到创作者的责任。能用作品传递善意、推动改变，对我而言就是最大的奖赏。
　　记者：作为创作者，“参与社会生活、推动社会改变”的驱动力，源自哪里？
　　薛晓路：我觉得是一种责任感。调研过程中，有人说，公益组织可能需要几十年才能让大众了解PUA危害，而一部有影响力的作品，一个月就能做到。听到这句话，我很感动，也更坚定了创作方向。
　　我很幸运，能用笔和影像协助公益组织传递声音，也能得到广大观众的喜爱。这份幸运让我明白，必须对得起自己的创作，多写有用、向善的作品，这既是责任，也是感恩。
与社会现实同频共振
　　记者：近年来，涌现出一批与案件有关的法治题材的影视作品，《危险关系》也是你受到“北大女生包丽案”启发创作的。有人说，司法实践是影视创作的一座“富矿”。你对此有什么观察和感受？
　　薛晓路：案件题材是宝贵的创作素材，天然带有悬念，能极大调动观众的注意力，这也是中外创作者都偏爱这类题材的原因。我个人也喜欢犯罪题材，我早期的《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你在微笑我却哭了》等作品，都以案件为引子或底色，因为案件带来的戏剧冲突与人物命运翻转，是其他题材难以替代的。
　　涉案题材虽曾经历低谷，但近些年，这类作品又成为热门。我认为，这与我国在打击犯罪、保护公民安全等方面成效显著是分不开的。我们越来越有信心通过影视作品展现法治建设成果。越来越多贴合真实的涉案作品涌现，这也体现了影视创作与社会现实的同频共振。
　　记者：你的作品中不乏警察、律师等法律工作者角色。在打造这些角色方面，你有怎样的经验？
　　薛晓路：我从未创作过纯粹的涉案题材，对法律工作者的了解多源于剧情调研，但我始终坚持一个原则：把法律人塑造成真实可感的普通人，而非标签化的“高大全”形象。一个满口官话、一身正气却缺少烟火气的法律工作者形象是难以让观众产生共鸣的。
　　法律人也是普通人，有职业坚守，也有成长过程。比如《危险关系》中的小李警官，作为基层民警，最初的职业责任感并不清晰，随着工作推进，出于职业要求与人性善意不断成长，他最终成为一位成熟的警察。我不想因为法律工作者的职业身份，就将其塑造成不食人间烟火的角色，唯有展现他们的坚守、困惑与成长，才能让形象更有说服力，也让观众更理解法律工作的不易。
　　记者：在创作过程中，你如何就题材选择进行考量？下一步有什么创作计划吗？
　　薛晓路：题材选择方面，没有固定规律，更多源于生活中的触动，这常常是“等待灵感降临”的过程。平时关注新闻、观察生活，倾听不同人的故事，当某个瞬间被触动，就会产生创作的冲动。而一旦有冲动，我就会投入调研采访，就像《危险关系》这样，用几年时间深入了解领域、接触相关人群，确保作品的真实性与专业性。
　　我的核心考量其实很简单：是否有社会价值，能否传递善意、引发思考、推动改变，能否让观众获得启发或力量。至于下一步计划，目前还没有明确方向，但我会继续保持对生活的敏感与观察，等待下一个触动我的题材，继续现实主义创作，写“有用的、向善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