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百姓语言讲清法律道理打开群众心结

□ 本报记者　　 黄　　洁
□ 本报通讯员 梁瀚伟 夏阳
　　
　　不久前，北京市怀柔区某村委会内，一场因村民刘大爷摔伤救治引发的医疗纠纷在这里巡回开庭，20余名村民到场旁听。怀柔区人民法院巧妙应用该院构建的“全流程释法说理”工作机制，将一起剑拔弩张的纠纷化于无形，也为在场群众上了一堂生动的法律课。
　　事件起因是98岁的刘大爷因摔伤昏迷被送往医院救治，经诊断为颅脑严重损伤。医院告知当时在场的长子及女儿，患者年事已高，手术风险极大，兄妹二人商议后，决定采取保守治疗并签字确认。老人于次日离世。事后，当时未在场的次子刘某提出强烈异议，认为医院没有征求他的意见存在程序过错，起诉要求医院承担赔偿责任。
　　怀柔法院副院长孙吉旭承办此案，他通过查阅案卷和庭前走访了解到，该案医疗事实清楚，但当事人情绪激动，刘家兄弟之间因历史原因关系不睦，事发时家人虽尝试联系刘某却未能如愿。若简单下判，虽可解决法律争议，但家庭矛盾可能进一步激化。
　　为从根本上化解矛盾，合议庭决定开展巡回审判，庭审地点就设在当事人所在地的村委会。开庭前，法官分别与各方当事人进行了沟通，明确两个争议焦点，分别为医院告知义务是否适当履行，法律是否规定医院必须征得全部近亲属同意才能展开救治。
　　庭审过程中，刘某情绪激动，反复强调自己是医院的法律顾问，医院不通知他属于严重的程序瑕疵。但在法官循序渐进式的询问中，刘某承认自己虽是医院的法律顾问，但其职责并不包括对具体诊疗方案进行审核。与此同时，医院代理人也指出，要求医疗机构在抢救前完成对所有亲属的告知，既不现实也与急救医疗的基本原则相悖。
　　“我国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一十九条规定，在患者不能或者不宜向其说明的情况下，医务人员应当向患者的近亲属说明并取得明确同意。这一规定的立法本意是在紧急情况下为救治生命提供法律保障，平衡知情同意权与生命健康权。本案中，当时在场的长子和女儿是法律规定的近亲属，他们的共同签字确认，意味着医院已履行了法定的告知义务。”法官结合案情的一番阐释，不仅面向当事人，也让旁听群众对医疗急救中的法律原则有了清晰的认识。
　　审理后，法院认为，医院已向在场近亲属履行告知义务，诊疗行为符合规范，当庭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宣判后，法官紧接着面向全体在场人员开展判后答疑：“乡亲们，咱们不妨想一想，如果是咱们自己家的老人半夜突发急病，您更希望医生怎么做？是立即根据陪在身边的家人意见检查、用药，还是要求医生把咱们所有在外打工的、走亲戚的兄弟姐妹都找齐、问一圈，才能开始治疗？”
　　“那哪儿等得起啊？”一位村民忍不住感叹，随即引起广泛共鸣。
　　法官紧接着说：“法律上的判决已经作出，但我们完全理解刘某作为儿子未能参与父亲最后医疗决策的遗憾。这个案件也让我们思考，亲情不仅体现在最终的决定上，更体现在平时的沟通与理解中。”法官的解释触动了在场所有人，刘某也表示，法官已经把道理讲透了，他愿意接受判决结果。
　　这样的释法说理场景，在怀柔法院的案件审理中已渐成常态。《法治日报》记者了解到，近年来，怀柔法院着力构建“全流程释法说理”工作机制，将释法说理由传统的“判后答疑”，系统性延伸至诉前、诉中、诉后全流程，形成环环相扣的工作闭环。
　　凡怀柔法院受理的案件，当事人在立案阶段就会收到一份“判后答疑权利告知书”，提前告知其诉讼权利义务，引导当事人形成合理预期。进入诉中，法院要求承办法官及审判团队，在庭审各环节主动履行法律释明和诉讼风险提示责任。诉后，还要严格落实上诉期内主动答疑与初访接待，确保当事人疑惑得到及时、专业的回应，做到“疑惑有处解、诉求有人听”。
　　据孙吉旭介绍，这一机制的有效运转首先要做到法律判断与情理疏导同步推进，即法官在厘清事实、适用法律的同时，关注诉求背后的真实原因，既判明是非，也疏导心结；其次，要将法庭询问、举证质证等环节转化为阐释法律、弘扬法治精神的公开课；最后，判决结果还应与社会效果同步考量，在追求裁判公正的同时，致力于得到当事人内心的认同并修复社会关系。
　　实践中，怀柔法院通过“讲解式”巡回审判、“对话式”庭审、“延伸式”判后答疑等多种方式，让法官主动走到群众中，用老百姓听得懂的话解读法律知识，让判决文书变成群众听得懂的道理。2025年，该院运用“全流程释法说理”机制审理的案件，一审服判息诉率达93.63%，上诉率下降2.6个百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