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侵权纠纷调解的“三重境界”

　　□ 讲述人：许月忠 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司法局谢集司法所所长、许诺调解室人民调解员

□ 整理：本报记者 赵红旗
　　
　　谢集镇静卧在黄河故道的臂弯里，地跨豫鲁两省交界。这里是典型的农业乡镇，麦浪与果园交织成四季的底色。在这片土地上，邻里守望的温情与生存压力下的无奈，常常纠缠在一起，成为平安建设中最微妙的注脚。
　　“许所长，我是隋某波，我闺女快不行了，您得帮帮我……”2025年7月16日深夜，我的手机骤然响起。电话那头，一个中年男人的声音沙哑而颤抖。
　　隋某波是谢集镇隋庄村的庄稼人，老实本分，他闺女隋某当时刚满13岁，在镇里一所中学读初中二年级。
　　事情要从当年春天说起。4月起，邻村袁某群的女儿袁某（时年14岁）多次对隋某实施欺凌。隋某起初不敢声张，只是放学后躲进屋里，把房门关得死死的。后来，孩子夜里开始做噩梦，哭醒过来，浑身发抖。再后来，孩子再也不肯踏进学校一步。6月初，孩子被紧急送到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医生诊断为急性应激障碍，必须住院接受心理干预。
　　“在医院住了二十多天，花了不少钱，全是借的。”隋某波声音哽咽，“我闺女以前多活泼啊，见人就笑。现在连门都不敢出，看见生人就吓得发抖。我去找袁某群，他说孩子的事他管不了。可孩子能等吗？她天天夜里哭，哭得我心都碎了……”
　　双方僵持了一个多月，村干部前后调解三次，都没能解开这个结。隋某波抱着最后一线希望，联系上我。
　　这起纠纷，表面是赔偿之争，内里却牵动两个孩子的成长与未来。它关乎钱，更关乎心；关乎眼下，更关乎长远。我和搭档刘绍明心里都清楚：单凭我们两张“婆婆嘴”，很难真正解决。于是，我们立即启动“三师协同”（人民调解员、律师、心理咨询师组成专项调解小组，协同解决矛盾纠纷）调解模式——由两名人民调解员牵头，律师董江山、心理咨询师任芳加入，迅速组成专项调解小组。三把“钥匙”同时转动，只为打开那扇紧锁的心门。
第一把钥匙
建起“防火墙”
　　我们做的第一件事，是立规矩，为后续所有沟通筑起一道“防火墙”。
　　第二天上午，我把隋某波请进调解室，关上门，郑重地说：“老隋，今天咱们谈的所有细节，包括孩子的名字、学校、具体受伤情况，出门即止。谁往外传，给孩子造成二次伤害，我要追究责任。”
　　隋某波愣了一下，重重点头：“许所长，有你这句话，我心里踏实。”
　　同样的承诺，我也从袁某群那里得到。这个五十出头、身体多病的汉子，家里确实困难——他患有糖尿病、高血压，妻子残疾无劳动能力，全家靠几亩地和低保过日子。他眼圈红了：“许所长，我就怕这事传出去，我闺女以后没法做人。您能这么说，我信您。”
　　当天下午，任芳在司法所专门布置的两间咨询室里，分别与两个孩子交流。房间温馨，墙上贴着卡通画，角落里放着玩偶和沙盘。
　　对隋某，任芳通过沙盘游戏、绘画投射等方式，把看不见的伤痛转化成评估报告。一周后报告出来：中度焦虑症状，社交回避倾向明显，创伤后应激反应，后续需6个月至8个月系统心理康复。
　　对袁某，任芳引导她说出行为背后的动机。慢慢，那个一直低着头的女孩开口了：“我就是想让她跟我玩……她不跟我玩，我就……我在学校没朋友，同学都笑话我家穷……”
　　原来，这是一个长期缺乏家庭关爱、渴望友谊却不知如何表达的孩子，用错误方式发出的交友信号。
第二把钥匙
算好“两本账”
　　第一次正式调解。
　　会议室气氛紧张。隋某波把一沓医院票据拍在桌上：“这是住院费、医药费、交通费的票据。后续还要心理康复，这钱该谁出，法律有规定。”
　　袁某群腾地站起：“我一年到头挣不了多少钱！孩子在学校的事我压根不知道，凭啥全赖我？”
　　双方越说越激动。我和刘绍明立即把两人分开，分头做工作。
　　我把隋某波请回调解室，倒了杯水：“老隋，消消气。咱们今天的目标，是让孩子真正好起来，不是要赌一口气。”
　　任芳翻开评估报告，语气温和坚定：“根据专业评估，孩子确实存在中度焦虑症状。心理创伤恢复需要过程，我向您保证，不管赔偿最后谈成什么样，我会一直跟进孩子的康复，直到她好起来。”
　　隋某波长长出了口气，情绪慢慢平复。
　　另一间调解室里，董江山跟袁某群谈：“老袁，根据民法典的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医院诊断、任老师的评估报告都在，您必须承担责任。越早真诚面对，对你闺女的成长越有好处。她不是坏孩子，是缺爱、缺管教。这次不给她教训，不教她正确的社交方式，下次呢？长大了呢？”
　　我也敲边鼓：“老袁，将心比心。如果是你闺女受了委屈，你啥感受？”
　　袁某群低着头，手指搓着衣角，半晌叹了口气：“我也拿不出多少钱啊……”
　　我把评估报告和赔偿项目摆在他面前：“医疗费有票据，后续康复有评估，这些是实际损失。咱们的目标，是商量一个双方都能接受、有理有据的方案。”
第三把钥匙
种下“希望苗”
　　接下来一个多月，任芳继续跟进两个孩子的情况，董江山反复测算赔偿合理区间，我和刘绍明在两家之间传递信息、沟通意见。
　　第三次调解，气氛明显不一样了。
　　我拿出根据“三师”意见拟定的赔偿方案：“考虑到袁大哥家实际困难，我们建议袁大哥一次性赔偿一万元。余下缺口，由隋大哥申请未成年人心理援助基金，司法所帮跑手续。任老师承诺，后续心理疏导按公益价收取，能减免的尽量减免。”
　　隋某波沉默，看向任芳，任芳点头。
　　我又看向袁某群：“一万元，能拿出来吗？”
　　袁某群咬着牙：“我借！砸锅卖铁我也出！”
　　“好。还有一件事，袁某必须当面给隋某道歉，真心实意地道歉。任老师会提前跟她沟通好。”
　　袁某群连连点头。
　　会议室安静几秒。袁某群站起来，走到隋某波面前伸出手：“老哥，对不住，是我没教好孩子。钱我这周送来。”
　　隋某波握住他的手：“都过去了，希望孩子们都能好好的。”
　　道歉时刻。在司法所那间温馨的咨询室里，两个女孩面对面坐着。旁边是双方家长和任芳。
　　这是任芳精心安排的场景。她提前一周给两个孩子做心理建设。
　　“袁某，你有什么想对隋某说的吗？”任芳轻声问。
　　袁某站起来，低着头，声音很小：“隋某，对不起。我错了。我不该那样对你。我知道你很难受，我也很难受。我以后再也不那样了。你能……你能原谅我吗？”
　　隋某看着袁某，眼圈红了。沉默几秒，她轻轻点了点头：“嗯。”
　　就这一个字，隋某波眼泪唰地流了下来。他转过身，使劲抹脸。
　　袁某群也哭了，他走到隋某波面前深深鞠躬：“隋老弟，对不起，以后我一定好好管孩子，谢谢你们家原谅我们。”
　　隋某波拉着他的手，两个中年男人紧紧握着手。
　　那一刻，我知道，这案子成了。
　　随后，双方签订《人民调解协议书》。袁某群代表女儿袁某，一次性赔偿隋某医疗费、交通费、心理康复费等共计一万元；袁某当庭向隋某诚恳道歉；双方家长承诺今后将加强对孩子的教育监管，严格遵守隐私保护约定，积极配合任芳开展后续心理疏导。
　　一个月后，任芳在所建的微信群里发消息：两个孩子都恢复正常上学，隋某焦虑症状明显缓解，袁某在学校心理老师的帮助下，慢慢学会用正确方式与同学交往。
漫画/高岳　　


解题经验

　　复盘这起纠纷，我提炼出调解未成年人侵权纠纷的“三重境界”。
　　第一重境界：解“法”结，更要解心结。
　　未成年人之间的侵权伤害，往往伤在看不见的地方——心理层面的创伤，比皮肉之伤更隐蔽，也更深远。在谢集这样的留守村镇，孩子们从小缺少情感倾诉的出口，受了委屈往往憋在心里，等到爆发时，已经积重难返。如果调解时只谈钱、不谈“心”，受害方的伤痛得不到正视，施害方也认识不到错误的本质，赔了钱，心结却越系越死。这次能成，关键在于心理咨询师全程介入——用专业评估让伤害“可视化”，把抽象的心理创伤转化为具体的康复路径，让赔偿数字不再冰冷，而是一份有温度的治疗方案。
　　第二重境界：救当下，更要救长远。
　　涉未成年人案件，我们面对的不是一个时间点，而是一条成长线。农村家庭普遍缺乏心理健康知识，家长往往只看到孩子“不听话”“不出门”，却不知如何真正伸手拉孩子一把。因此，我们做了几个“额外动作”——制定半年的心理疏导计划、建立家长沟通群、提供家庭教育指导。这些看似超出了调解的“本分”，恰恰是让和解协议真正落地、让孩子真正康复的关键。把“解决问题”变成“治愈关系”，把一次纠纷解决的终点，变成家庭成长的起点。
　　第三重境界：护权益，更要护隐私。
　　在熟人社会的农村，东家长西家短，消息本就传得快，涉及孩子的纠纷更是“热点”。一旦细节泄露，流言蜚语对孩子的伤害，可能比事件本身更持久。从头到尾，所有涉及孩子个人信息和事件细节的讨论，都在私密空间进行；所有需要公开的场合，都严格回避具体细节。这不是客套，而是底线。这次我们反复强调“出门即止”，不仅赢得了家长的信任，更重要的是让两个孩子在这场风波中，没有被第二次伤害。
　　法律能解决赔偿数字，但治愈人心的，永远是设身处地的理解和对未来共同的期盼。“三师协同”模式的价值，就在于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律师划定底线，让调解不偏航；心理咨询师疗愈创伤，让心结得以打开；而我们调解员，则是那个穿针引线、把控节奏的人，确保整个过程的温度和效率。
　　在这片黄河故道边的土地上，乡亲们守着朴素的道理：种地要深耕，育人要入心。我们基层调解员，就是要做那个点燃希望的人——让每一次冲突的终点，都成为孩子们健康成长的新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