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群众司法获得感可感可触

□　本报记者　　 孙立昊洋 马金顺
□　本报通讯员 许颖

　　城市建设与治理离不开司法的支撑与保障。2025年，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刑事案件审判“最后一问”、民事案件审判“最后一劝”、行政环资案件“最后一评”、案件庭审结束“最后一送”“四个最”小切口创新，通过四个关键节点精细管控，体现精准化举措的问题导向性、精准施策性、以小见大性、可复制推广性，为城市治理注入优质司法动能。
刑事审判“最后一问”
　　司法服务的精度，藏在个案办理的关键一问。
　　“邓×，你还有没有其他事实需要补充陈述，或者检举？”西安中院开庭审理一起非法经营电子烟案件时，审判长发现被告人邓某关于一名共犯的涉案金额的供述与其在侦查阶段所作的供述有所出入，且与公诉机关出示的客观证据不一致，分析认为，二被告人在案发前有串供及隐瞒部分犯罪事实的可能，于是在最后陈述阶段进行“最后一问”。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最后一问”是承办法官基于大量基础案情分析与既往经验而作出的“有准备之问”，它跳出就案办案，以深挖彻查潜在犯罪线索的担当思维与整体量刑的精准把握，让公平正义延伸到每个角落。
　　不仅如此，鉴于刑事案件情节严重，社会危害性大，案情往往错综复杂，有些甚至在本案外牵涉其他纠纷线索，西安中院在刑事案件审理中推行“最后一问”，增加“风险评估询问”环节，重点针对暴力犯罪、经济犯罪等案件，开展“心理状态、社会关系、再犯可能”三维度问诊，深度挖掘、研判潜在风险，减少次生纠纷。
　　2025年，西安中院在刑事案件审理中严格落实“最后一问”机制，并根据庭审讯问情况发出补查函、线索函、司法建议46次。
民事案件“最后一劝”
　　司法为民的温度，融在群众纠纷中的循循一劝。
　　“回想男方创业初期，女方倾力相助，确系情义之举；后虽分手，男方仍承诺还款，亦是信义之守……”在碑林区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恋爱期间民间借贷纠纷案中，承办法官多次组织双方调解，收效甚微，仍继续向双方当事人书写《劝和书》，从情感唤醒、法理分析等方面再次进行劝导。
　　双方当事人最终被这份《劝和书》和法、理、情融合的司法服务所打动，达成“分期偿还+部分减免”的调解方案，为过往感情画上体面的句号。
　　民事案件，特别是婚姻家事等案件，看似是家长里短的“小事”，却关乎社会稳定“大局”。西安中院推行民事案件“最后一劝”，在开庭最后阶段或宣判前，依据事实，结合诉讼焦点与当事人主张，释法说理，劝导疏解纠纷，特别是在调解失败至宣判前的“黄金72小时”开展分层递进式劝导：首次聚焦事实厘清，二次侧重情感修复，三次促成和解方案，守护民生安稳。
　　“很多时候，当事人需要的不仅是一个法律结果，更是一个情绪宣泄的出口、关系修复的契机。我们在民事案件中推行‘最后一劝’，既要当外科医生精准切除病灶，也要做好中医，调理元气、修复关系。”《劝和书》的作者、碑林法院法官郑毅说。
　　数字最有说服力：西咸新区人民法院在6132件案件中运用“最后一劝”，成功化解4559件，调解成功率达74.35%；鄠邑区人民法院建立“三阶递进式劝导”体系，让婚姻邻里纠纷调解率达60.22%。
行政环资“最后一评”
　　司法监督的力度，聚在公益守护的专业一评。
　　2025年，西安中院创新推出行政环资案件“最后一评”，即在作出裁判后，针对行政机关行为或环境资源保护突出问题开展专业司法评价，从个案出发逐步形成“问题清单”，构建法律效果评析、社会影响评估、生态价值评价的“三评一体”机制，让判决书成为普法释法的教材、指导执法的有力蓝本。
　　值得一提的是，临潼区人民法院创新提出“一告知，双论证”机制，并聚焦土地资源保护，做好相关行政案件“最后一评”，为今后重点建设项目规划、宅基地审批权责、土地确权程序等提供法治参考。
　　据介绍，“一告知，双论证”机制是指坚持事前处罚广泛告知，建立“执行前置法律意见书”制度，要求具体案件出具《法律意见书》并随案移送社会风险评估报告或执行评估方案，推动强制执行“双重论证”，要求对行政强制案件的合法性、合理性进行全面“法治体检”，不断明晰执法责任和规范履职，加强部门协同治理。
　　据统计，2025年，西安法院与相关行政部门开展座谈交流21次，向行政相对人进行释法明理、判后寄语60余次。
　　“西安法院落实行政环资案件‘最后一评’，既让群众真切感受到诉求被重视，也推动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查漏补缺，以司法监督助推行政履职提升，凝聚起法治政府建设与公共利益守护的强大合力。”西安中院行政审判庭庭长崔志刚说。
庭审结束“最后一送”
　　司法关怀的厚度，落在服务延伸的暖心一送。
　　“虽然家人回不来了，但我们切实感受到了法律的温情与公正。”在一起医疗责任纠纷中，原告签下调解协议后，握着承办法官雷雯的手感激地说。
　　该医疗责任纠纷中，原告家属李先生经抢救无效去世，雷雯给出医院承担40%责任的调解方案未被原被告双方采纳。但无论案件进展如何，在每一次与当事人沟通后，雷雯都坚持将当事人送至法院门口，希望在“一程相送”中释明法治精神、传递司法关怀。最终，原被告双方达成调解。
　　庭审结束不是司法服务的终点。西安中院制定“最后一送”专项实施方案，要求承办法官、法官助理或书记员送当事人出法庭或法院，进行情绪疏导、规范指引，并针对不同群体、案件、场景、风险等级分类推进“最后一送”，将法律术语转化为有温度的司法对话，解“法结”更解“心结”。
　　在西安法院，“一程相送”已成为法官干警工作的日常：一位老人因行动不便在雁塔区人民法院的安检口徘徊，“西安法警天平守护志愿服务队”的干警立即开启“特殊人群”安检通道，搀扶老人完成全程诉讼程序；凌晨1点，长安区人民法院法官审结一起离婚案后，主动协助无车返程的当事人回家并在途中进行心理疏导，实现案结、事了、人和、心稳。
　　“西安法院将持续聚焦城市治理需要，不断深化‘四个最’等精准化创新举措，促进‘结案了事’向‘定分止争’转变，‘程序正义’向‘实质正义’深化，‘司法裁判’向‘社会治理’融合，让群众司法获得感可感可触。”西安中院党组书记、院长赵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