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夜，四盆炭火暖山村

　　□ 文杰 文/图

　　黔东的深冬，冷得有些蛮横。大寒刚过后的一个傍晚。看了一眼手机，气温已经跌到了零下1摄氏度。石阡县公安局聚凤派出所教导员罗旭东、副所长吴朝照、辅警龚坤以及乡综治办、司法所、妇联的工作人员裹紧了棉大衣，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贵州省石阡县聚凤乡枫香屯村的水泥路上。
　　今晚，我们不在暖和的办公室里值班，而是要把“办公桌”搬到村里的院坝上。
　　没有话筒，没有讲台，也没有明亮的会议室。村党群服务中心的院坝里，临时拉了两盏昏黄的白炽灯。灯下，四盆红彤彤的炭火正吐着火舌，二十来条高矮不一的农家板凳围成了一个不太规则的圆圈。
　　四十多位乡亲已经到了。大家搓着手，呵出的白气在灯光下交织成一团团白雾。这是一场关于平安与团圆的“警民共商会”，在这冰凉的水泥地上，我们要和乡亲们一起，把心焐热，把年过好。
不设防的“龙门阵”
　　“乡亲们，天冷，辛苦大家跑一趟。”
　　晚上七点半，罗旭东率先站起身。他没拿笔记本，而是先搓了搓冻得有些发红的手，大嗓门里带着浓重的乡音：“今晚咱不开长会，也不讲大道理，就拉拉家常，摆摆‘龙门阵’。说说咱们枫香屯眼前的事、操心的事、麻烦的事。”
　　这句开场白，就像往火盆里扔了一把干柴，气氛“腾”地一下就活泛了。
　　在基层干久了，我们深知，老百姓最怕那种高高在上的“宣讲”。你得坐下来，坐在低处，甚至坐在火盆边烤得脸发烫，他们才愿意把你当自己人，掏心窝子。
　　“罗教导，我先说一句。”50岁的敖华强紧了紧外套，打破了沉默，“这几天，外面打工的年轻人陆陆续续回来了，村里车多了，晚上黑灯瞎火的，就怕有个磕碰。”
　　吴朝照立刻翻开随身的警务日志本，记下了这一笔。抬头接过话茬：“敖大哥，这事儿说到点子上了。我们这次来，头一桩就是这事。最近夜间巡逻我们已经加派了人手，特别是周末和赶集日。另外，村口那几个急弯的反光镜，明天我们就去检查，坏了立马换。”
　　吴朝照顿了顿，看着周围那一张张被炭火映红的脸，诚恳地说：“但这事光靠警察不够，还得靠大家。家里的娃回来了，多念叨一句：开车不沾酒。现在的年轻人，有的回来开个车，山路十八弯也敢踩油门，这得管。”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从电信诈骗的花样翻新，聊到寒假孩子沉迷手机游戏；从山路的急弯，聊到可能冒头的赌博暗流。
　　我坐在板凳上，侧身倾听，不时在膝盖上写写画画。火盆里的炭火越烧越旺，偶尔爆出“噼啪”的声响，火星子溅起来，像极了这乡村里琐碎却鲜活的日子。在这种没有任何隔阂的交流中，我强烈地感受到：所谓的“治理”，其实不是冷冰冰的管控，而是无数个这样面对面的瞬间，是两双粗糙的大手握在一起的温度。
炭火旁的“断案”
　　正聊得热火朝天，人群外围突然传来一阵骚动。
　　借着灯光，我们看见村民阿标和他媳妇刘大姐一前一后走了过来。两人的脸都绷得紧紧的，阿标黑着脸，刘大姐眼眶泛红，显然刚吵过架，还在气头上。
　　“来，正好大家都在，有事坐下说，别憋在心里。”罗旭东主动起身招呼。
　　原来，快过年了，家里的琐事突然多了起来。下午两口子因为家务分担和孩子教育的问题，几句不对付，吵翻了天，甚至动了手。阿标觉得自己在外面挣钱辛苦，回家还要受气；刘大姐觉得家里里外外全靠她，男人回来就当甩手掌柜。
　　我们没有急着评判对错，而是让龚坤给两人倒了两杯热茶，递到手里。
　　“这茶烫手，先暖暖。”罗旭东语气温和，“快过年了，一家人的劲儿，得往一处使。吵赢了道理，输了感情，划不来。”
　　吴朝照接着话头，没有搬出法条硬压，而是从情理入手：“阿标，你在外面打工，一年到头不容易，是为了啥？不就是为了这个家热热乎乎的吗？嫂子在家带娃守家，这份辛苦不比你搬砖轻松。”
　　“过日子哪有勺子不碰锅边的！”旁边一位年长的阿婆也插了嘴。
　　“都退一步，多想想娃娃。”
　　周围的乡亲们也纷纷做起了“和事佬”。这种“七嘴八舌”的劝解，有着一种神奇的魔力——它构成了乡村特有的舆论场和道德约束力。
　　渐渐地，阿标低下了头，手里的纸杯被捏变了形。过了好一会儿，他看了一眼妻子，声音低了八度：“我脾气是急了点……你在家确实辛苦。”
　　刘大姐一听这话，眼泪“唰”地就下来了，别过脸去，语气却软了：“你也不容易……我就是想你有事好好商量，别总吼。”
　　大概半个小时，一场眼看就要激化的家庭风暴，就在这炭火边、板凳上，消融于无形。看着夫妻俩并肩坐下的背影，我内心忽有所动：法律的刚性，在基层往往需要包裹在人情的柔性里才能真正落地。
守住那个“1”
　　夜越来越深，寒气顺着领口往里灌，但没人起身离开。议题，也从家长里短，慢慢转向了更深远的地方。
　　“光靠我们几条腿，跑不完这大山里的村村寨寨。大家的眼睛和耳朵，才是最灵的‘探头’。”吴朝照合上记录得密密麻麻的本子，坦诚地对大家说。
　　“以前总觉得警察就是抓坏人的，看着怕。今晚看你们冻得跺脚还在记我们的事，心里暖。”蒲大伯的一句话，让我鼻子有些发酸。
　　村支书杨秀成做了一个比喻：“平安是前面的‘1’，挣钱、盖房、买车是后面的‘0’。没有平安这个根基，日子过得再红火也不踏实。派出所带着我们开这个会，就是帮我们把这个‘1’立稳了。”
　　这句话，在冬夜的空谷里显得格外响亮。
灯光与警徽
　　晚上九点半，“共商会”接近尾声。
　　大家陆续起身，板凳摩擦地面的声音此起彼伏。龚坤还在最后叮嘱大家注意防火，并承诺这样的会以后会常开，轮流到各个寨子开。
　　我收拾着桌上的东西，回头看了一眼。两盏白炽灯在寒风中微微晃动，光线昏黄，却把警徽照得锃亮。
　　院坝渐渐空了，但那些关于安全、关于体谅、关于如何把日子过好的对话，好像还热乎乎地留在空气里。我收拾着炭盆，里面还有未烬的星火。那一刻我深深觉得，我们基层民警的工作，有时就像这冬夜添炭——未必能驱散所有的严寒，但只要肯俯下身，走进这院子里，点起火、聚拢人，就能让一方人心，暖暖和和地，看见光亮，看见希望。
（作者系贵州省石阡县公安局特警队民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