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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与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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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薛金丽
终南山下，潏河之滨，我的母校西北政法大学长安校区，坐落在一片厚重的黄土之上。对于每一位曾在此求学的学子而言，这片土地不仅仅是研习法理的校园，更是一处与历史对话的“时空折叠点”。在天平楼的侧畔，沉睡着一位特殊的“编外教授”，以一身瘦骨与千古清名，日夜讲授着一堂关于“权”与“法”、“廉”与“独”的终身大课。
他，便是西汉御史大夫、廷尉张汤。
回望2002年，母校长安校区的建设还在轰鸣声中推进时，一把探铲意外叩响了历史的门环。谁也未曾想到，一所孕育当代法治人才的学府，竟选址于一位汉代最高司法长官的墓地之上。这是偶然，亦似天命。学校没有惊扰这位古人，而是怀着敬畏之心，原址保护，修葺纪念碑，并在墓旁筑起一座“廉亭”。从此，这位在《史记》中面目威严的“酷吏”，便成了我们的“师长”，成了守护这片校园法治精神的“地标”。
初读《史记·酷吏列传》，只觉凛冽。张汤确是武帝手中最锋利的剑，治陈皇后、淮南王诸案，株连甚广；定《越宫律》，笔锋如铁。一个“酷”字，几乎成了他洗不去的烙痕。
然而，拨开历史的烟云，站在“廉亭”之下，我们更能读懂他作为“廉吏”的风骨。
太史公写他身后，笔墨极为克制：“家产直不过五百金，皆所得奉赐，无他业。”位极人臣，死后家产竟不过中人之资，且尽为俸禄赏赐，无寸土之增。这寥寥数语，比任何颂德碑文都更有力量。更令人动容的是其母的决绝。张汤蒙冤自裁，棺椁返乡，老母拒斥一切厚葬之议，厉声道：“汤为天子大臣，被恶言而死，何厚葬为！”最终，牛车薄棺，了却此生。司马迁于此搁笔长叹：“其廉者足以为仪表。”
这句“仪表”，便是这位“编外教授”留给西北政法大学学子最珍贵的教案。他用生命诠释了何为“守身如玉”。在权力的巅峰，不仅要有雷霆手段，更要有对物欲的极度克制。这种克制，不是被动的无奈，而是一种源自内心的傲骨。
求学时，我常去墓旁静坐。那里没有香火，只有松柏常青，与亭内时任校长贾宇所撰《廉亭记》的碑文相互映照：“政事兴亡，惟廉弥珍；刑忌苛酷，罚贵公允。”这十六字，如金石掷地，既是对古人的洞见，更是对今人的箴言。张汤的一生，恰似一部深刻的辩证法：他持守了极致的“廉”，却迷失于绝对的“酷”。他像一面澄明而冰冷的铜镜，既照见“清廉”所能抵达的精神高度，也映出“苛酷”所能坠入的历史深渊。我们纪念他，正是要同时汲取这光辉与阴影的教诲——法治的昌明，既需要“清风两袖”的底色，更离不开“天下无冤”的温情。
如今离校多年，在世事中行走，每当面临幽暗的诱惑或艰难的抉择，我总会想起那座沉默的墓冢。他仿佛一个永恒的诘问，悬在每位法律人的心头上：我们追寻的法治，其威严究竟应植根于恐惧，还是生于公信？张汤以他的生命结局告诉我们，无廉则威不立，无正则法不行。他的骨血虽已化入长安的黄土，但那副清廉的骨架，却在这片法学沃土中挺立成了永不坍塌的坐标。
风又从终南山来，拂过天平楼，轻轻摇动廉亭的檐角。我仿佛看见，那位峨冠博带的“编外教授”，依旧立于千年如一的暮色里，向每一个怀抱法典匆匆走过的年轻身影，投去深深的一瞥。
那目光里，是穿越时空的嘱托，无声，却震耳欲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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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廉亭侧畔听汉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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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6-01-25 ） 稿件来源： 法治日报阅读与写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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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薛金丽
终南山下，潏河之滨，我的母校西北政法大学长安校区，坐落在一片厚重的黄土之上。对于每一位曾在此求学的学子而言，这片土地不仅仅是研习法理的校园，更是一处与历史对话的“时空折叠点”。在天平楼的侧畔，沉睡着一位特殊的“编外教授”，以一身瘦骨与千古清名，日夜讲授着一堂关于“权”与“法”、“廉”与“独”的终身大课。
他，便是西汉御史大夫、廷尉张汤。
回望2002年，母校长安校区的建设还在轰鸣声中推进时，一把探铲意外叩响了历史的门环。谁也未曾想到，一所孕育当代法治人才的学府，竟选址于一位汉代最高司法长官的墓地之上。这是偶然，亦似天命。学校没有惊扰这位古人，而是怀着敬畏之心，原址保护，修葺纪念碑，并在墓旁筑起一座“廉亭”。从此，这位在《史记》中面目威严的“酷吏”，便成了我们的“师长”，成了守护这片校园法治精神的“地标”。
初读《史记·酷吏列传》，只觉凛冽。张汤确是武帝手中最锋利的剑，治陈皇后、淮南王诸案，株连甚广；定《越宫律》，笔锋如铁。一个“酷”字，几乎成了他洗不去的烙痕。
然而，拨开历史的烟云，站在“廉亭”之下，我们更能读懂他作为“廉吏”的风骨。
太史公写他身后，笔墨极为克制：“家产直不过五百金，皆所得奉赐，无他业。”位极人臣，死后家产竟不过中人之资，且尽为俸禄赏赐，无寸土之增。这寥寥数语，比任何颂德碑文都更有力量。更令人动容的是其母的决绝。张汤蒙冤自裁，棺椁返乡，老母拒斥一切厚葬之议，厉声道：“汤为天子大臣，被恶言而死，何厚葬为！”最终，牛车薄棺，了却此生。司马迁于此搁笔长叹：“其廉者足以为仪表。”
这句“仪表”，便是这位“编外教授”留给西北政法大学学子最珍贵的教案。他用生命诠释了何为“守身如玉”。在权力的巅峰，不仅要有雷霆手段，更要有对物欲的极度克制。这种克制，不是被动的无奈，而是一种源自内心的傲骨。
求学时，我常去墓旁静坐。那里没有香火，只有松柏常青，与亭内时任校长贾宇所撰《廉亭记》的碑文相互映照：“政事兴亡，惟廉弥珍；刑忌苛酷，罚贵公允。”这十六字，如金石掷地，既是对古人的洞见，更是对今人的箴言。张汤的一生，恰似一部深刻的辩证法：他持守了极致的“廉”，却迷失于绝对的“酷”。他像一面澄明而冰冷的铜镜，既照见“清廉”所能抵达的精神高度，也映出“苛酷”所能坠入的历史深渊。我们纪念他，正是要同时汲取这光辉与阴影的教诲——法治的昌明，既需要“清风两袖”的底色，更离不开“天下无冤”的温情。
如今离校多年，在世事中行走，每当面临幽暗的诱惑或艰难的抉择，我总会想起那座沉默的墓冢。他仿佛一个永恒的诘问，悬在每位法律人的心头上：我们追寻的法治，其威严究竟应植根于恐惧，还是生于公信？张汤以他的生命结局告诉我们，无廉则威不立，无正则法不行。他的骨血虽已化入长安的黄土，但那副清廉的骨架，却在这片法学沃土中挺立成了永不坍塌的坐标。
风又从终南山来，拂过天平楼，轻轻摇动廉亭的檐角。我仿佛看见，那位峨冠博带的“编外教授”，依旧立于千年如一的暮色里，向每一个怀抱法典匆匆走过的年轻身影，投去深深的一瞥。
那目光里，是穿越时空的嘱托，无声，却震耳欲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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