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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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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钟 燃
先知往往不被当时的人们所理解，真理大都需要时间的检验。苏轼的《乞免五谷力胜税钱札子》呈上之后，得到的回应是沉默。元祐八年（1093年）三月，已经改任礼部尚书的苏轼再次上书，恳请朝廷重新考虑。然而，结果依然是石沉大海。这道奏议在北宋朝廷中并未引起应有的重视。探究其在当时不被采纳施行的原因，与探究其蕴含的“以法活人”思想，一样具有价值。
首要原因在于利益藩篱。长远的经济逻辑和立意高远的思想主张，难以抵挡中央财政眼前的刚性需求和地方利益的盘根错节。北宋中期以来，冗官、冗兵、冗费问题积重难返，对辽、西夏的战争开支与岁币岁赐支出更使国库左支右绌。“五谷力胜税钱”虽为新立，但它毕竟是一项可以带来真金白银的税目。尽管苏轼论证了取消此税可通过其他商品税收予以弥补，甚至能节省巨额赈灾支出，但这是一种长远、整体且存在不确定性的计算。放弃一项既定的、可观的税收来源，转而寄望于不确定的市场活跃后可能带来的税收增长，风险太大，动力不足。在当时的朝廷和地方官员看来，远不如眼前的税收来得实在和可靠。同时，征税环节滋生的灰色利益链条，也形成了隐蔽而强大的官僚执行层阻力。
其次在于政治考量。元祐时期的政治氛围并非致力于真正的“更化”与民生，而是陷入了党争的泥潭与政策的空转之中。苏轼既不赞同王安石变法的激进，也不支持司马光尽废新法的极端做法，这种理性的态度在当时情绪化的党争中，反而使他处于尴尬的境地。当他提出废除五谷力胜税钱的建议时，自然难以得到广泛支持。还有重要的一点是，朝廷虽然耗费巨大进行赈灾，但在北宋统治者看来，这是一种彰显皇恩、收拢民心的方式。每逢灾荒，皇帝“捐金帛，散仓廪”，百姓感恩戴德，这种政治效果是简单的免税政策无法比拟的。苏轼虽然指出临时救济耗费巨大且效果有限，但朝廷更看重的是赈灾所带来的政治象征意义。
更深层的原因在于认知局限。“以法活人，法行无穷”“丰凶相济，农末皆利”等思想与当时的主流治理逻辑存在抵牾。苏轼提出的核心主张是减少政府干预，通过发挥市场与商人的作用来调节经济。但是，无论是新党的国家专卖、均输制度，还是旧党中许多人习惯的道德教化与直接赈济，都隐含着士大夫阶层对商人资本的戒惧和对市场力量的不信任，隐含着强化国家干预的意识和倾向。苏轼建议政府主动让渡一部分眼前的征税权，并信任民间商业力量，这在当时显得过于理想化甚至被视为危险之举。
这道闪烁着经济智慧与法理光辉的札子，暂时被淹没在元祐年间喧嚣却无效的政治争论之中。它如同一面镜子，照见了在一个机构臃肿、财政拮据、党争激烈的王朝中期，推行一项理性、温和却触动既得利益的改革是何其艰难。苏轼札子的遗憾，并非其见识不足、主张有误，而是北宋王朝整个系统已失去了吸纳这种良策的健康机能。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历史常在曲折中前行，真理的种子遇到适宜的土壤和气候总会生根发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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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法活人（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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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6-01-07 ） 稿件来源： 法治日报评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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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钟 燃
先知往往不被当时的人们所理解，真理大都需要时间的检验。苏轼的《乞免五谷力胜税钱札子》呈上之后，得到的回应是沉默。元祐八年（1093年）三月，已经改任礼部尚书的苏轼再次上书，恳请朝廷重新考虑。然而，结果依然是石沉大海。这道奏议在北宋朝廷中并未引起应有的重视。探究其在当时不被采纳施行的原因，与探究其蕴含的“以法活人”思想，一样具有价值。
首要原因在于利益藩篱。长远的经济逻辑和立意高远的思想主张，难以抵挡中央财政眼前的刚性需求和地方利益的盘根错节。北宋中期以来，冗官、冗兵、冗费问题积重难返，对辽、西夏的战争开支与岁币岁赐支出更使国库左支右绌。“五谷力胜税钱”虽为新立，但它毕竟是一项可以带来真金白银的税目。尽管苏轼论证了取消此税可通过其他商品税收予以弥补，甚至能节省巨额赈灾支出，但这是一种长远、整体且存在不确定性的计算。放弃一项既定的、可观的税收来源，转而寄望于不确定的市场活跃后可能带来的税收增长，风险太大，动力不足。在当时的朝廷和地方官员看来，远不如眼前的税收来得实在和可靠。同时，征税环节滋生的灰色利益链条，也形成了隐蔽而强大的官僚执行层阻力。
其次在于政治考量。元祐时期的政治氛围并非致力于真正的“更化”与民生，而是陷入了党争的泥潭与政策的空转之中。苏轼既不赞同王安石变法的激进，也不支持司马光尽废新法的极端做法，这种理性的态度在当时情绪化的党争中，反而使他处于尴尬的境地。当他提出废除五谷力胜税钱的建议时，自然难以得到广泛支持。还有重要的一点是，朝廷虽然耗费巨大进行赈灾，但在北宋统治者看来，这是一种彰显皇恩、收拢民心的方式。每逢灾荒，皇帝“捐金帛，散仓廪”，百姓感恩戴德，这种政治效果是简单的免税政策无法比拟的。苏轼虽然指出临时救济耗费巨大且效果有限，但朝廷更看重的是赈灾所带来的政治象征意义。
更深层的原因在于认知局限。“以法活人，法行无穷”“丰凶相济，农末皆利”等思想与当时的主流治理逻辑存在抵牾。苏轼提出的核心主张是减少政府干预，通过发挥市场与商人的作用来调节经济。但是，无论是新党的国家专卖、均输制度，还是旧党中许多人习惯的道德教化与直接赈济，都隐含着士大夫阶层对商人资本的戒惧和对市场力量的不信任，隐含着强化国家干预的意识和倾向。苏轼建议政府主动让渡一部分眼前的征税权，并信任民间商业力量，这在当时显得过于理想化甚至被视为危险之举。
这道闪烁着经济智慧与法理光辉的札子，暂时被淹没在元祐年间喧嚣却无效的政治争论之中。它如同一面镜子，照见了在一个机构臃肿、财政拮据、党争激烈的王朝中期，推行一项理性、温和却触动既得利益的改革是何其艰难。苏轼札子的遗憾，并非其见识不足、主张有误，而是北宋王朝整个系统已失去了吸纳这种良策的健康机能。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历史常在曲折中前行，真理的种子遇到适宜的土壤和气候总会生根发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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