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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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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风云变幻，政治形势波谲云诡。国民党北伐成功后，以新军阀统治代替了旧军阀统治，推行一党专政、个人独裁，为了维护统治地位不断发动内战，企图消灭共产党军队。可是，这时日寇也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1931年9月18日，制造事变，几个月内，日寇的铁蹄踏遍东三省。蒋介石一方面畏于日本的军事强势，隐忍以待；另一方面，奉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不遗余力地对共产党进行打击围剿。可是，日寇的野心越来越大，1933年春攻占热河，平津危迫。5月22日，日军更直接包围北平，离城仅数十里，坦克车四处横行，耀武扬威，气焰嚣张至极。军事当局恐有巷战，令各学校学生回避，于是各校“讲习都辍”。后因华北缔结屈辱的停战协定，各校得以是年秋季继续开学。
国内外政治形势的变化直接刺激并深刻影响了北大法律系。“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北大学生会旋即组织“抗日委员会”，发表抗日宣言，号召民众团结起来一致对外，誓死驱逐日军出境。北大教职员组织“北大教职员对日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商讨对日策略。分别于1931年9月21日、22日在第二院大学会议室召开“北大教职员对日委员会执行委员会会议”，法学院派周炳琳、戴修瓒两位先生作为代表参加，并由周炳琳先生担任大会主席。第一次执行会议议决推举周炳琳、胡适、燕树棠三位先生起草致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函电。函电内容主要有三项：（1）请严重抗议，要求日本立刻撤兵，恢复原状；（2）在未撤兵以前，不得谈判；（3）命令地方政府，不得与日本就地直接交涉。第二次执行会议推举各执行组主任，共分文书、事务、交际、宣传、研究五个组，其中周炳琳先生任交际组主任，燕树棠先生任宣传组主任，何基鸿先生任研究组主任，每组之间分工合作，共商抗日大计。9月24日，在三院大礼堂举行抗日运动宣传大会，教授胡适、何基鸿、燕树棠、陈启修、陶希圣、许德珩等到会演讲，对日军侵略行径提出严正抗议和谴责。
1931年12月，在国立北京大学三十三周年纪念会上，法学院教授陈启修先生发表题为《第二个“五四”》的演讲。他讲道：“‘五四’之后，中国的社会是天天变坏的……真真要想负担起拯救中国的任务的时候，必须以救国为前提，单单读书是不对的。如果想做了爱迪生才来救国，那时恐怕早已无国可救了。并且环境是否能容许我们读书呢？所以我们：（1）必须开辟我们读书的环境；（2）把自学未成焉能救国的观念改正；（3）必须自己起来从制度上改革。”北大同学要想真正继承“五四”精神，要想创造第二个“五四”运动，应当至少有三个条件：第一，争取“爱国自由权”；第二，争取“读书自由权”；第三，争取“大学自治权”。“只有获得了这三种权利，才能使救国者有真真的保障。”陈启修先生的演讲，对鼓舞士气、激发同学们的爱国热情起到了巨大作用。
北大法学院其他教授学者们也纷纷发表文章，主张积极准备，抗战救国。陶希圣先生在《地方战与国民战》一文中强烈呼吁，“我们没有侥幸的事了，在今日，只有对日本帝国主义一战，才能够把国际的矛盾再扩大起来……我们要准备国民战”。张忠绂先生也公开发文，认为“可以战矣”。
日本占领东三省不久后，新闻媒体很快传出日寇拟在锦州设立“中立区域”的消息，一时舆论大哗。燕树棠先生特著文指出：“无条件的设中立区域等于断送东三省！”他在文章开头首先提请“全国注意”：“中国政府若是无条件的承认在锦州设中立区域，等于断送东三省，等于卖国行为，并且甚于袁世凯承认‘二十一条’的要求。”进而，燕先生提出主张：第一，反对无条件地设中立地带；第二，要求政府宣布设中立地带条件；第三，要求政府重修宣布整个的交涉方针！最后，燕先生向当时负责交涉的代表顾维钧发出警告：“我们现在警告顾维钧勿作章宗祥、曹汝霖第二！”燕树棠先生的这篇文章很发国人深省，有理有据，振聋发聩，不啻一篇战斗檄文。
对于像“九一八”这样的大事，北大法律系的期末考题中也有所反映。1934年北大法学院徐辅德先生主讲“国际关系及国际组织”课程，他出的三道考题中，便有两道直接关于“东北事变”，即“九一八”事变。徐先生出题时间虽距“九一八”事变已经过去两年多，但由于相关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国人痛心，世界瞩目。在此之前，“国联”虽曾派代表李顿来中国调查事变真相，但是调查结果却含糊其词，无权也不敢对日本的侵略罪行进行实质性惩罚，“国联”的权威已经名存实亡。徐先生出此考题之目的，笔者推测，不外乎要同学们关心国家和民族之命运，“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既要学到全面完整的国际法理论，更要为洗刷中国的耻辱而奋发图强。虽然不知当时同学们回答得怎样，但是这样的考题的确抓住了当时的国际热点，又能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怀。这既是一次常规的期末考试，也是一场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国内形势发生转机，蒋介石被迫停止内战，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致对外。日寇不断蚕食鲸吞中华大地，大战一触即发，“黑云压城城欲摧”，形势日益严峻。当时北大有人记载道：“今之北平，已处边壤。一旦有事，首当其冲。此苟安之局不知能几何时……唯有益自淬励，期以学术上之成功为中华民族增光荣。书生报国之正，其在此乎，其在此乎？”
（文章节选自李贵连、孙家红、李启成、俞江的《百年法学：北京大学法学院院史（1904—2004）》（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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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战前北京大学法律系的爱国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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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5-10-15 ） 稿件来源： 法治日报法学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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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风云变幻，政治形势波谲云诡。国民党北伐成功后，以新军阀统治代替了旧军阀统治，推行一党专政、个人独裁，为了维护统治地位不断发动内战，企图消灭共产党军队。可是，这时日寇也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1931年9月18日，制造事变，几个月内，日寇的铁蹄踏遍东三省。蒋介石一方面畏于日本的军事强势，隐忍以待；另一方面，奉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不遗余力地对共产党进行打击围剿。可是，日寇的野心越来越大，1933年春攻占热河，平津危迫。5月22日，日军更直接包围北平，离城仅数十里，坦克车四处横行，耀武扬威，气焰嚣张至极。军事当局恐有巷战，令各学校学生回避，于是各校“讲习都辍”。后因华北缔结屈辱的停战协定，各校得以是年秋季继续开学。
国内外政治形势的变化直接刺激并深刻影响了北大法律系。“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北大学生会旋即组织“抗日委员会”，发表抗日宣言，号召民众团结起来一致对外，誓死驱逐日军出境。北大教职员组织“北大教职员对日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商讨对日策略。分别于1931年9月21日、22日在第二院大学会议室召开“北大教职员对日委员会执行委员会会议”，法学院派周炳琳、戴修瓒两位先生作为代表参加，并由周炳琳先生担任大会主席。第一次执行会议议决推举周炳琳、胡适、燕树棠三位先生起草致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函电。函电内容主要有三项：（1）请严重抗议，要求日本立刻撤兵，恢复原状；（2）在未撤兵以前，不得谈判；（3）命令地方政府，不得与日本就地直接交涉。第二次执行会议推举各执行组主任，共分文书、事务、交际、宣传、研究五个组，其中周炳琳先生任交际组主任，燕树棠先生任宣传组主任，何基鸿先生任研究组主任，每组之间分工合作，共商抗日大计。9月24日，在三院大礼堂举行抗日运动宣传大会，教授胡适、何基鸿、燕树棠、陈启修、陶希圣、许德珩等到会演讲，对日军侵略行径提出严正抗议和谴责。
1931年12月，在国立北京大学三十三周年纪念会上，法学院教授陈启修先生发表题为《第二个“五四”》的演讲。他讲道：“‘五四’之后，中国的社会是天天变坏的……真真要想负担起拯救中国的任务的时候，必须以救国为前提，单单读书是不对的。如果想做了爱迪生才来救国，那时恐怕早已无国可救了。并且环境是否能容许我们读书呢？所以我们：（1）必须开辟我们读书的环境；（2）把自学未成焉能救国的观念改正；（3）必须自己起来从制度上改革。”北大同学要想真正继承“五四”精神，要想创造第二个“五四”运动，应当至少有三个条件：第一，争取“爱国自由权”；第二，争取“读书自由权”；第三，争取“大学自治权”。“只有获得了这三种权利，才能使救国者有真真的保障。”陈启修先生的演讲，对鼓舞士气、激发同学们的爱国热情起到了巨大作用。
北大法学院其他教授学者们也纷纷发表文章，主张积极准备，抗战救国。陶希圣先生在《地方战与国民战》一文中强烈呼吁，“我们没有侥幸的事了，在今日，只有对日本帝国主义一战，才能够把国际的矛盾再扩大起来……我们要准备国民战”。张忠绂先生也公开发文，认为“可以战矣”。
日本占领东三省不久后，新闻媒体很快传出日寇拟在锦州设立“中立区域”的消息，一时舆论大哗。燕树棠先生特著文指出：“无条件的设中立区域等于断送东三省！”他在文章开头首先提请“全国注意”：“中国政府若是无条件的承认在锦州设中立区域，等于断送东三省，等于卖国行为，并且甚于袁世凯承认‘二十一条’的要求。”进而，燕先生提出主张：第一，反对无条件地设中立地带；第二，要求政府宣布设中立地带条件；第三，要求政府重修宣布整个的交涉方针！最后，燕先生向当时负责交涉的代表顾维钧发出警告：“我们现在警告顾维钧勿作章宗祥、曹汝霖第二！”燕树棠先生的这篇文章很发国人深省，有理有据，振聋发聩，不啻一篇战斗檄文。
对于像“九一八”这样的大事，北大法律系的期末考题中也有所反映。1934年北大法学院徐辅德先生主讲“国际关系及国际组织”课程，他出的三道考题中，便有两道直接关于“东北事变”，即“九一八”事变。徐先生出题时间虽距“九一八”事变已经过去两年多，但由于相关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国人痛心，世界瞩目。在此之前，“国联”虽曾派代表李顿来中国调查事变真相，但是调查结果却含糊其词，无权也不敢对日本的侵略罪行进行实质性惩罚，“国联”的权威已经名存实亡。徐先生出此考题之目的，笔者推测，不外乎要同学们关心国家和民族之命运，“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既要学到全面完整的国际法理论，更要为洗刷中国的耻辱而奋发图强。虽然不知当时同学们回答得怎样，但是这样的考题的确抓住了当时的国际热点，又能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怀。这既是一次常规的期末考试，也是一场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国内形势发生转机，蒋介石被迫停止内战，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致对外。日寇不断蚕食鲸吞中华大地，大战一触即发，“黑云压城城欲摧”，形势日益严峻。当时北大有人记载道：“今之北平，已处边壤。一旦有事，首当其冲。此苟安之局不知能几何时……唯有益自淬励，期以学术上之成功为中华民族增光荣。书生报国之正，其在此乎，其在此乎？”
（文章节选自李贵连、孙家红、李启成、俞江的《百年法学：北京大学法学院院史（1904—2004）》（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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