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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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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富平
最高人民法院最近首次发布“数据权益司法保护专题”指导性案例，聚焦数据权属认定、数据产品利用与个人信息保护等社会关切问题，以实现数据社会价值最大化为导向，统一类案裁判尺度，为数字经济司法实践提供了明确指引。
当前，数字经济已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作为数字经济的关键生产要素，数据是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基础，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模式。然而，如何构建科学合理的数据利用秩序仍在探索之中。2022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提出要“建立保障权益、合规使用的数据产权制度”，为制度建设指明方向。
由于数据涉及个人、企业等多方主体，利益关系复杂且动态变化，传统以所有权为核心的产权框架难以适应数据特性。《意见》创新提出“淡化所有权、强调使用权，聚焦数据使用权流通”的思路，旨在推动数据高效流通。此次最高法发布的指导性案例，正是将这一政策理念转化为具体的司法裁判规则。具体来说，其确立了两项核心规则：数据可合法获取，加工者权益应受保护。
其一，只要不侵害既有合法权益或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数据应被允许合法获取。数据是对客观存在和人类活动的记录，也是人类认知世界并据此作出决策的重要媒介，除非法律特别保护，否则应作为社会可获取和使用的资源。在“某钢铁公司诉某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侵权责任纠纷案”中，某钢铁公司通过微信群和电话公开发布钢材出厂价，某电子公司采集后经算法技术加工形成价格指数并发布。钢铁公司认为此举侵权，要求下架相关价格数据。法院认为，出厂价格属于公开市场信息，钢铁公司无权限制他人合法采集；电子公司的数据处理行为未损害其权益，也无证据显示数据失实，故驳回钢铁公司的诉讼请求。该案明确传递出支持数据合理流通的立场：只要获取方式合法、不损害他人利益，数据利用就应被允许。这一裁判为保障数据依法有序自由流通，推动数字经济健康有序发展，提供了具有参考价值的司法实践样本。
当然，合法获取的前提是尊重原始数据上的合法权益。如“罗某诉某科技有限公司隐私权、个人信息保护纠纷案”“黄某欢诉某信用管理有限公司个人信息保护纠纷案”均强调，个人信息权益不会因数据被使用而消失。用户的知情权、决定权和隐私权必须依法保障。因此，任何数据处理活动都必须遵守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法规，确保合法、正当、必要。唯有如此，才能在促进数据流通的同时守住权利底线。
其次，对合法获取并经实质性加工形成的数据产品，加工者应享有受法律保护的合法权益。现实中，涉数据纠纷多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审理，其逻辑是：承认经营者因持续投入形成的数据集合具有可保护的经营性利益。如在“某科技公司诉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中，原告长期汇聚短视频、评论及用户行为数据，形成高价值数据集合。被告未经许可便大规模抓取并直接搬运，导致用户无需打开原平台即可获得相同内容，实质替代了原告服务，损害其合法经营利益。法院认定该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
值得注意的是，判决所规制的并非数据获取本身，而是后续的“搭便车”式滥用行为，即未经加工直接挪用他人成果，破坏公平竞争秩序。这一裁判逻辑体现了对数据价值生成机制的准确把握：原始数据价值有限，真正的增值来自采集、整合、分析等加工过程。法律保护的不是对数据的垄断控制，而是加工者在创造新价值中的实质性投入。这种制度设计既防止数据垄断，又激励企业积极开发数据资源，推动数据向资产转化。
数据具有非排他性、非竞争性和非消耗性特征，决定了其制度目标应是促进社会化利用，支撑和服务数字经济健康有序发展。这批指导性案例所确立的规则，既尊重数据来源者权利，又承认加工者的贡献，同时保障公众合理使用空间，实现了多方利益平衡。这种规则设计使数据保护真正回归产权制度的本质，即构建有效、公平、可持续的资源利用秩序，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充分释放数据要素价值红利，让数据真正成为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
（作者系华东政法大学数据法律研究中心主任，互联网法治研究院（杭州）常务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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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裁判规则激活数字要素市场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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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5-09-10 ） 稿件来源： 法治日报评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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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富平
最高人民法院最近首次发布“数据权益司法保护专题”指导性案例，聚焦数据权属认定、数据产品利用与个人信息保护等社会关切问题，以实现数据社会价值最大化为导向，统一类案裁判尺度，为数字经济司法实践提供了明确指引。
当前，数字经济已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作为数字经济的关键生产要素，数据是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基础，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模式。然而，如何构建科学合理的数据利用秩序仍在探索之中。2022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提出要“建立保障权益、合规使用的数据产权制度”，为制度建设指明方向。
由于数据涉及个人、企业等多方主体，利益关系复杂且动态变化，传统以所有权为核心的产权框架难以适应数据特性。《意见》创新提出“淡化所有权、强调使用权，聚焦数据使用权流通”的思路，旨在推动数据高效流通。此次最高法发布的指导性案例，正是将这一政策理念转化为具体的司法裁判规则。具体来说，其确立了两项核心规则：数据可合法获取，加工者权益应受保护。
其一，只要不侵害既有合法权益或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数据应被允许合法获取。数据是对客观存在和人类活动的记录，也是人类认知世界并据此作出决策的重要媒介，除非法律特别保护，否则应作为社会可获取和使用的资源。在“某钢铁公司诉某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侵权责任纠纷案”中，某钢铁公司通过微信群和电话公开发布钢材出厂价，某电子公司采集后经算法技术加工形成价格指数并发布。钢铁公司认为此举侵权，要求下架相关价格数据。法院认为，出厂价格属于公开市场信息，钢铁公司无权限制他人合法采集；电子公司的数据处理行为未损害其权益，也无证据显示数据失实，故驳回钢铁公司的诉讼请求。该案明确传递出支持数据合理流通的立场：只要获取方式合法、不损害他人利益，数据利用就应被允许。这一裁判为保障数据依法有序自由流通，推动数字经济健康有序发展，提供了具有参考价值的司法实践样本。
当然，合法获取的前提是尊重原始数据上的合法权益。如“罗某诉某科技有限公司隐私权、个人信息保护纠纷案”“黄某欢诉某信用管理有限公司个人信息保护纠纷案”均强调，个人信息权益不会因数据被使用而消失。用户的知情权、决定权和隐私权必须依法保障。因此，任何数据处理活动都必须遵守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法规，确保合法、正当、必要。唯有如此，才能在促进数据流通的同时守住权利底线。
其次，对合法获取并经实质性加工形成的数据产品，加工者应享有受法律保护的合法权益。现实中，涉数据纠纷多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审理，其逻辑是：承认经营者因持续投入形成的数据集合具有可保护的经营性利益。如在“某科技公司诉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中，原告长期汇聚短视频、评论及用户行为数据，形成高价值数据集合。被告未经许可便大规模抓取并直接搬运，导致用户无需打开原平台即可获得相同内容，实质替代了原告服务，损害其合法经营利益。法院认定该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
值得注意的是，判决所规制的并非数据获取本身，而是后续的“搭便车”式滥用行为，即未经加工直接挪用他人成果，破坏公平竞争秩序。这一裁判逻辑体现了对数据价值生成机制的准确把握：原始数据价值有限，真正的增值来自采集、整合、分析等加工过程。法律保护的不是对数据的垄断控制，而是加工者在创造新价值中的实质性投入。这种制度设计既防止数据垄断，又激励企业积极开发数据资源，推动数据向资产转化。
数据具有非排他性、非竞争性和非消耗性特征，决定了其制度目标应是促进社会化利用，支撑和服务数字经济健康有序发展。这批指导性案例所确立的规则，既尊重数据来源者权利，又承认加工者的贡献，同时保障公众合理使用空间，实现了多方利益平衡。这种规则设计使数据保护真正回归产权制度的本质，即构建有效、公平、可持续的资源利用秩序，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充分释放数据要素价值红利，让数据真正成为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
（作者系华东政法大学数据法律研究中心主任，互联网法治研究院（杭州）常务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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