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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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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钟 燃
公元前175年，汉文帝刘恒颁布诏令，允许百姓按照官方标准铸造铜钱。这一政策看似宽松，实则暗藏危机。自西汉立国以来，朝廷对货币的认知粗浅，放任官民自由铸币。民间为牟利，大量铸造劣币，导致物价飞涨。高后吕雉时期禁绝私铸，但劣币流通未止。文帝即位后，试图整顿币制，却因允许民间按标准私铸，再次引发混乱。贾谊正是在此背景下，向文帝呈递《谏放民私铸疏》。
贾谊的奏疏并非空泛之论，而是基于汉初数十年的货币乱象提出的系统性改革方案，其核心观点可概括为禁私铸、收铜矿、立法钱三策。一是禁私铸以绝祸源。贾谊指出，私铸泛滥实为“悬法诱民”。百姓为牟利，不惜铤而走险，“杂铅铁以取厚利”，即便朝廷以黥刑威慑，仍“黥罪日报，其势不止”。私铸导致郡县间轻钱、重钱混杂，交易时需额外折算，百姓苦不堪言。二是收铜矿以断乱根。贾谊认为，私铸猖獗的根源在于铜材散布民间。他主张“勿令铜布于天下”，由国家垄断铜矿资源。如此既可断绝私铸原料，又能将铜材用于铸币、兵器及赏赐，强化中央权威。他强调，铜矿关乎国本，“铜布于天下，其为祸博矣”。三是立法钱以定标准。贾谊首创“法钱”概念，即形式、材质、重量、成色等完全符合国家法定统一标准的金属铸币。法钱的本质是国家信用在货币上的具象化，它既是经济治理的工具，也是国家“大一统”理念在金融领域上的投射。贾谊提出“钱轻则物贵，钱重则物贱”，已触及货币流通量与物价关系的本质，标志着古人对货币有了深刻认知。他认为，货币名义价值与铸造成本间的差额是私铸的诱因，只有立法钱，由国家垄断铸币权，才能驱除劣币，稳定物价，“博祸可除，而七福可致”。他列举了垄断铸币权带来的七大福运，包括减少犯罪、稳定经济、重农抑商、调控物价、充实国库等，甚至提出以货币为工具与匈奴争民心。最后，他强调“故善为天下者，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希冀文帝打消顾虑，积极改革，实现国家货币由乱到治。
贾谊的谏言虽切中时弊，但未意识到国家垄断铸币权需强大统治力作后盾支撑，这在汉初百废待兴时难以实现。汉文帝非嫡长子继位，尚需倚仗功臣与诸侯王势力，而吴王刘濞、宠臣邓通等皆以铸钱暴富，私铸利益集团已根深蒂固。文帝权衡利弊，最终选择维持宽松政策，以换取政局稳定。然而，贾谊的思想并未湮没。至景帝平定“七国之乱”后，朝廷逐步收回铸币权。汉武帝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最终确立五铢钱，实现货币统一。此举不仅终结了汉初百年货币乱局，更标志着中央集权的强化。史载武帝时期“盗铸金钱罪皆死”，但仍“犯者不可胜数”，足见垄断铸币权之艰难。
今日观之，贾谊的《谏放民私铸疏》富有超越时代的洞见，蕴涵以货币统一推进市场统一，进而推进政治统一的治国智慧，如同火把，不仅照亮了汉帝国货币改革之路，而且启迪后世沿循此道，将铸币权握于中央。国家垄断铸币权思想不仅关乎铜钱的轻重，更关乎国家治理的轻重，实为国家长治久安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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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禁私铸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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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5-06-18 ） 稿件来源： 法治日报评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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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钟 燃
公元前175年，汉文帝刘恒颁布诏令，允许百姓按照官方标准铸造铜钱。这一政策看似宽松，实则暗藏危机。自西汉立国以来，朝廷对货币的认知粗浅，放任官民自由铸币。民间为牟利，大量铸造劣币，导致物价飞涨。高后吕雉时期禁绝私铸，但劣币流通未止。文帝即位后，试图整顿币制，却因允许民间按标准私铸，再次引发混乱。贾谊正是在此背景下，向文帝呈递《谏放民私铸疏》。
贾谊的奏疏并非空泛之论，而是基于汉初数十年的货币乱象提出的系统性改革方案，其核心观点可概括为禁私铸、收铜矿、立法钱三策。一是禁私铸以绝祸源。贾谊指出，私铸泛滥实为“悬法诱民”。百姓为牟利，不惜铤而走险，“杂铅铁以取厚利”，即便朝廷以黥刑威慑，仍“黥罪日报，其势不止”。私铸导致郡县间轻钱、重钱混杂，交易时需额外折算，百姓苦不堪言。二是收铜矿以断乱根。贾谊认为，私铸猖獗的根源在于铜材散布民间。他主张“勿令铜布于天下”，由国家垄断铜矿资源。如此既可断绝私铸原料，又能将铜材用于铸币、兵器及赏赐，强化中央权威。他强调，铜矿关乎国本，“铜布于天下，其为祸博矣”。三是立法钱以定标准。贾谊首创“法钱”概念，即形式、材质、重量、成色等完全符合国家法定统一标准的金属铸币。法钱的本质是国家信用在货币上的具象化，它既是经济治理的工具，也是国家“大一统”理念在金融领域上的投射。贾谊提出“钱轻则物贵，钱重则物贱”，已触及货币流通量与物价关系的本质，标志着古人对货币有了深刻认知。他认为，货币名义价值与铸造成本间的差额是私铸的诱因，只有立法钱，由国家垄断铸币权，才能驱除劣币，稳定物价，“博祸可除，而七福可致”。他列举了垄断铸币权带来的七大福运，包括减少犯罪、稳定经济、重农抑商、调控物价、充实国库等，甚至提出以货币为工具与匈奴争民心。最后，他强调“故善为天下者，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希冀文帝打消顾虑，积极改革，实现国家货币由乱到治。
贾谊的谏言虽切中时弊，但未意识到国家垄断铸币权需强大统治力作后盾支撑，这在汉初百废待兴时难以实现。汉文帝非嫡长子继位，尚需倚仗功臣与诸侯王势力，而吴王刘濞、宠臣邓通等皆以铸钱暴富，私铸利益集团已根深蒂固。文帝权衡利弊，最终选择维持宽松政策，以换取政局稳定。然而，贾谊的思想并未湮没。至景帝平定“七国之乱”后，朝廷逐步收回铸币权。汉武帝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最终确立五铢钱，实现货币统一。此举不仅终结了汉初百年货币乱局，更标志着中央集权的强化。史载武帝时期“盗铸金钱罪皆死”，但仍“犯者不可胜数”，足见垄断铸币权之艰难。
今日观之，贾谊的《谏放民私铸疏》富有超越时代的洞见，蕴涵以货币统一推进市场统一，进而推进政治统一的治国智慧，如同火把，不仅照亮了汉帝国货币改革之路，而且启迪后世沿循此道，将铸币权握于中央。国家垄断铸币权思想不仅关乎铜钱的轻重，更关乎国家治理的轻重，实为国家长治久安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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