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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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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郝铁川 （河南大学法学院教授）
张岱年先生在《谈谈中国传统文化》一文中指出：简言之，中国文化有两个基本精神，具有高度的理论价值，一是“以人为本”，一是“以和为贵”。在该文中，他对这两个基本精神的含义和价值作了阐释，但对它们的出处及对后世的影响未作论述。
根据我的初步梳理，“以人为本”出现于战国时期，一是《管子·霸言》载：“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故上明则下敬，政平则人安，士教和则兵胜敌，使能则百事理，亲仁则上不危，任贤则诸侯服。”意思是，霸王之业的开始，是以人民为本。本治则国家巩固，本乱则国家危亡。二是《鹖冠子·博选》曰：“君也者，端神明者也，神明者，以人为本者也，人者，以贤圣为本者也，贤圣者，以博选为本者也。”意思是，君王是真正尊贵聪明的人，真正尊贵聪明的人，注重“以人为本”，而人则以贤圣为本，贤圣则以广泛选拔人才为本。
“以人为本”的观念对后世影响很大。魏晋时期陈寿所撰《三国志·蜀书·先主传》曰，“济大事者，必以人为本”。
那么，“以人为本”是针对什么而言的？就目前史料而言，它主要是针对殷人的崇拜鬼神文化而发的。孔子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先禄而后威，先赏而后罚，亲而不尊。其民之敝，蠢而愚，乔而野，朴而不文。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尊而不亲。其民之敝，荡而不静，胜而无耻。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其赏罚用爵列，亲而不尊。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惭，贼而蔽。”（《礼记·表记》）意思是，夏代的治国原则是崇尚君主的政教，侍奉鬼神但敬而远之，亲近人并且忠厚待人，重俸禄而轻威严，重奖赏而轻刑罚，亲和而不尊严。这给人民造成的弊端就是愚蠢无知，骄横粗野，笨拙缺乏文饰。殷人尊崇鬼神，领导人民侍奉鬼神，重鬼神而轻视礼仪，重刑罚而轻视奖赏，尊严而不亲和。这给人民造成的弊端就是放荡不安分，好胜而没有廉耻之心。周人崇尚礼而好布施恩惠，尊奉鬼神但敬而远之，亲近人并且忠厚待人，用爵位等来对人进行赏罚，亲和而不尊严。这给人民造成的弊端就是贪利取巧，重文饰不知羞愧，相互残害而不知道事理。
由此可见，殷商的文化是统治者“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根据陈来教授《殷商的祭祀宗教与西周的天命信仰》一文的研究，殷人的宗教信仰可认为有以下几点：第一，殷人的信仰已不是单纯的万物有灵论，而是多神论或多神教的形态。在多神教信仰中，所有神灵组成了一个具有上下统属秩序的神灵世界或神灵王国。第二，这个神灵王国的最高神，本身是由涵盖作用较大的物神转化而来的，是与自然生活联系最密切的职能神发展而来的。殷人的至上神来源于主管天时的农业神，同时也管理其他事物。至上神的职能大体可分为三类，即天时(雨、风等)、神事(祭祀)、人事(征战、疾病、王事)。第三，祖先神灵在多神信仰的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虽然帝是否为祖灵尚难断定，但帝已经人格化，祖灵也已天神化，在某种程度上有侵占至上神地位的表现。第四，帝与祖先神灵对人世的影响都有正负两个方面，帝等神令雨、受又、受年，可以说就是善的方面；令风、降祸、降堇，可以说就是恶的方面。从卜辞中可见，对于殷人而言，上帝并不是关照下民、播爱人间的仁慈之神，而是喜怒无常、高高在上的神。人只能战战兢兢每日占卜，每日祭祀，谄媚讨好祈求神灵的福佑。
到了殷朝后期，君主产生了君权神授的观念，如纣王笃信天命，声称“我生不有命在天”(《尚书·西伯戡黎》)，他认为上天赐给殷商的大命永久不会改变，于是便骄奢淫逸，无所不为。周人以小邦战胜了大邦殷商，使得他们认识到天命并非永远眷顾一个王朝，即所谓“天命靡常”。之所以天命多变，是“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亶聪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尚书·泰誓》）。意思是，天地是万物的父母，人是万物之灵，聪明者做君主，而君主要承担做百姓父母的责任。由于“人”为万物之灵，所以是天地中最为珍贵的，这个“人”与“民”相通，“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百姓有过，在予一人”(《孟子·万章》所引《尚书·泰誓》)。
周人总结殷商灭亡的教训，意识到了“天命靡常”，找到了“惟人万物之灵”“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百姓有过，在予一人”的答案，完成了从敬奉天命到顺从民意的时代性变化，使华夏民族没有从多神教演变到一神教的地步。春秋时期，子产明确地说出“天道远，人道迩”（《左传·昭公十八年》），孔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敬鬼神而远之”（《论语·雍也》），“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
到了战国，《管子》和《鹖冠子》就明确地提出了“以人为本”。这一命题的意义主要有三：
第一，使中国远离了一神教的道路。“出家人不拜白衣”的印度佛教戒律在中国历经千年才彻底改变。中国僧人遵从现实需要，接受了儒家文化中以孝为大、以忠为上的“忠孝至上”的政治伦理原则。从沙门不拜王者到僧人向皇帝跪拜称臣，是“一代大事”，无论对于佛教的中国化进程还是中国文化史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二，使中国产生了浓厚的“以民为本”的理念。唐朝李世民的《晋宣帝总论》说：“夫天地之大，黎元为本；邦国之贵，元首为先。”“黎元”即民众。意思是说，天地广大无所不包，只有百姓才是国家的根本；国家尊贵无比，君主首占其先。这体现了唐太宗“以民为本”的治国思想。对此，他有着深刻体悟，诸如《贞观政要》记载，“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朕每日坐朝，欲出一言，即思此一言于百姓有利益否，所以不敢多言”。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才有了光耀千古的“贞观之治”。
第三，使中国产生了独特的“神道设教”的治国方式。在古代，要想完全不信鬼神，是很难做到的。但中国古代统治者把鬼神人间道德化，作为普及道德规范的一种方法，而没让其发展为一种与世俗生活水火不容、兵戎相见的势力，实乃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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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古代“以人为本”的提出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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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5-05-28 ） 稿件来源： 法治日报法学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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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郝铁川 （河南大学法学院教授）
张岱年先生在《谈谈中国传统文化》一文中指出：简言之，中国文化有两个基本精神，具有高度的理论价值，一是“以人为本”，一是“以和为贵”。在该文中，他对这两个基本精神的含义和价值作了阐释，但对它们的出处及对后世的影响未作论述。
根据我的初步梳理，“以人为本”出现于战国时期，一是《管子·霸言》载：“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故上明则下敬，政平则人安，士教和则兵胜敌，使能则百事理，亲仁则上不危，任贤则诸侯服。”意思是，霸王之业的开始，是以人民为本。本治则国家巩固，本乱则国家危亡。二是《鹖冠子·博选》曰：“君也者，端神明者也，神明者，以人为本者也，人者，以贤圣为本者也，贤圣者，以博选为本者也。”意思是，君王是真正尊贵聪明的人，真正尊贵聪明的人，注重“以人为本”，而人则以贤圣为本，贤圣则以广泛选拔人才为本。
“以人为本”的观念对后世影响很大。魏晋时期陈寿所撰《三国志·蜀书·先主传》曰，“济大事者，必以人为本”。
那么，“以人为本”是针对什么而言的？就目前史料而言，它主要是针对殷人的崇拜鬼神文化而发的。孔子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先禄而后威，先赏而后罚，亲而不尊。其民之敝，蠢而愚，乔而野，朴而不文。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尊而不亲。其民之敝，荡而不静，胜而无耻。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其赏罚用爵列，亲而不尊。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惭，贼而蔽。”（《礼记·表记》）意思是，夏代的治国原则是崇尚君主的政教，侍奉鬼神但敬而远之，亲近人并且忠厚待人，重俸禄而轻威严，重奖赏而轻刑罚，亲和而不尊严。这给人民造成的弊端就是愚蠢无知，骄横粗野，笨拙缺乏文饰。殷人尊崇鬼神，领导人民侍奉鬼神，重鬼神而轻视礼仪，重刑罚而轻视奖赏，尊严而不亲和。这给人民造成的弊端就是放荡不安分，好胜而没有廉耻之心。周人崇尚礼而好布施恩惠，尊奉鬼神但敬而远之，亲近人并且忠厚待人，用爵位等来对人进行赏罚，亲和而不尊严。这给人民造成的弊端就是贪利取巧，重文饰不知羞愧，相互残害而不知道事理。
由此可见，殷商的文化是统治者“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根据陈来教授《殷商的祭祀宗教与西周的天命信仰》一文的研究，殷人的宗教信仰可认为有以下几点：第一，殷人的信仰已不是单纯的万物有灵论，而是多神论或多神教的形态。在多神教信仰中，所有神灵组成了一个具有上下统属秩序的神灵世界或神灵王国。第二，这个神灵王国的最高神，本身是由涵盖作用较大的物神转化而来的，是与自然生活联系最密切的职能神发展而来的。殷人的至上神来源于主管天时的农业神，同时也管理其他事物。至上神的职能大体可分为三类，即天时(雨、风等)、神事(祭祀)、人事(征战、疾病、王事)。第三，祖先神灵在多神信仰的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虽然帝是否为祖灵尚难断定，但帝已经人格化，祖灵也已天神化，在某种程度上有侵占至上神地位的表现。第四，帝与祖先神灵对人世的影响都有正负两个方面，帝等神令雨、受又、受年，可以说就是善的方面；令风、降祸、降堇，可以说就是恶的方面。从卜辞中可见，对于殷人而言，上帝并不是关照下民、播爱人间的仁慈之神，而是喜怒无常、高高在上的神。人只能战战兢兢每日占卜，每日祭祀，谄媚讨好祈求神灵的福佑。
到了殷朝后期，君主产生了君权神授的观念，如纣王笃信天命，声称“我生不有命在天”(《尚书·西伯戡黎》)，他认为上天赐给殷商的大命永久不会改变，于是便骄奢淫逸，无所不为。周人以小邦战胜了大邦殷商，使得他们认识到天命并非永远眷顾一个王朝，即所谓“天命靡常”。之所以天命多变，是“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亶聪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尚书·泰誓》）。意思是，天地是万物的父母，人是万物之灵，聪明者做君主，而君主要承担做百姓父母的责任。由于“人”为万物之灵，所以是天地中最为珍贵的，这个“人”与“民”相通，“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百姓有过，在予一人”(《孟子·万章》所引《尚书·泰誓》)。
周人总结殷商灭亡的教训，意识到了“天命靡常”，找到了“惟人万物之灵”“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百姓有过，在予一人”的答案，完成了从敬奉天命到顺从民意的时代性变化，使华夏民族没有从多神教演变到一神教的地步。春秋时期，子产明确地说出“天道远，人道迩”（《左传·昭公十八年》），孔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敬鬼神而远之”（《论语·雍也》），“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
到了战国，《管子》和《鹖冠子》就明确地提出了“以人为本”。这一命题的意义主要有三：
第一，使中国远离了一神教的道路。“出家人不拜白衣”的印度佛教戒律在中国历经千年才彻底改变。中国僧人遵从现实需要，接受了儒家文化中以孝为大、以忠为上的“忠孝至上”的政治伦理原则。从沙门不拜王者到僧人向皇帝跪拜称臣，是“一代大事”，无论对于佛教的中国化进程还是中国文化史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二，使中国产生了浓厚的“以民为本”的理念。唐朝李世民的《晋宣帝总论》说：“夫天地之大，黎元为本；邦国之贵，元首为先。”“黎元”即民众。意思是说，天地广大无所不包，只有百姓才是国家的根本；国家尊贵无比，君主首占其先。这体现了唐太宗“以民为本”的治国思想。对此，他有着深刻体悟，诸如《贞观政要》记载，“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朕每日坐朝，欲出一言，即思此一言于百姓有利益否，所以不敢多言”。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才有了光耀千古的“贞观之治”。
第三，使中国产生了独特的“神道设教”的治国方式。在古代，要想完全不信鬼神，是很难做到的。但中国古代统治者把鬼神人间道德化，作为普及道德规范的一种方法，而没让其发展为一种与世俗生活水火不容、兵戎相见的势力，实乃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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