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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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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钟 燃
汉武帝时期，面对诸侯势力尾大不掉、地方豪强兼并土地、郡国守尉贪腐成风的严峻形势，为确保盐铁官营、均输平准、算缗告缗、推恩令等政策落实到位，朝廷加强了对地方的巡回监察，将全国划分为十三州部作为监察区，每州派遣刺史一人为固定的监察官。汉武帝手订“六条”，要求刺史依六条对地方进行问事、开展监察，史称《六条问事》。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化规范地方监察官职权范围的监察法规，不仅在西汉中期对于加强中央集权、保证中央法令统一有效实施发挥了积极作用，而且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六条问事》共6条，内容简明扼要，针对性非常强。监察的对象仅有两类：地方豪强和地方最高行政长官郡守，不涉及基层小吏和普通百姓。监察的行为仅有六种：一是强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强凌弱，以众暴寡，即地方豪强兼并土地，僭越礼制，欺压百姓；二是二千石（因郡守俸禄为二千石，故以“二千石”指代郡守）不奉诏书，遵承典制，倍公向私，旁诏守利，侵渔百姓，聚敛为奸，即郡守不执行中央政令，贪污腐败，盘剥民众；三是二千石不恤疑狱，风厉杀人，怒则任刑，喜则淫赏，烦扰刻暴，剥戮黎元，为百姓所疾，山崩石裂，妖祥讹言，即郡守滥用司法权，草菅人命，或凭个人好恶施政；四是二千石选署不平，苟阿所爱，蔽贤宠顽，即郡守任人唯亲，压制贤能，提拔庸劣；五是二千石子弟恃怙荣势，请托所监，即郡守子弟利用父兄权势干预政务、谋取私利；六是二千石违公下比，阿附豪强，通行货赂，割损政令，即郡守与豪强勾结，收受贿赂，破坏中央法令统一。
汉代的《六条问事》和刺史设置，堪称制度创新，在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一是以法律形式明确监察范围和标准，规范监察行为，减少监察随意性，推动汉代形成“以法治吏”传统。二是创设“巡回监察”制度，刺史不常驻地方，而是定期巡查，避免与地方势力勾结。三是采取“以卑临尊”的权力制衡策略，刺史品级虽低（六百石），但可监察郡守，防止监察官自身坐大。四是实行监察与行政分离，刺史仅负责纠举，无兵权、财权，不干预地方行政，确保监察权的独立性。这一制度的精髓为后世历代王朝所继承，如唐代的六察制度、明代的巡按御史制度，都可看到汉代刺史制度的影子。
汉代的循吏、良吏多，特别是“昭宣中兴”的吏治清明，与这一制度的有效实施不无关系。据史料记载，汉宣帝时期，益州广汉郡太守扈商纵容家族侵占民田，其子扈辄更勾结豪强，在涪江沿岸私设关卡，向商旅勒索“过江钱”。当地民谣传唱：“涪江水，流不尽，扈家索钱无时尽”，怨声直达长安。时任益州刺史王襄巡行至广汉，收到百姓状纸十余份，于是乔装为贩盐商人，带两名随从乘船渡涪江。船至江心，果然有扈氏家奴持械登船索要“过江钱”。次日，他突袭扈氏庄园，搜出扈商与豪强签订的“分利契书”和记载五年间非法获利九千万钱（相当于广汉郡两年赋税）的账册。王襄依据《六条问事》上奏弹劾。宣帝震怒，下诏将扈商腰斩于市，家产充公；其子扈辄及涉案豪强三十七人发配敦煌戍边；没收非法侵占田地二千顷，分给无地流民。
西汉后期，刺史权限逐渐扩大，开始干预地方行政，参与司法审判。东汉时期刺史有了固定治所，演变为州牧，掌握军政大权，最终导致群雄割据，反噬中央集权。这说明，这一制度在后来运行过程中发生了异化，逐渐背离了制度设计的初衷，暴露出中国古代封建官僚制度所固有的结构性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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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条问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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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5-04-30 ） 稿件来源： 法治日报评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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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钟 燃
汉武帝时期，面对诸侯势力尾大不掉、地方豪强兼并土地、郡国守尉贪腐成风的严峻形势，为确保盐铁官营、均输平准、算缗告缗、推恩令等政策落实到位，朝廷加强了对地方的巡回监察，将全国划分为十三州部作为监察区，每州派遣刺史一人为固定的监察官。汉武帝手订“六条”，要求刺史依六条对地方进行问事、开展监察，史称《六条问事》。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化规范地方监察官职权范围的监察法规，不仅在西汉中期对于加强中央集权、保证中央法令统一有效实施发挥了积极作用，而且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六条问事》共6条，内容简明扼要，针对性非常强。监察的对象仅有两类：地方豪强和地方最高行政长官郡守，不涉及基层小吏和普通百姓。监察的行为仅有六种：一是强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强凌弱，以众暴寡，即地方豪强兼并土地，僭越礼制，欺压百姓；二是二千石（因郡守俸禄为二千石，故以“二千石”指代郡守）不奉诏书，遵承典制，倍公向私，旁诏守利，侵渔百姓，聚敛为奸，即郡守不执行中央政令，贪污腐败，盘剥民众；三是二千石不恤疑狱，风厉杀人，怒则任刑，喜则淫赏，烦扰刻暴，剥戮黎元，为百姓所疾，山崩石裂，妖祥讹言，即郡守滥用司法权，草菅人命，或凭个人好恶施政；四是二千石选署不平，苟阿所爱，蔽贤宠顽，即郡守任人唯亲，压制贤能，提拔庸劣；五是二千石子弟恃怙荣势，请托所监，即郡守子弟利用父兄权势干预政务、谋取私利；六是二千石违公下比，阿附豪强，通行货赂，割损政令，即郡守与豪强勾结，收受贿赂，破坏中央法令统一。
汉代的《六条问事》和刺史设置，堪称制度创新，在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一是以法律形式明确监察范围和标准，规范监察行为，减少监察随意性，推动汉代形成“以法治吏”传统。二是创设“巡回监察”制度，刺史不常驻地方，而是定期巡查，避免与地方势力勾结。三是采取“以卑临尊”的权力制衡策略，刺史品级虽低（六百石），但可监察郡守，防止监察官自身坐大。四是实行监察与行政分离，刺史仅负责纠举，无兵权、财权，不干预地方行政，确保监察权的独立性。这一制度的精髓为后世历代王朝所继承，如唐代的六察制度、明代的巡按御史制度，都可看到汉代刺史制度的影子。
汉代的循吏、良吏多，特别是“昭宣中兴”的吏治清明，与这一制度的有效实施不无关系。据史料记载，汉宣帝时期，益州广汉郡太守扈商纵容家族侵占民田，其子扈辄更勾结豪强，在涪江沿岸私设关卡，向商旅勒索“过江钱”。当地民谣传唱：“涪江水，流不尽，扈家索钱无时尽”，怨声直达长安。时任益州刺史王襄巡行至广汉，收到百姓状纸十余份，于是乔装为贩盐商人，带两名随从乘船渡涪江。船至江心，果然有扈氏家奴持械登船索要“过江钱”。次日，他突袭扈氏庄园，搜出扈商与豪强签订的“分利契书”和记载五年间非法获利九千万钱（相当于广汉郡两年赋税）的账册。王襄依据《六条问事》上奏弹劾。宣帝震怒，下诏将扈商腰斩于市，家产充公；其子扈辄及涉案豪强三十七人发配敦煌戍边；没收非法侵占田地二千顷，分给无地流民。
西汉后期，刺史权限逐渐扩大，开始干预地方行政，参与司法审判。东汉时期刺史有了固定治所，演变为州牧，掌握军政大权，最终导致群雄割据，反噬中央集权。这说明，这一制度在后来运行过程中发生了异化，逐渐背离了制度设计的初衷，暴露出中国古代封建官僚制度所固有的结构性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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