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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法治思想、总体国家安全观基层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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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余东明 张海燕
□ 本报实习生 张晓颖
今年元宵节，上海市闵行区华润有巢公寓社区的“新上海人”围在一起包汤圆。这里是上海首个新时代城市建设者管理者之家。2024年，上海将新增供应3万张“新时代城市建设者管理者之家”床位列入市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彰显“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的城市精神。
上海是人民城市理念首提地，是拥有2500万人口和复杂系统的超大城市，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和链接全球的国际大都市，更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一座拥有红色血脉的光荣之城。
特殊的战略地位和红色使命决定着，上海必须成为高水平“平安建设”“法治建设”的示范者、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引领者，为其他城市贡献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上海模式”。近年来，上海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根本遵循，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依托超大城市精细化治理的经验优势，致力于打造“良法善治”“精准智治”“基层综治”“涉外法治”四大示范样本，走出一条中国特色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的新路。
广纳民意良法善治
长宁区虹桥街道古北市民中心，一整面“法条墙”引人注目。退休法官严敏祥指着其中一份法律草案修订建议书，告诉《法治日报》记者，这里有他的“功劳”。
201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设立首批基层立法联系点，虹桥街道是全国首批联系点之一，也是首个设在街道的基层立法联系点。严敏祥是首批立法信息员之一。
2019年11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市长宁区虹桥街道考察时明确指出，我们走的是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人民民主是一种全过程的民主。
如今，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已融入上海城市治理现代化的全过程、各方面，人民群众在选举之外依然能够广泛、持续、直接参与到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管理中来，更好地将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在杨浦区，当地探索形成基层立法联系点、基层法治观察点、人民建议征集点“三点融合”新机制，“一揽子”受理法治观察建议、立法建议、人民建议，并打通与立法、执法、司法、信访等部门的流转通道。基层法治观察员的一纸无名道路治理的法治观察建议书，被转化为区人大代表建议，还推动出台了《杨浦区“内部道路”建设和管理导则（试行）》。
在黄浦区，当地首创“三会制”（即听证会、协调会和评议会），将基层民主协商议事的过程常态化、制度化、规范化，并搭建基层立法联系点、小院议事会等各类议事平台。建国中路26号这栋百岁历史建筑，通过小院议事会，问需于民、问计于民，一举解决老城厢居民区“老”“多”“无”三大治理难题。
实践中，上海正是通过听民声知民意，针对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针对群众关心关注的新热点新难点、针对城市管理和社会治理中出现的新堵点新痛点，出台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法规规章，以高质量立法服务保障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年底，上海已建成36个人大基层立法联系点、5700个人大代表“家站点”、1280多个政协委员“站室点”，全过程人民民主贯穿立法全过程，力求取得不同意见中的“最大公约数”；打造“12345”市民服务热线总客服，设置1100个人民建议征集点，推动“有诉必应、接诉即办”，从“解决一件事”到“解决一类事”，人人参与、人人负责、人人奉献、人人共享的城市治理共同体正在加速形成。
绣花功夫精准智治
手机扫码，选择“废织物”，随着投放口自动打开，李女士轻松将一大包废旧衣物投放到智能回收机中，积分随之增多……这是近日记者在虹口区嘉兴路街道安丘居民区瑞虹新城二期居民区智能垃圾厢房见到的一幕。
该垃圾厢房将可回收垃圾进一步细分，干、湿垃圾投放口还设有“感应开门指示灯”，居民靠近投放口门就会自动打开，实现无接触投放。
“分类更精细、投放更便捷，资源回收利用率更高了，居民垃圾分类的习惯也越来越好了。”安丘居民区党总支书记雷国兴历经3个居民区党总支书记的岗位，见证了上海垃圾分类从“不愿分、不会分”到“主动分、智慧分”、从“新时尚”到好习惯的过程。
小小垃圾分类，是上海城市精细化治理的一个缩影。一直以来，上海人善于“螺蛳壳里做道场”，把每一个细节做得精益求精。映射在社会治理上，上海这座超大城市充分发挥“绣花功夫”，2018年至2023年接续实施两轮《上海城市管理精细化三年行动计划》，并制定实施新一轮三年行动计划，持续提高城市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管理水平。
如今，上海“一网统管”基本建成城市“时空底图”和“随申码”系统，推出国内首个“城市运行数字体征系统”，形成全域覆盖的城市运行泛感知神经元系统，有效提高了对各类风险及时感知、快速反应、协同处置的能力。
“一网通办”个人实名用户、法人用户累计分别已逾8400万、390万户，不断结合城市运行和企业、市民反映的高频急难问题，发掘智能化应用场景需求；升级上线多语种上海国际服务门户；专用信用报告、企业信息变更等“一件事”创新成果向全国复制推广。
与此同时，上海积极撬动市场力量、社会力量，通过精打细算把每一点资源用足用好。例如，面对“大城养老”服务需求，在全国首创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模式；面对来沪新市民、青年人和一线务工人员居住需求，加快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形成“一张床、一间房、一套房”的多层次住房供应体系。
正是积极拥抱人工智能、物联网、智能安防等新技术，上海“智慧公安”“数字检察”“数字法院”建设日新月异，充分激发了广大政法干警的聪明才智，一项项全新应用场景和海量的治理信息汇入“精准智治”的洪流，实现了数字革命对社会治理的全面重塑。
党建引领基层综治
“车辆和车主的信息查询我来完成。”社区民警说。
“法律界定、法律条款和法律后果由我来说明。”律师说。
“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矛盾纠纷我来兜底。”调解员说。
多年来，僵尸车治理是城市管理的难中之难。虹口区通过派出所、司法所、律师事务所“三所联动”，按照“一车一方案”的方式有效化解僵尸车治理难题，这也是“三所联动”机制的一次有力实践。
据悉，针对基层矛盾纠纷量大面广、调解力量散而不足、优质资源难达一线的现状，虹口区创设性地建立“三所联动”新机制。该机制由党委统筹，即由虹口区委政法委立足综治中心平台，牵头公安分局、司法局共同推进，自上而下层层压实工作责任，确保基层矛盾“一口收”“依法调”和“根上治”。
“‘三所联动’充分发挥党组织牵头抓总、统筹协调的作用，打破行政资源壁垒，有力推动城市治理的重心和配套资源向街道社区下沉，为平安建设奠定坚实基础。”虹口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宣一洲说。
如今，上海积极推进新时代基层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正是依托党建强大牵引力，全面整合审批、服务、执法等方面力量，面向区域内群众开展各类综合服务，实现以服务促治理，以治理带服务。
静安区曹家渡街道统筹推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法治服务“两个中心”建设，法治服务中心发挥“前台”服务群众作用，搭建街道层面“一站式”矛盾纠纷多元调处平台，提供“法律咨询、矛盾调解、法律援助、安置帮教、法治培训、智慧公证、心理疏导、复议咨询、学法实践”等服务项目。
综治中心发挥“后台”社会治理支撑功能，“常驻+轮驻+随驻”相结合，实现部门共驻、资源共享、矛盾共调，打造都市版“枫桥经验”新样本。
同时，该中心又是静安区、街、居三级治理网络架构中的一环，在遇到突发紧急状况和重大矛盾隐患时，能迅速整合优势力量直达一线，把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
如今，如何打造规范化的新时代综治中心成为一项重要课题，交到基层党委、政府的手中，一大批符合时代特点、深受群众欢迎的综治工作中心在基层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它们全面整合党建资源和力量，有力破解多年来基层治理“小马拉大车”“毛细血管不够畅通”的现实难题，做到群众诉求可“派单”、解决问题“一扇门”，为高质量发展奠定和谐平安和法治昌明的社会环境。
系统推进涉外法治
近日，最新成立的上海国际商事法庭敲响“第一槌”。该法庭在全国首次精准理解和适用《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第14号咨询意见，以德国法律为准据法确定利率标准，对一起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纠纷二审案作出终审判决。
“该案的判决彰显了法官的国际视野和裁判水准。”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韩世远说，这一终审判决依法平等保护了中外主体的合法权益，为司法实践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参考范例。
全国首案的诞生并非偶然。上海涉外法治建设起步早、视野广、举措实，近年来积极打造涉外法治建设的“创新高地”“人才高地”和“数智高地”，一体推进涉外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和法律服务，增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治保障。
所谓“创新高地”，体现在立法创新、机制创新、制度创新和平台创新等全方位、各领域。例如依托中央赋予浦东新区法规立法权，推出诸多“小快灵”的涉外立法；主动对接CPTPP、DEPA等贸易协定，制定实施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相关规则指引等。
所谓“人才高地”，体现在“培育”“集聚”“保障”全过程。近年来，上海在全国率先制定新时代上海法治人才培养五年规划，培育一批政治立场坚定、专业素质过硬的涉外法治人才。
所谓“数智高地”，体现在强大的数字底座、丰富的涉外法治场景应用、完善的涉外法治数字生态。2023年11月，上海市委办公厅和市政府办公厅联合印发《关于推动上海法律科技应用和发展的工作方案》，将涉外法治领域的法律科技应用列为重点之一。如今，初具规模的“数智高地”为数据安全、营商环境优化、国际规则制定提供了重要支撑。
“上海作为我国对外开放的前沿窗口，正处于加快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进程中，我们要充分发挥好上海服务国家战略的定位优势和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全球影响力，走出一条具有上海辨识度的涉外法治建设之路，以更加公平优质的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服务保障高水平对外开放。”上海市司法局局长吴坚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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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打造“良法善治”“精准智治”“基层综治”“涉外法治”四大示范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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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出一条中国特色超大城市治理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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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5-02-28 ） 稿件来源： 法治日报习近平法治思想、总体国家安全观基层实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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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为上海市公安局崇明分局城桥派出所民警将反诈宣传与猜灯谜结合，让群众在寓教于乐中学到反诈知识。
沈群 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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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余东明 张海燕
□ 本报实习生 张晓颖
今年元宵节，上海市闵行区华润有巢公寓社区的“新上海人”围在一起包汤圆。这里是上海首个新时代城市建设者管理者之家。2024年，上海将新增供应3万张“新时代城市建设者管理者之家”床位列入市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彰显“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的城市精神。
上海是人民城市理念首提地，是拥有2500万人口和复杂系统的超大城市，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和链接全球的国际大都市，更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一座拥有红色血脉的光荣之城。
特殊的战略地位和红色使命决定着，上海必须成为高水平“平安建设”“法治建设”的示范者、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引领者，为其他城市贡献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上海模式”。近年来，上海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根本遵循，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依托超大城市精细化治理的经验优势，致力于打造“良法善治”“精准智治”“基层综治”“涉外法治”四大示范样本，走出一条中国特色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的新路。
广纳民意良法善治
长宁区虹桥街道古北市民中心，一整面“法条墙”引人注目。退休法官严敏祥指着其中一份法律草案修订建议书，告诉《法治日报》记者，这里有他的“功劳”。
201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设立首批基层立法联系点，虹桥街道是全国首批联系点之一，也是首个设在街道的基层立法联系点。严敏祥是首批立法信息员之一。
2019年11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市长宁区虹桥街道考察时明确指出，我们走的是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人民民主是一种全过程的民主。
如今，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已融入上海城市治理现代化的全过程、各方面，人民群众在选举之外依然能够广泛、持续、直接参与到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管理中来，更好地将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在杨浦区，当地探索形成基层立法联系点、基层法治观察点、人民建议征集点“三点融合”新机制，“一揽子”受理法治观察建议、立法建议、人民建议，并打通与立法、执法、司法、信访等部门的流转通道。基层法治观察员的一纸无名道路治理的法治观察建议书，被转化为区人大代表建议，还推动出台了《杨浦区“内部道路”建设和管理导则（试行）》。
在黄浦区，当地首创“三会制”（即听证会、协调会和评议会），将基层民主协商议事的过程常态化、制度化、规范化，并搭建基层立法联系点、小院议事会等各类议事平台。建国中路26号这栋百岁历史建筑，通过小院议事会，问需于民、问计于民，一举解决老城厢居民区“老”“多”“无”三大治理难题。
实践中，上海正是通过听民声知民意，针对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针对群众关心关注的新热点新难点、针对城市管理和社会治理中出现的新堵点新痛点，出台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法规规章，以高质量立法服务保障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年底，上海已建成36个人大基层立法联系点、5700个人大代表“家站点”、1280多个政协委员“站室点”，全过程人民民主贯穿立法全过程，力求取得不同意见中的“最大公约数”；打造“12345”市民服务热线总客服，设置1100个人民建议征集点，推动“有诉必应、接诉即办”，从“解决一件事”到“解决一类事”，人人参与、人人负责、人人奉献、人人共享的城市治理共同体正在加速形成。
绣花功夫精准智治
手机扫码，选择“废织物”，随着投放口自动打开，李女士轻松将一大包废旧衣物投放到智能回收机中，积分随之增多……这是近日记者在虹口区嘉兴路街道安丘居民区瑞虹新城二期居民区智能垃圾厢房见到的一幕。
该垃圾厢房将可回收垃圾进一步细分，干、湿垃圾投放口还设有“感应开门指示灯”，居民靠近投放口门就会自动打开，实现无接触投放。
“分类更精细、投放更便捷，资源回收利用率更高了，居民垃圾分类的习惯也越来越好了。”安丘居民区党总支书记雷国兴历经3个居民区党总支书记的岗位，见证了上海垃圾分类从“不愿分、不会分”到“主动分、智慧分”、从“新时尚”到好习惯的过程。
小小垃圾分类，是上海城市精细化治理的一个缩影。一直以来，上海人善于“螺蛳壳里做道场”，把每一个细节做得精益求精。映射在社会治理上，上海这座超大城市充分发挥“绣花功夫”，2018年至2023年接续实施两轮《上海城市管理精细化三年行动计划》，并制定实施新一轮三年行动计划，持续提高城市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管理水平。
如今，上海“一网统管”基本建成城市“时空底图”和“随申码”系统，推出国内首个“城市运行数字体征系统”，形成全域覆盖的城市运行泛感知神经元系统，有效提高了对各类风险及时感知、快速反应、协同处置的能力。
“一网通办”个人实名用户、法人用户累计分别已逾8400万、390万户，不断结合城市运行和企业、市民反映的高频急难问题，发掘智能化应用场景需求；升级上线多语种上海国际服务门户；专用信用报告、企业信息变更等“一件事”创新成果向全国复制推广。
与此同时，上海积极撬动市场力量、社会力量，通过精打细算把每一点资源用足用好。例如，面对“大城养老”服务需求，在全国首创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模式；面对来沪新市民、青年人和一线务工人员居住需求，加快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形成“一张床、一间房、一套房”的多层次住房供应体系。
正是积极拥抱人工智能、物联网、智能安防等新技术，上海“智慧公安”“数字检察”“数字法院”建设日新月异，充分激发了广大政法干警的聪明才智，一项项全新应用场景和海量的治理信息汇入“精准智治”的洪流，实现了数字革命对社会治理的全面重塑。
党建引领基层综治
“车辆和车主的信息查询我来完成。”社区民警说。
“法律界定、法律条款和法律后果由我来说明。”律师说。
“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矛盾纠纷我来兜底。”调解员说。
多年来，僵尸车治理是城市管理的难中之难。虹口区通过派出所、司法所、律师事务所“三所联动”，按照“一车一方案”的方式有效化解僵尸车治理难题，这也是“三所联动”机制的一次有力实践。
据悉，针对基层矛盾纠纷量大面广、调解力量散而不足、优质资源难达一线的现状，虹口区创设性地建立“三所联动”新机制。该机制由党委统筹，即由虹口区委政法委立足综治中心平台，牵头公安分局、司法局共同推进，自上而下层层压实工作责任，确保基层矛盾“一口收”“依法调”和“根上治”。
“‘三所联动’充分发挥党组织牵头抓总、统筹协调的作用，打破行政资源壁垒，有力推动城市治理的重心和配套资源向街道社区下沉，为平安建设奠定坚实基础。”虹口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宣一洲说。
如今，上海积极推进新时代基层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正是依托党建强大牵引力，全面整合审批、服务、执法等方面力量，面向区域内群众开展各类综合服务，实现以服务促治理，以治理带服务。
静安区曹家渡街道统筹推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法治服务“两个中心”建设，法治服务中心发挥“前台”服务群众作用，搭建街道层面“一站式”矛盾纠纷多元调处平台，提供“法律咨询、矛盾调解、法律援助、安置帮教、法治培训、智慧公证、心理疏导、复议咨询、学法实践”等服务项目。
综治中心发挥“后台”社会治理支撑功能，“常驻+轮驻+随驻”相结合，实现部门共驻、资源共享、矛盾共调，打造都市版“枫桥经验”新样本。
同时，该中心又是静安区、街、居三级治理网络架构中的一环，在遇到突发紧急状况和重大矛盾隐患时，能迅速整合优势力量直达一线，把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
如今，如何打造规范化的新时代综治中心成为一项重要课题，交到基层党委、政府的手中，一大批符合时代特点、深受群众欢迎的综治工作中心在基层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它们全面整合党建资源和力量，有力破解多年来基层治理“小马拉大车”“毛细血管不够畅通”的现实难题，做到群众诉求可“派单”、解决问题“一扇门”，为高质量发展奠定和谐平安和法治昌明的社会环境。
系统推进涉外法治
近日，最新成立的上海国际商事法庭敲响“第一槌”。该法庭在全国首次精准理解和适用《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第14号咨询意见，以德国法律为准据法确定利率标准，对一起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纠纷二审案作出终审判决。
“该案的判决彰显了法官的国际视野和裁判水准。”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韩世远说，这一终审判决依法平等保护了中外主体的合法权益，为司法实践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参考范例。
全国首案的诞生并非偶然。上海涉外法治建设起步早、视野广、举措实，近年来积极打造涉外法治建设的“创新高地”“人才高地”和“数智高地”，一体推进涉外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和法律服务，增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治保障。
所谓“创新高地”，体现在立法创新、机制创新、制度创新和平台创新等全方位、各领域。例如依托中央赋予浦东新区法规立法权，推出诸多“小快灵”的涉外立法；主动对接CPTPP、DEPA等贸易协定，制定实施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相关规则指引等。
所谓“人才高地”，体现在“培育”“集聚”“保障”全过程。近年来，上海在全国率先制定新时代上海法治人才培养五年规划，培育一批政治立场坚定、专业素质过硬的涉外法治人才。
所谓“数智高地”，体现在强大的数字底座、丰富的涉外法治场景应用、完善的涉外法治数字生态。2023年11月，上海市委办公厅和市政府办公厅联合印发《关于推动上海法律科技应用和发展的工作方案》，将涉外法治领域的法律科技应用列为重点之一。如今，初具规模的“数智高地”为数据安全、营商环境优化、国际规则制定提供了重要支撑。
“上海作为我国对外开放的前沿窗口，正处于加快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进程中，我们要充分发挥好上海服务国家战略的定位优势和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全球影响力，走出一条具有上海辨识度的涉外法治建设之路，以更加公平优质的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服务保障高水平对外开放。”上海市司法局局长吴坚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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