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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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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郝铁川 （河南大学法学院教授）
前不久，阅读了卜宪群教授主编的《中国历史上的腐败与反腐败》一书，深受启发的一点，就是该书提出了腐败包括统治者的生活腐败、权力腐败和社会风气腐败三个层次。生活腐败，主要指统治阶级成员以权力为基础，贪婪无度地攫取钱财物，追求极度的物质享受，是个人私欲超越了社会常态和法制而产生的腐败行为；权力腐败，主要指侵犯、滥用、践踏公共权力，如独断专横、用人不公、权钱交易等，本质上是个人私欲凌驾于公共权力之上的腐败行为，严重时导致国家机器无法有效运转，公共权力演化成谋求私利的工具；社会风气腐败，是指在生活腐败与权力腐败基础上形成的腐败，主要表现为某些重要社会群体的集体性腐败，甚至呈现出向全社会转化的趋向。
但社会风气的腐败是怎样产生的呢？该书没有进行专门的论述。我认为，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社会风气腐败的经济原因是私有制和商品经济容易带来的炫富心理。
《韩非子·五蠹》记载“古者苍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谓之公，公私之相背也，乃苍颉固以知之矣”，有了“私”就必然有贫富分化，有了贫富差异，就有人情不自禁地炫富。如同《史记·项羽本纪》所说：“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
炫富到了极致，就是竞争性“斗富”。《世说新语》载有西晋的石崇和王恺斗富之事。当时的皇帝晋武帝是王恺的外甥，王恺自然是富得流油，家里洗锅用的都是珍贵的糖水；而石崇不以为然，就用珍贵的白蜡当柴烧。王恺不服，在他家门前的大路两旁，夹道四十里，用名贵丝绸编成屏障，石崇则用更贵重的彩缎铺设了五十里屏障。晋武帝为了帮助舅舅王恺，赤膊上阵，把宫里收藏的一株两尺多高的珊瑚树赐给王恺，石崇看了便用铁如意把珊瑚树打碎，王恺很生气，石崇却轻描淡写地说：多大的事儿啊，我还你就是了。让自己的下人去取珊瑚树，取来了一大堆珊瑚树，每株都比王恺的珊瑚树大而且漂亮。石崇的别墅名叫金谷园，在他别墅的厕所里，都有十多个穿着华丽、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女仆恭立侍候。官员刘实有事去拜访石崇，上厕所时见到厕所里有很讲究的陈设，并有婢女捧着香袋侍候，吓得急忙跑出，以为错进了石崇的内室。
然而，似乎应了《吕氏春秋·博志》所言“物极必反”，在尔后的“八王之乱”中，石崇的靠山贾后等为赵王司马伦所杀，司马伦党羽孙秀向石崇索要他的宠妾绿珠，石崇不肯，被诬陷为乱党，遭“夷三族”。唐朝诗人杜牧在游览石崇的金谷园之后，写下了一首著名的怀古诗：“繁华事散逐香尘，流水无情草自春。日暮东风怨啼鸟，落花犹似坠楼人。”
在现在的南京水西门外，有一座桥，名赛公桥，据说是沈万三的儿媳妇修建。据记载，富商沈万三特别中意造桥，在接连造了几座桥后，甚是得意，在家中炫耀自己如何富有。谁知道他的儿媳却不以为然，但也不好明说，便用私房钱雇人偷偷建了一座桥，建好后该桥设计精良、巧夺天工，比起自己公公沈万三有过之而无不及，人们便称其为“赛公桥”。炫富炫在看谁修的桥多，也算是歪打正着。
第二，社会风气腐败的政治原因主要是官场的奢靡之风蔓延，导致世风日下。
“越王好勇，而民多轻死。楚灵王好细腰，而国中多饿人”（《韩非子·二柄》），这些话都表明了“民以吏为师”。《韩非子·十过》记载：秦穆公有一次问由余：“你说，古代君主使国家兴盛和覆亡的原因是什么？”由余回答说：“由于勤俭而使国家兴盛，由于奢侈而使国家覆亡。”唐代诗人李商隐的诗《咏史》前两句说“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指出古代君主治理国家的教训，成功主要由于勤俭，奢侈则招致破败。秦二世时，权力腐败与生活奢靡已成为一种严重的社会不正之风，汉初的陆贾指出，“秦始皇骄奢靡丽，好作高台榭，广宫室，则天下豪富制屋宅者，莫不仿之”（《新语·无为》）。正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第三，社会风气腐败的文化原因，主要是一些人浓厚的“笑贫不笑娼，救急不救穷”的观念。
这从一些民间谚语可以看出，例如，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门前放根讨饭棍，亲戚故友不上门；不信但看筵中酒，杯杯先劝有钱人；世人结交须黄金，黄金不多交不深；仁义尽从贫处断，世情偏看有钱家；桐油点灯灯不亮，穷人讲话话不响等。
上梁不正下梁歪，中梁不正倒下来。官风与世风相互影响和依存。苏轼更认为，世风的好坏不但关乎吏治，而且关系到国家的存亡和统治时间的长短，即所谓“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薄厚，不在乎富与贫”。所以，“爱惜风俗，如护元气”（《宋史》卷338，《苏轼传》）。康熙也曾深有感触地说：“世风浇漓，人皆不能洁己自爱，故今日求操守廉介之人甚难，或仅能自守，而其才不克有为。”（《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卷26）管同（1780年-1831年）认为，“世事之颓，由于吏治；吏治之坏，根于士风”（《因寄轩集初集》卷6，《与朱干臣书》）。
2022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意见》，从“廉政文化”到“廉洁文化”的一字之变，体现了党中央对正风肃纪、崇廉拒腐认识的深化。因为，廉政文化仅涉及官场文化，而廉洁文化还涉及社会风气，包括廉洁奉公的家风建设、崇廉拒腐的社会风尚的建设、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等。廉政文化是重点，廉洁文化是基础，官风和世风都要不断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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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古代社会风气腐败产生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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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4-10-23 ） 稿件来源： 法治日报法学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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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郝铁川 （河南大学法学院教授）
前不久，阅读了卜宪群教授主编的《中国历史上的腐败与反腐败》一书，深受启发的一点，就是该书提出了腐败包括统治者的生活腐败、权力腐败和社会风气腐败三个层次。生活腐败，主要指统治阶级成员以权力为基础，贪婪无度地攫取钱财物，追求极度的物质享受，是个人私欲超越了社会常态和法制而产生的腐败行为；权力腐败，主要指侵犯、滥用、践踏公共权力，如独断专横、用人不公、权钱交易等，本质上是个人私欲凌驾于公共权力之上的腐败行为，严重时导致国家机器无法有效运转，公共权力演化成谋求私利的工具；社会风气腐败，是指在生活腐败与权力腐败基础上形成的腐败，主要表现为某些重要社会群体的集体性腐败，甚至呈现出向全社会转化的趋向。
但社会风气的腐败是怎样产生的呢？该书没有进行专门的论述。我认为，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社会风气腐败的经济原因是私有制和商品经济容易带来的炫富心理。
《韩非子·五蠹》记载“古者苍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谓之公，公私之相背也，乃苍颉固以知之矣”，有了“私”就必然有贫富分化，有了贫富差异，就有人情不自禁地炫富。如同《史记·项羽本纪》所说：“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
炫富到了极致，就是竞争性“斗富”。《世说新语》载有西晋的石崇和王恺斗富之事。当时的皇帝晋武帝是王恺的外甥，王恺自然是富得流油，家里洗锅用的都是珍贵的糖水；而石崇不以为然，就用珍贵的白蜡当柴烧。王恺不服，在他家门前的大路两旁，夹道四十里，用名贵丝绸编成屏障，石崇则用更贵重的彩缎铺设了五十里屏障。晋武帝为了帮助舅舅王恺，赤膊上阵，把宫里收藏的一株两尺多高的珊瑚树赐给王恺，石崇看了便用铁如意把珊瑚树打碎，王恺很生气，石崇却轻描淡写地说：多大的事儿啊，我还你就是了。让自己的下人去取珊瑚树，取来了一大堆珊瑚树，每株都比王恺的珊瑚树大而且漂亮。石崇的别墅名叫金谷园，在他别墅的厕所里，都有十多个穿着华丽、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女仆恭立侍候。官员刘实有事去拜访石崇，上厕所时见到厕所里有很讲究的陈设，并有婢女捧着香袋侍候，吓得急忙跑出，以为错进了石崇的内室。
然而，似乎应了《吕氏春秋·博志》所言“物极必反”，在尔后的“八王之乱”中，石崇的靠山贾后等为赵王司马伦所杀，司马伦党羽孙秀向石崇索要他的宠妾绿珠，石崇不肯，被诬陷为乱党，遭“夷三族”。唐朝诗人杜牧在游览石崇的金谷园之后，写下了一首著名的怀古诗：“繁华事散逐香尘，流水无情草自春。日暮东风怨啼鸟，落花犹似坠楼人。”
在现在的南京水西门外，有一座桥，名赛公桥，据说是沈万三的儿媳妇修建。据记载，富商沈万三特别中意造桥，在接连造了几座桥后，甚是得意，在家中炫耀自己如何富有。谁知道他的儿媳却不以为然，但也不好明说，便用私房钱雇人偷偷建了一座桥，建好后该桥设计精良、巧夺天工，比起自己公公沈万三有过之而无不及，人们便称其为“赛公桥”。炫富炫在看谁修的桥多，也算是歪打正着。
第二，社会风气腐败的政治原因主要是官场的奢靡之风蔓延，导致世风日下。
“越王好勇，而民多轻死。楚灵王好细腰，而国中多饿人”（《韩非子·二柄》），这些话都表明了“民以吏为师”。《韩非子·十过》记载：秦穆公有一次问由余：“你说，古代君主使国家兴盛和覆亡的原因是什么？”由余回答说：“由于勤俭而使国家兴盛，由于奢侈而使国家覆亡。”唐代诗人李商隐的诗《咏史》前两句说“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指出古代君主治理国家的教训，成功主要由于勤俭，奢侈则招致破败。秦二世时，权力腐败与生活奢靡已成为一种严重的社会不正之风，汉初的陆贾指出，“秦始皇骄奢靡丽，好作高台榭，广宫室，则天下豪富制屋宅者，莫不仿之”（《新语·无为》）。正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第三，社会风气腐败的文化原因，主要是一些人浓厚的“笑贫不笑娼，救急不救穷”的观念。
这从一些民间谚语可以看出，例如，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门前放根讨饭棍，亲戚故友不上门；不信但看筵中酒，杯杯先劝有钱人；世人结交须黄金，黄金不多交不深；仁义尽从贫处断，世情偏看有钱家；桐油点灯灯不亮，穷人讲话话不响等。
上梁不正下梁歪，中梁不正倒下来。官风与世风相互影响和依存。苏轼更认为，世风的好坏不但关乎吏治，而且关系到国家的存亡和统治时间的长短，即所谓“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薄厚，不在乎富与贫”。所以，“爱惜风俗，如护元气”（《宋史》卷338，《苏轼传》）。康熙也曾深有感触地说：“世风浇漓，人皆不能洁己自爱，故今日求操守廉介之人甚难，或仅能自守，而其才不克有为。”（《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卷26）管同（1780年-1831年）认为，“世事之颓，由于吏治；吏治之坏，根于士风”（《因寄轩集初集》卷6，《与朱干臣书》）。
2022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意见》，从“廉政文化”到“廉洁文化”的一字之变，体现了党中央对正风肃纪、崇廉拒腐认识的深化。因为，廉政文化仅涉及官场文化，而廉洁文化还涉及社会风气，包括廉洁奉公的家风建设、崇廉拒腐的社会风尚的建设、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等。廉政文化是重点，廉洁文化是基础，官风和世风都要不断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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