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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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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殷啸虎
《淮南子》同《吕氏春秋》一样，也是一部著名的杂家著作。《淮南子》以道家思想为主体，糅合了儒法阴阳等各家学说，这无疑反映了西汉前期黄老道家思想的影响。因此，《淮南子》所反映的法律思想，总结了西汉前期法律思想发展的成果，可以说是体现了那个时期具有代表性的法律观。
《淮南子》以道家所倡导的“道”为主体，主张治道无为。“道”是最高境界，在现实社会里，道具体体现为“义”，这就是《淮南子·本经训》里说的“在内而合乎道，出外而调于义”。而法则是义的产物，《淮南子·主术训》说：“法生于义，义生于众适，众适合于人心，此治之要也。”道、义、法三者的关系，就是“故太上神化，其次使不得为非，其次赏贤而罚暴”，三者之间，义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这就构成了《淮南子》“法生于义”的法律观的理论逻辑。
其一，义与法：因道义而用法。如前所述，法是“义”的产物，法的产生应当遵循“道”，而“义”又是“道”的体现，因此，法的运行应当遵循道义，以道义为准绳，这也就是《淮南子·主术训》中说的“府吏守法，君制义，法而无义，亦府吏也，不足以为政”。就法的适用而言，《淮南子》所主张的因道义而用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法的适用应当顺应天道和自然，反对严刑峻法。《淮南子》主张的治道无为在法律上的具体体现，就是认为“刑罚不足以移风，杀戮不足以禁奸”。在《淮南子·主术训》中，把上古时期描述为“威厉而不杀，刑错而不用，法省而不烦”的理想社会。在《淮南子·原道训》里也指出，“体道者逸而不穷，任数者劳而无功，夫峭法刻诛者，非霸王之业也”，并认为“法度刑罚，何足以致之也”。因此，应当顺应天道自然的要求，“漠然无为而无不为也”“是故圣人一度循轨，不变其宜，不易其常，放准循绳，曲因其当”。
第二，主张用法公正。《淮南子》主张的用法遵循道义的一个具体表现，就是要体现公正。《淮南子·主术训》中说：“衡之于左右，无私轻重，故可以为平；绳之于内外，无私曲直，故可以为正。”而用法公正的具体要求，一是法律面前要一律平等，这也是《淮南子》对先秦法家思想的继承与发挥，“法定之后，中程者赏，缺绳者诛，尊贵者不轻其罚，而卑贱者不重其刑。犯法者虽贤必诛，中度者虽不肖必无罪，是故公道通而私道塞矣”。二是不因君主个人好恶而用法，“人主之于用法，无私好憎，故可以为命”。《淮南子·缪称训》中也说：“明主之赏罚，非以为己也，以为国也。”
第三，要求严格依法办事，这也是用法公正的前提。《淮南子·主术训》说：“是故明主之治，国有诛者而主无怒焉。”高诱注云：“因法而行，故不怒也。”在谈到“乱国”与“治国”的区别时特别指出：“治国则不然，言事者必究于法，而为行者必治于官……言不得过其实，行不得逾其法。”
其二，义与宜：因时宜而变法。《淮南子》“法生于义”的法律观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强调了法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应当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这也是“义”的应有之义。《淮南子·齐俗训》中说“义者，循理而行宜也”“义者宜也”。法是因义而生，但也要随着时代不同而变化，以适应时代的要求，这就是“宜”，“是故世异则事变，时移则俗易。故圣人论世而立法，随时而举事”“法度不同，非务相反也，时世异也。是故不法其已成之法，而法其所以为法；所以为法者，与化推移者也”。
时代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因此法也应当顺应时代的发展而变化，这就是“法其所以为法”。《淮南子·泛论训》指出，“天下岂有常法哉”“法度制令，各因其宜，故变古未可非，而循俗未足多也”。反之，如果墨守成规，“欲以一行之礼，一定之法，应时偶变，其不能中权亦明矣”。高诱注云：“一行之礼，非随时礼也，一定之法，非随时法也，故曰不能中权。权则因时制宜，不失中道也。”所以，“知法治所由生，则应时而变；不知法治之源，虽循古终乱。今世之法籍与时变，礼义与俗易”。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个明确的论断：“苟利于民，不必法古；苟周于事，不必循旧。”
同《吕氏春秋》一样，《淮南子》在谈到因时而变法的问题时，也举了“刻舟求剑”的例子。在《淮南子·说林训》的开篇就说：“以一世之度制治天下，譬犹客之乘舟，中流遗其剑，遽契其舟桅，暮薄而求之，其不知物类亦甚矣！”
其三，义与性：因民性而行法。“法生于义”的另一个方面，就是法的实施应当顺应民性。《淮南子·泰族训》说“圣人之治天下，非易民性也，拊循其所有而涤荡之，故因则大、化则细矣”“故先王之制法也，因民之所好而为之节文者也”。法律只有顺应民性，才能得到有效的实施。这也就是《淮南子·泛论训》中说的“圣人因民之所喜而劝善，因民之所恶而禁奸。故赏一人而天下誉之，罚一人而天下畏之。故至赏不费，至刑不滥”。
《淮南子》认为，人之所以犯罪，是由人的贪欲的本性决定的。《淮南子·泛训论》说：“今人之所以犯囹圄之罪，而陷于刑戮之患者，由嗜欲无厌，不循度量之故也。”而解决的办法，就是顺应民性，实施教化，特别是要以法为教。《淮南子·泰族训》指出：“人之性有仁义之资，非圣人为之法度而教导之，则不可使乡方。故先王之教也，因其所喜以劝善，因其所恶以禁奸，故刑罚不用而威行如流，政令约省而化耀如神。”
因此，因民性而行法，就是要实现刑罚不用、政令约省的目的，这就又回到了《淮南子》法律观的本原：治道无为，这也正是教化所追求的目标。正如《淮南子·泰族训》中所说：“故有道以统之，法虽少，足以化矣；无道以行之，法虽众，足以乱矣！”所以，“太上养化，其次正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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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淮南子》“法生于义”的法律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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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4-04-03 ） 稿件来源： 法治日报法学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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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殷啸虎
《淮南子》同《吕氏春秋》一样，也是一部著名的杂家著作。《淮南子》以道家思想为主体，糅合了儒法阴阳等各家学说，这无疑反映了西汉前期黄老道家思想的影响。因此，《淮南子》所反映的法律思想，总结了西汉前期法律思想发展的成果，可以说是体现了那个时期具有代表性的法律观。
《淮南子》以道家所倡导的“道”为主体，主张治道无为。“道”是最高境界，在现实社会里，道具体体现为“义”，这就是《淮南子·本经训》里说的“在内而合乎道，出外而调于义”。而法则是义的产物，《淮南子·主术训》说：“法生于义，义生于众适，众适合于人心，此治之要也。”道、义、法三者的关系，就是“故太上神化，其次使不得为非，其次赏贤而罚暴”，三者之间，义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这就构成了《淮南子》“法生于义”的法律观的理论逻辑。
其一，义与法：因道义而用法。如前所述，法是“义”的产物，法的产生应当遵循“道”，而“义”又是“道”的体现，因此，法的运行应当遵循道义，以道义为准绳，这也就是《淮南子·主术训》中说的“府吏守法，君制义，法而无义，亦府吏也，不足以为政”。就法的适用而言，《淮南子》所主张的因道义而用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法的适用应当顺应天道和自然，反对严刑峻法。《淮南子》主张的治道无为在法律上的具体体现，就是认为“刑罚不足以移风，杀戮不足以禁奸”。在《淮南子·主术训》中，把上古时期描述为“威厉而不杀，刑错而不用，法省而不烦”的理想社会。在《淮南子·原道训》里也指出，“体道者逸而不穷，任数者劳而无功，夫峭法刻诛者，非霸王之业也”，并认为“法度刑罚，何足以致之也”。因此，应当顺应天道自然的要求，“漠然无为而无不为也”“是故圣人一度循轨，不变其宜，不易其常，放准循绳，曲因其当”。
第二，主张用法公正。《淮南子》主张的用法遵循道义的一个具体表现，就是要体现公正。《淮南子·主术训》中说：“衡之于左右，无私轻重，故可以为平；绳之于内外，无私曲直，故可以为正。”而用法公正的具体要求，一是法律面前要一律平等，这也是《淮南子》对先秦法家思想的继承与发挥，“法定之后，中程者赏，缺绳者诛，尊贵者不轻其罚，而卑贱者不重其刑。犯法者虽贤必诛，中度者虽不肖必无罪，是故公道通而私道塞矣”。二是不因君主个人好恶而用法，“人主之于用法，无私好憎，故可以为命”。《淮南子·缪称训》中也说：“明主之赏罚，非以为己也，以为国也。”
第三，要求严格依法办事，这也是用法公正的前提。《淮南子·主术训》说：“是故明主之治，国有诛者而主无怒焉。”高诱注云：“因法而行，故不怒也。”在谈到“乱国”与“治国”的区别时特别指出：“治国则不然，言事者必究于法，而为行者必治于官……言不得过其实，行不得逾其法。”
其二，义与宜：因时宜而变法。《淮南子》“法生于义”的法律观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强调了法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应当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这也是“义”的应有之义。《淮南子·齐俗训》中说“义者，循理而行宜也”“义者宜也”。法是因义而生，但也要随着时代不同而变化，以适应时代的要求，这就是“宜”，“是故世异则事变，时移则俗易。故圣人论世而立法，随时而举事”“法度不同，非务相反也，时世异也。是故不法其已成之法，而法其所以为法；所以为法者，与化推移者也”。
时代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因此法也应当顺应时代的发展而变化，这就是“法其所以为法”。《淮南子·泛论训》指出，“天下岂有常法哉”“法度制令，各因其宜，故变古未可非，而循俗未足多也”。反之，如果墨守成规，“欲以一行之礼，一定之法，应时偶变，其不能中权亦明矣”。高诱注云：“一行之礼，非随时礼也，一定之法，非随时法也，故曰不能中权。权则因时制宜，不失中道也。”所以，“知法治所由生，则应时而变；不知法治之源，虽循古终乱。今世之法籍与时变，礼义与俗易”。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个明确的论断：“苟利于民，不必法古；苟周于事，不必循旧。”
同《吕氏春秋》一样，《淮南子》在谈到因时而变法的问题时，也举了“刻舟求剑”的例子。在《淮南子·说林训》的开篇就说：“以一世之度制治天下，譬犹客之乘舟，中流遗其剑，遽契其舟桅，暮薄而求之，其不知物类亦甚矣！”
其三，义与性：因民性而行法。“法生于义”的另一个方面，就是法的实施应当顺应民性。《淮南子·泰族训》说“圣人之治天下，非易民性也，拊循其所有而涤荡之，故因则大、化则细矣”“故先王之制法也，因民之所好而为之节文者也”。法律只有顺应民性，才能得到有效的实施。这也就是《淮南子·泛论训》中说的“圣人因民之所喜而劝善，因民之所恶而禁奸。故赏一人而天下誉之，罚一人而天下畏之。故至赏不费，至刑不滥”。
《淮南子》认为，人之所以犯罪，是由人的贪欲的本性决定的。《淮南子·泛训论》说：“今人之所以犯囹圄之罪，而陷于刑戮之患者，由嗜欲无厌，不循度量之故也。”而解决的办法，就是顺应民性，实施教化，特别是要以法为教。《淮南子·泰族训》指出：“人之性有仁义之资，非圣人为之法度而教导之，则不可使乡方。故先王之教也，因其所喜以劝善，因其所恶以禁奸，故刑罚不用而威行如流，政令约省而化耀如神。”
因此，因民性而行法，就是要实现刑罚不用、政令约省的目的，这就又回到了《淮南子》法律观的本原：治道无为，这也正是教化所追求的目标。正如《淮南子·泰族训》中所说：“故有道以统之，法虽少，足以化矣；无道以行之，法虽众，足以乱矣！”所以，“太上养化，其次正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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