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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经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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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刘志月
关于诉源治理，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人民法院立案庭法官周晶心中有本“账”——
实质化解一件案件背后所涉及的矛盾纠纷，其所耗费的精力远远大于判一件案件，但案结事了，办一件是一件，且不会出现群众不服判决、“案生案”的情况。
“法官，你帮我调一下。”每当听到当事人这样说，周晶总感到心情畅快。
周晶的感受，在武汉法院系统有一组数据为证——
2023年，全市法院一审民事新收案件同比下降3.33%，这是2015年实行立案登记制改革后首次下降。
新收案件数“拐点”的出现，让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刘太平看到了破解“案多人少”问题、推动法院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方向。
“诉源治理，是目前武汉法院摆脱困境、争取主动、推动审判工作现代化绕不开、必须抓的重点工作。”2月29日召开的武汉法院院长会上，刘太平就“纵深推进诉源治理”向全市法院发出动员令。
连日来，《法治日报》记者走访武汉部分法院及诉源治理工作参与者，共同探寻诉源治理的武汉路径。
做好“法院-”
强化解纷减诉能力
“必须做、必须尽快做出成效。”
在2023年6月30日召开的武汉法院诉源治理工作推进会上，刘太平语重心长。
这种迫在眉睫之感，源于刘太平的一次基层调研。
武汉一家基层法院一名入额才几年的法官，当时手上有900多件未结案件，且新案件仍在源源不断涌入。
数据显示，近年来，武汉法院收案数持续增长。2022年，武汉法院人均结案数为431件，几乎是湖北省平均数的两倍，且收案数、人均结案数比成都、苏州、杭州等与武汉经济体量类似地区的法院都要多。
“这么大体量的案件，就像一座无形的大山，压得大家喘不过气。”刘太平说。
这次推进会上，针对全市法院在诉源治理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武汉中院提出了“十项重点任务”。
按照要求，武汉15家基层法院均成立了诉源治理领导小组、工作专班，制定契合辖区实际的诉源治理工作方案，抓实每月研判调度工作，并积极向地方党委、人大等汇报，协调职能部门召开联席会议，凝聚诉源治理工作合力。
武汉不少基层法院将“解纷减诉”的重点之一，放在“示范判决+调解”“示范判决+速裁”等机制上，开展物业服务合同纠纷案件的类案治理便是其中取得显著成效的一项。
2023年，物业服务合同纠纷在武汉法院一审民事新收案件量中排名前五。
针对物业纠纷的特点，汉阳区人民法院探索以“示范判决+调解”的工作方法推动物业纠纷“全链条”诉源治理新路径。
法官选取涉诉较多、矛盾较为突出的小区作为示范判决案例，通过实地走访查看，选取其中典型一例进行开庭；开庭时，邀请有类似物业纠纷的小区物业公司经理、业主代表、调解员等到庭旁听。作出判决后，再请调解员按照示范判决对类似纠纷进行调解。
“常常是一案判百案调，有效遏制了类似案件增长的势头。”周晶说。
2023年，武汉各基层法院共对101件案件进行示范判决，通过示范判决调解成功案件6573件。
武汉不少基层法院还把司法建议作为“解纷减诉”的重点之一，通过参与社会治理，防止类似纠纷再次产生。
青山区人民法院去年一次性收到针对一家生鲜超市的250件起诉书，这让该院立案庭副庭长施义颇感意外。
经走访核查，施义发现，这是一起针对超市在食品销售和管理方面存在的不足和漏洞、有组织的“集中行动”。法院组织双方调解，促成和解，原告方全部撤诉。
之后，青山区法院向经营该生鲜超市的公司发出司法建议，建议超市建立食品进货查验、保质期自查等制度，同时加大员工培训。该公司采纳司法建议并完善了内部管理。至今，再没有涉及该公司的类似纠纷产生。
此外，武汉法院还通过“枫桥式人民法庭创建”“综合性法庭审执一体化”等改革创新推动解纷减诉。
截至2023年底，武汉已有17家人民法庭开展审执一体化试点工作，执结案件数2000余件。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辖区内3家专业法庭全部实行审执一体化。
武汉各基层法院还不断优化判后答疑机制，加大释法明理和服判息诉工作力度，实现“案结”“心结”双解，有效解决“案生案”问题。武昌区人民法院邀请当事人所在单位、基层自治组织或相关第三方主体共同参与判后答疑，服判息诉效果良好。
“从数据看，通过狠抓十项重点任务，全市法院解纷减诉成效逐步显现。”武汉中院立案庭庭长熊青说。
做实“法院+”
扩大多元解纷朋友圈
做实诉源治理仅仅只是“帮法院干活”，为法院“减负”？
在法院从事立案工作超过15年，亲身经历立案登记制改革的青山区法院专职审判委员会委员李劲认为，诉源治理绝不简单是“帮法院减负”，而是“成本更低、效果更好”全链条解决矛盾纠纷的必然选择。
针对如何调动纠纷易发多发行业部门的积极性，武汉法院强化重点领域攻坚，紧盯金融、物业、劳动争议等领域，加强与金融监管、人社等部门协调，打造“法院+金融”“法院+物调委”“法院+工会”等联动机制，集中行业资源提升治理效能。
湖北银行业保险业纠纷调解中心（以下简称湖北银保调中心）与武汉法院建立的“法院+银保调”就是其中的典型之一。
从2018年起，武汉中院就注意到涉金融领域案件呈现增长态势，开始与行业主管部门开展合作，推动基层法院与湖北银保调中心持续探索金融纠纷多元化解工作。
武昌区法院是首批与湖北银保调中心开展诉调对接工作的试点单位，通过在该中心设立金融审判巡回审判点，铺设法院内网专线，建设标准化科技法庭，实现现场立案、调解、司法确认、开庭等功能。仅2023年，就在该中心开展巡回审判49场次。
与此同时，湖北银保调中心在武昌区法院水果湖人民法庭设立调解工作室，调解员驻点办公，现场接受法院委派调解、接受法官调解指导、提请法院司法确认。
2023年，武昌区法院诉前调解金融案件8800余件，2200件进行司法确认，同时法院新收金融类诉讼案件同比下降9%。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诉源治理是我们纵深推进行业治理的利器，是法院与我们共同探索金融纠纷化解最优路径，更是规范行业发展、源头防范金融风险、提升行业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不可或缺的要素。”湖北银保调中心主任王韬说，诉源治理必须多方联动。
在水果湖人民法庭庭长殷晓艳看来，该法庭与湖北银保调中心的工作模式可以用“双向奔赴”来形容——金融专业审判和金融诉调对接“双轮驱动”，共同探索高效、便捷、低成本、可持续的金融纠纷多元化解新路径。
目前，武汉市15个基层法院均与湖北银保调中心建立了工作联系。
相应的，2023年，武汉法院一审新收金融类案件同比下降了20.8%。
“金融行业主管部门的积极参与，是‘法院+银保调’诉调对接模式成功运行的法宝。”武汉中院立案一庭副庭长陈敏认为，该模式的成功，为强化诉调对接，持续拓展“法院+N”多元解纷模式外延提供了范本。
如今，多元解纷的“朋友圈”正在不断创新、持续延展。
以律师为调解员主体的武昌区睿和天下调解中心，其发起人之一、湖北中和信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孔海燕律师8年来参与了武汉中院、武昌区法院、青山区法院等委派的多起疑难复杂纠纷诉前化解工作，特别是涉及物业纠纷“示范判决+调解”的后续纠纷实质性化解工作。
“诉源治理是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改革的新举措，目前已产生良好效果，律师应该在诉源治理中发挥更重要作用。”孔海燕希望，越来越多包括律师在内的专业力量参与诉源治理。
在青山区法院院长王彬林看来，诉源治理之“诉”指向法院的司法性功能，“治理”则更多指向行政功能。
“诉源治理是司法和行政的深度融合，需要在党委、政府领导下，着力解决部门分割、资源分散、效率不高等问题，促进人民调解、行政调解、专业性行业性调解和司法调解等协调配合，形成多元解纷合力，推动形成社会力量整体联动的共治格局。”王彬林说。
做精“法院×”
提升实质解纷水平
周晶的工作有一个特殊之处——她虽是法官，但办案地点不在法院。自汉阳区综治（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中心2020年9月启用以来，她就带领汉阳区法院一个工作团队常驻中心。这也成了武汉法院主动融入基层社会治理的一个缩影。
武汉法院将“诉源治理”纳入两级法院“一把手”工程后，周晶团队又有了新变化——
汉阳区法院将该院聘请的5名专职调解员也集中到汉阳区综治（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中心办公。
汉阳区法院副院长刘劲告诉记者，该院已向区委、区委政法委汇报、争取，正逐步推动在区综治（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中心开设法院诉讼服务窗口，将行政争议的诉前化解等工作提上日程。
在中心副主任李晟看来，诉源治理在该中心呈现为“三重境界”，即“法院委托中心调”“中心调，诉讼断后”“中心与法院互为支撑”。
党委、政府协调资源推动实质解纷，法院发挥自身优势推动纠纷反向治理——这种“互为支撑”的情形，正在武汉呈现“百花齐放”之势，将人民法院在解纷方面具有的专业性、权威性、强制性效应成倍放大。
今年1月22日，“80后”法官郭奕君作为江岸区法院立案庭副庭长，牵头负责立案庭工作。再次“回归”立案庭，郭奕君最大的感受是，对诉源治理的认识和重视程度，在法院内外正悄然发生变化。
江岸区法院2024年工作务虚会上，该院党组明确了诉源治理的多项重点工作，并强调“诉源治理不是法院一家的事，更不只是立案庭的事”。
为此，江岸区法院不仅入驻了区综治（社会矛盾纠纷调处）中心，还推动党委、政府将“万人起诉率”纳入平安建设考核。
目前，江岸区正在明确“万人起诉率”的考核对象、纠纷范围、化解成功率、街道万人起诉率排名等考核内容以及考评指标和激励加分项，并由法院提供数据支持，进行细化、量化考核。
“万人起诉率”纳入考核且“权重不小”，让江岸区西马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政法委员施加耀感到“压力山大”。
考核推动统筹整合。结合辖区重点工作任务，西马街道与法院对接，邀请法官到街道指导、参与重点矛盾纠纷的化解，源头化解矛盾纠纷的同时帮助推动重点工作，实现双赢共赢。
“我们有一个想法，希望法院能派更多专业力量下沉，帮助基层培养更多善调解、懂政策的人才资源，共同推进诉源治理。”施加耀说。
在郭奕君眼里，“万人起诉率”考核更多是“指挥棒”，助力完善基层矛盾纠纷全链条排查化解工作机制，实现法院诉源治理与区域综合治理接轨并进。
江岸区台北街道桃源社区党委书记、主任胡郡艳就已经感受到了“接轨并进”带来的治理效能倍增。
桃源社区老旧小区不少，邻里纠纷易发多发。曾有一个楼栋单元的下水管道在三楼发生锈蚀堵死，最佳修复方案是更换整条管道。但一涉及出钱，该单元6户业主分歧很大。
桃源社区请江岸区法院西马人民法庭庭长张愿来社区，同业主、物业公司负责人和网格员坐在一起，从法理、情理多方面寻找修复管道最优方案。
最终，6户业主达成一致：按户平摊费用。
“事后，不少参与其中的社区工作人员感慨：过去碰到类似问题只知道‘劝和’，没想到这背后还有法律依据。”胡郡艳说，这让大家看到了法院在助力基层定分止争方面的“特别作用”。
今年初，桃源社区还有一件上了网络热搜的“轰动事”：辖区一家商场将停车位提供给居民夜间停车，解决了不少类似老旧小区停车难的问题。
这件事，源于发生在桃源社区的一起车辆轻微剐蹭事故。事故纠纷顺利调解后，居民说的一句“气话”——“社区要想办法解决停车难也不难。附近商场晚上那么多停车位空着，就不能协调一下？”这让胡郡艳动起了心思。
经协商，商场愿意低价开放夜间停车；同时，商场也与社区联动开展活动，向居民推广商场活动。
“诉源治理其实就是共同缔造的过程，是政法机关到一线让法治观念入脑入心，推动矛盾纠纷实质性化解的过程。”胡郡艳认为。
目前，武汉中院正在积极向市委、市委政法委汇报，争取出台市级层面的诉源治理工作意见，同时将“万人起诉率”考核向基层延伸、向重点行业领域延伸，让诉源治理工作从“法院主推”上升为“党委主抓”，形成源头治理大格局。
“法院，不仅是案件的审理者，还是源头治理和多元解纷方案的提供者。我们将继续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延伸司法职能，做实调解指导，深化诉调对接，不断推动诉源治理、多元解纷工作实现新发展、再上新台阶。”刘太平说。
本报武汉3月6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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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法院“加减乘”解纷法“除”去不少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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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收案件数“拐点”终于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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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4-03-07 ） 稿件来源： 法治日报法治经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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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漫画/高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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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刘志月
关于诉源治理，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人民法院立案庭法官周晶心中有本“账”——
实质化解一件案件背后所涉及的矛盾纠纷，其所耗费的精力远远大于判一件案件，但案结事了，办一件是一件，且不会出现群众不服判决、“案生案”的情况。
“法官，你帮我调一下。”每当听到当事人这样说，周晶总感到心情畅快。
周晶的感受，在武汉法院系统有一组数据为证——
2023年，全市法院一审民事新收案件同比下降3.33%，这是2015年实行立案登记制改革后首次下降。
新收案件数“拐点”的出现，让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刘太平看到了破解“案多人少”问题、推动法院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方向。
“诉源治理，是目前武汉法院摆脱困境、争取主动、推动审判工作现代化绕不开、必须抓的重点工作。”2月29日召开的武汉法院院长会上，刘太平就“纵深推进诉源治理”向全市法院发出动员令。
连日来，《法治日报》记者走访武汉部分法院及诉源治理工作参与者，共同探寻诉源治理的武汉路径。
做好“法院-”
强化解纷减诉能力
“必须做、必须尽快做出成效。”
在2023年6月30日召开的武汉法院诉源治理工作推进会上，刘太平语重心长。
这种迫在眉睫之感，源于刘太平的一次基层调研。
武汉一家基层法院一名入额才几年的法官，当时手上有900多件未结案件，且新案件仍在源源不断涌入。
数据显示，近年来，武汉法院收案数持续增长。2022年，武汉法院人均结案数为431件，几乎是湖北省平均数的两倍，且收案数、人均结案数比成都、苏州、杭州等与武汉经济体量类似地区的法院都要多。
“这么大体量的案件，就像一座无形的大山，压得大家喘不过气。”刘太平说。
这次推进会上，针对全市法院在诉源治理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武汉中院提出了“十项重点任务”。
按照要求，武汉15家基层法院均成立了诉源治理领导小组、工作专班，制定契合辖区实际的诉源治理工作方案，抓实每月研判调度工作，并积极向地方党委、人大等汇报，协调职能部门召开联席会议，凝聚诉源治理工作合力。
武汉不少基层法院将“解纷减诉”的重点之一，放在“示范判决+调解”“示范判决+速裁”等机制上，开展物业服务合同纠纷案件的类案治理便是其中取得显著成效的一项。
2023年，物业服务合同纠纷在武汉法院一审民事新收案件量中排名前五。
针对物业纠纷的特点，汉阳区人民法院探索以“示范判决+调解”的工作方法推动物业纠纷“全链条”诉源治理新路径。
法官选取涉诉较多、矛盾较为突出的小区作为示范判决案例，通过实地走访查看，选取其中典型一例进行开庭；开庭时，邀请有类似物业纠纷的小区物业公司经理、业主代表、调解员等到庭旁听。作出判决后，再请调解员按照示范判决对类似纠纷进行调解。
“常常是一案判百案调，有效遏制了类似案件增长的势头。”周晶说。
2023年，武汉各基层法院共对101件案件进行示范判决，通过示范判决调解成功案件6573件。
武汉不少基层法院还把司法建议作为“解纷减诉”的重点之一，通过参与社会治理，防止类似纠纷再次产生。
青山区人民法院去年一次性收到针对一家生鲜超市的250件起诉书，这让该院立案庭副庭长施义颇感意外。
经走访核查，施义发现，这是一起针对超市在食品销售和管理方面存在的不足和漏洞、有组织的“集中行动”。法院组织双方调解，促成和解，原告方全部撤诉。
之后，青山区法院向经营该生鲜超市的公司发出司法建议，建议超市建立食品进货查验、保质期自查等制度，同时加大员工培训。该公司采纳司法建议并完善了内部管理。至今，再没有涉及该公司的类似纠纷产生。
此外，武汉法院还通过“枫桥式人民法庭创建”“综合性法庭审执一体化”等改革创新推动解纷减诉。
截至2023年底，武汉已有17家人民法庭开展审执一体化试点工作，执结案件数2000余件。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辖区内3家专业法庭全部实行审执一体化。
武汉各基层法院还不断优化判后答疑机制，加大释法明理和服判息诉工作力度，实现“案结”“心结”双解，有效解决“案生案”问题。武昌区人民法院邀请当事人所在单位、基层自治组织或相关第三方主体共同参与判后答疑，服判息诉效果良好。
“从数据看，通过狠抓十项重点任务，全市法院解纷减诉成效逐步显现。”武汉中院立案庭庭长熊青说。
做实“法院+”
扩大多元解纷朋友圈
做实诉源治理仅仅只是“帮法院干活”，为法院“减负”？
在法院从事立案工作超过15年，亲身经历立案登记制改革的青山区法院专职审判委员会委员李劲认为，诉源治理绝不简单是“帮法院减负”，而是“成本更低、效果更好”全链条解决矛盾纠纷的必然选择。
针对如何调动纠纷易发多发行业部门的积极性，武汉法院强化重点领域攻坚，紧盯金融、物业、劳动争议等领域，加强与金融监管、人社等部门协调，打造“法院+金融”“法院+物调委”“法院+工会”等联动机制，集中行业资源提升治理效能。
湖北银行业保险业纠纷调解中心（以下简称湖北银保调中心）与武汉法院建立的“法院+银保调”就是其中的典型之一。
从2018年起，武汉中院就注意到涉金融领域案件呈现增长态势，开始与行业主管部门开展合作，推动基层法院与湖北银保调中心持续探索金融纠纷多元化解工作。
武昌区法院是首批与湖北银保调中心开展诉调对接工作的试点单位，通过在该中心设立金融审判巡回审判点，铺设法院内网专线，建设标准化科技法庭，实现现场立案、调解、司法确认、开庭等功能。仅2023年，就在该中心开展巡回审判49场次。
与此同时，湖北银保调中心在武昌区法院水果湖人民法庭设立调解工作室，调解员驻点办公，现场接受法院委派调解、接受法官调解指导、提请法院司法确认。
2023年，武昌区法院诉前调解金融案件8800余件，2200件进行司法确认，同时法院新收金融类诉讼案件同比下降9%。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诉源治理是我们纵深推进行业治理的利器，是法院与我们共同探索金融纠纷化解最优路径，更是规范行业发展、源头防范金融风险、提升行业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不可或缺的要素。”湖北银保调中心主任王韬说，诉源治理必须多方联动。
在水果湖人民法庭庭长殷晓艳看来，该法庭与湖北银保调中心的工作模式可以用“双向奔赴”来形容——金融专业审判和金融诉调对接“双轮驱动”，共同探索高效、便捷、低成本、可持续的金融纠纷多元化解新路径。
目前，武汉市15个基层法院均与湖北银保调中心建立了工作联系。
相应的，2023年，武汉法院一审新收金融类案件同比下降了20.8%。
“金融行业主管部门的积极参与，是‘法院+银保调’诉调对接模式成功运行的法宝。”武汉中院立案一庭副庭长陈敏认为，该模式的成功，为强化诉调对接，持续拓展“法院+N”多元解纷模式外延提供了范本。
如今，多元解纷的“朋友圈”正在不断创新、持续延展。
以律师为调解员主体的武昌区睿和天下调解中心，其发起人之一、湖北中和信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孔海燕律师8年来参与了武汉中院、武昌区法院、青山区法院等委派的多起疑难复杂纠纷诉前化解工作，特别是涉及物业纠纷“示范判决+调解”的后续纠纷实质性化解工作。
“诉源治理是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改革的新举措，目前已产生良好效果，律师应该在诉源治理中发挥更重要作用。”孔海燕希望，越来越多包括律师在内的专业力量参与诉源治理。
在青山区法院院长王彬林看来，诉源治理之“诉”指向法院的司法性功能，“治理”则更多指向行政功能。
“诉源治理是司法和行政的深度融合，需要在党委、政府领导下，着力解决部门分割、资源分散、效率不高等问题，促进人民调解、行政调解、专业性行业性调解和司法调解等协调配合，形成多元解纷合力，推动形成社会力量整体联动的共治格局。”王彬林说。
做精“法院×”
提升实质解纷水平
周晶的工作有一个特殊之处——她虽是法官，但办案地点不在法院。自汉阳区综治（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中心2020年9月启用以来，她就带领汉阳区法院一个工作团队常驻中心。这也成了武汉法院主动融入基层社会治理的一个缩影。
武汉法院将“诉源治理”纳入两级法院“一把手”工程后，周晶团队又有了新变化——
汉阳区法院将该院聘请的5名专职调解员也集中到汉阳区综治（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中心办公。
汉阳区法院副院长刘劲告诉记者，该院已向区委、区委政法委汇报、争取，正逐步推动在区综治（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中心开设法院诉讼服务窗口，将行政争议的诉前化解等工作提上日程。
在中心副主任李晟看来，诉源治理在该中心呈现为“三重境界”，即“法院委托中心调”“中心调，诉讼断后”“中心与法院互为支撑”。
党委、政府协调资源推动实质解纷，法院发挥自身优势推动纠纷反向治理——这种“互为支撑”的情形，正在武汉呈现“百花齐放”之势，将人民法院在解纷方面具有的专业性、权威性、强制性效应成倍放大。
今年1月22日，“80后”法官郭奕君作为江岸区法院立案庭副庭长，牵头负责立案庭工作。再次“回归”立案庭，郭奕君最大的感受是，对诉源治理的认识和重视程度，在法院内外正悄然发生变化。
江岸区法院2024年工作务虚会上，该院党组明确了诉源治理的多项重点工作，并强调“诉源治理不是法院一家的事，更不只是立案庭的事”。
为此，江岸区法院不仅入驻了区综治（社会矛盾纠纷调处）中心，还推动党委、政府将“万人起诉率”纳入平安建设考核。
目前，江岸区正在明确“万人起诉率”的考核对象、纠纷范围、化解成功率、街道万人起诉率排名等考核内容以及考评指标和激励加分项，并由法院提供数据支持，进行细化、量化考核。
“万人起诉率”纳入考核且“权重不小”，让江岸区西马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政法委员施加耀感到“压力山大”。
考核推动统筹整合。结合辖区重点工作任务，西马街道与法院对接，邀请法官到街道指导、参与重点矛盾纠纷的化解，源头化解矛盾纠纷的同时帮助推动重点工作，实现双赢共赢。
“我们有一个想法，希望法院能派更多专业力量下沉，帮助基层培养更多善调解、懂政策的人才资源，共同推进诉源治理。”施加耀说。
在郭奕君眼里，“万人起诉率”考核更多是“指挥棒”，助力完善基层矛盾纠纷全链条排查化解工作机制，实现法院诉源治理与区域综合治理接轨并进。
江岸区台北街道桃源社区党委书记、主任胡郡艳就已经感受到了“接轨并进”带来的治理效能倍增。
桃源社区老旧小区不少，邻里纠纷易发多发。曾有一个楼栋单元的下水管道在三楼发生锈蚀堵死，最佳修复方案是更换整条管道。但一涉及出钱，该单元6户业主分歧很大。
桃源社区请江岸区法院西马人民法庭庭长张愿来社区，同业主、物业公司负责人和网格员坐在一起，从法理、情理多方面寻找修复管道最优方案。
最终，6户业主达成一致：按户平摊费用。
“事后，不少参与其中的社区工作人员感慨：过去碰到类似问题只知道‘劝和’，没想到这背后还有法律依据。”胡郡艳说，这让大家看到了法院在助力基层定分止争方面的“特别作用”。
今年初，桃源社区还有一件上了网络热搜的“轰动事”：辖区一家商场将停车位提供给居民夜间停车，解决了不少类似老旧小区停车难的问题。
这件事，源于发生在桃源社区的一起车辆轻微剐蹭事故。事故纠纷顺利调解后，居民说的一句“气话”——“社区要想办法解决停车难也不难。附近商场晚上那么多停车位空着，就不能协调一下？”这让胡郡艳动起了心思。
经协商，商场愿意低价开放夜间停车；同时，商场也与社区联动开展活动，向居民推广商场活动。
“诉源治理其实就是共同缔造的过程，是政法机关到一线让法治观念入脑入心，推动矛盾纠纷实质性化解的过程。”胡郡艳认为。
目前，武汉中院正在积极向市委、市委政法委汇报，争取出台市级层面的诉源治理工作意见，同时将“万人起诉率”考核向基层延伸、向重点行业领域延伸，让诉源治理工作从“法院主推”上升为“党委主抓”，形成源头治理大格局。
“法院，不仅是案件的审理者，还是源头治理和多元解纷方案的提供者。我们将继续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延伸司法职能，做实调解指导，深化诉调对接，不断推动诉源治理、多元解纷工作实现新发展、再上新台阶。”刘太平说。
本报武汉3月6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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