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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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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殷啸虎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追求的是一种自然与人类社会的“和谐”，其突出表现之一，便是以“天人合一”作为法律文化的最高境界与核心精神之一。作为一种法的价值内涵，“天人合一”追求的是一种人类自我理性与宇宙自然秩序的有机统一，体现的是一种自然秩序与社会秩序，即天道、人道与治道的理想结合。天道体现的是一种自然秩序，人道反映的是一种伦理与社会秩序，而治道则是天道与人道的结合所形成的一种法律秩序。人类社会的法律秩序应当顺应自然秩序，并以自然秩序为准则。传统法律文化正是建立在这种“天人合一”的基础之上的。可以说，“天人合一”观念在传统法律文化中的反映是非常广泛的，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天人合一”观念，揭示了古代法的渊源。根据“天人合一”的观念，天道具体体现为一种自然法则，作为人类社会基本秩序规范的法，是依据天道秩序的要求而建立的，是天道秩序的体现。天道决定了法律的性质、功能与适用。因此，法不仅是天道的产物，而且必须顺应天道。
法是天道即自然秩序的反映。《周易·噬嗑·象》说：“雷电，噬嗑，先王以明罚敕法。”宋代理学家程颐对此解释说：“先王观雷电之象，法其明与威，以明其刑罚，饬其法令。法者，明事理而为之防者也。”《汉书·刑法志》中也说：“刑罚威狱，以类天之震曜杀戮也。”正因为法是天道的反映，因此法的目的就是为了顺应和维护天道的秩序，“应天行刑”“恭行天罚”。《隋书·刑法志》在谈到刑法的作用与产生时说：刑法是“圣王仰视法星，旁观习坎，弥缝五气，取则四时，莫不先春风以播恩，后秋霜而动宪，是以宣慈惠爱，导其萌芽，刑罚威怒，随其肃杀”。明初刘惟谦在《进明律表》中也说，《大明律》“上稽天理，下揆人情”，是应天顺民的产物，所以它可以成为“百代之准绳”。通过这种“天人合一”的法的渊源观，论证了法的产生的正当性与合法性。
第二，“天人合一”的观念，奠定了传统法律文化基本理念的基础。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基本理念，一言以蔽之，就是德主刑辅。其源于西周时提出的“以德配天”“敬德保民”“明德慎罚”等思想，经西汉大儒董仲舒的发挥，形成了“德主刑辅”的理念，成为中国古代正统法律思想的核心内容。而董仲舒对德主刑辅的论证，正是基于天道的阴阳五行学说。他在《春秋繁露·阳尊阴卑》中指出，“阳，天之德也；阴，天之刑也”“天之好仁而近，恶戾之变而远，大德而小刑之意也”“是故天数右阳而不右阴，务德而不务刑”。他认为，“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通过阴阳和谐论证了德主刑辅的正当性。《唐律疏议》对此也进一步指出：“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因此，根据“天人合一”、阴阳和谐观而形成的德主刑辅思想，构成了中国传统法理念的核心观念，对两千多年的传统法律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三，“天人合一”的观念，为古代法律制度设计提供了理论基础。按照“天人合一”观念，法是自然秩序的产物，法律制度设计同样也顺应这种自然秩序的要求。古代法律在这方面的突出表现，就是作为基本刑罚制度的五刑制度。五刑体系的确立，从理论上说，显然深受阴阳五行学说的影响。就刑罚体系而言，五刑是对五行原则的体现。《白虎通·五刑》中说：“五刑者，五常之鞭策也。”“刑所以五何？法五行也。”认为古代五刑就是仿效五行而设的，“大辟，法水之灭火；宫者，法土之壅水；膑者，法金之刻木；劓者，法木之穿土；墨者，法火之胜金。”《唐律疏议》也援引《孝经·援神契》中“圣人制五刑，以法五行”的说法，作为五刑的理论依据。唐律中，不仅“五刑”与“五行”相符，而且笞刑、杖刑、徒刑各分为五等，三流二死加起来也是五等。同时，五为天地之中数，五刑体系也体现了传统法律思想中刑罚适中的观念。此外，笞、杖、徒、流的等级均为奇数，奇数为阳，阳为生，以表示生刑之义；死刑（二死）则为偶数，偶数为阴，阴为死，《唐律疏议·名例律》“死刑”条《疏议》：“二者，法阴数也，阴主杀罚，因而则之，即古大辟之刑是也。”因此，刑罚是天道运行秩序在法律中的体现，通过五刑体系，反映了天道、人道与治道的统一，构建起一种“天人合一”的刑罚理念。
第四，“天人合一”观念，直接影响了古代司法诉讼的理念与制度。首先，就司法诉讼的理念而言，其突出影响便是“无讼”诉讼观的确立。追求无讼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典型特征之一，无讼所体现的，是一种和谐的诉讼观，也是“天人合一”观在司法中的体现。这种主张“无讼”的和谐诉讼观，源于《周易·讼》：“讼，有孚，窒惕，中吉，终凶。”《象》曰：“天与水违行，讼；君子以作事谋始。”《周易正义》解释说：“天道西转，水流东注，是天与水相违而行，相违而行，象人彼此两相乖戾，故致讼也。”因此，诉讼本身就是违背自然秩序的，所以“君子以作事谋始者，物既有讼，言君子当防此讼源。凡欲兴作其事，先须谋虑其始”。孔子也正是基于这一点，提出了“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的主张，体现了诉讼观问题上的天道与人道的和谐。
其次，在刑罚执行上，也主张顺应天时。在《礼记·月令》中，就对此作了记载：春季万物生长，因此“命有司省囹圄，去桎梏，毋肆掠，止狱讼”；而秋季天气肃杀，“决狱讼，必端平。戮有罪，严断刑。天地始肃，不可以赢”“乃趣狱刑，毋留有罪”。而自汉朝起，在法律上就确立了“秋冬行刑”的制度，《唐律疏议·断狱律》对此也作了明确规定：“诸立春以后、秋分以前决死刑者，徒一年。其所犯虽不待时，若于断屠月及禁杀日而决者，各杖六十。待时而违者，加二等。”把刑罚的执行同天时结合起来，通过法律与自然秩序的结合，将“天人合一”所体现的和谐精神融入刑罚的具体执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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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人合一”观在传统法律文化中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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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3-12-06 ） 稿件来源： 法治日报法学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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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殷啸虎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追求的是一种自然与人类社会的“和谐”，其突出表现之一，便是以“天人合一”作为法律文化的最高境界与核心精神之一。作为一种法的价值内涵，“天人合一”追求的是一种人类自我理性与宇宙自然秩序的有机统一，体现的是一种自然秩序与社会秩序，即天道、人道与治道的理想结合。天道体现的是一种自然秩序，人道反映的是一种伦理与社会秩序，而治道则是天道与人道的结合所形成的一种法律秩序。人类社会的法律秩序应当顺应自然秩序，并以自然秩序为准则。传统法律文化正是建立在这种“天人合一”的基础之上的。可以说，“天人合一”观念在传统法律文化中的反映是非常广泛的，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天人合一”观念，揭示了古代法的渊源。根据“天人合一”的观念，天道具体体现为一种自然法则，作为人类社会基本秩序规范的法，是依据天道秩序的要求而建立的，是天道秩序的体现。天道决定了法律的性质、功能与适用。因此，法不仅是天道的产物，而且必须顺应天道。
法是天道即自然秩序的反映。《周易·噬嗑·象》说：“雷电，噬嗑，先王以明罚敕法。”宋代理学家程颐对此解释说：“先王观雷电之象，法其明与威，以明其刑罚，饬其法令。法者，明事理而为之防者也。”《汉书·刑法志》中也说：“刑罚威狱，以类天之震曜杀戮也。”正因为法是天道的反映，因此法的目的就是为了顺应和维护天道的秩序，“应天行刑”“恭行天罚”。《隋书·刑法志》在谈到刑法的作用与产生时说：刑法是“圣王仰视法星，旁观习坎，弥缝五气，取则四时，莫不先春风以播恩，后秋霜而动宪，是以宣慈惠爱，导其萌芽，刑罚威怒，随其肃杀”。明初刘惟谦在《进明律表》中也说，《大明律》“上稽天理，下揆人情”，是应天顺民的产物，所以它可以成为“百代之准绳”。通过这种“天人合一”的法的渊源观，论证了法的产生的正当性与合法性。
第二，“天人合一”的观念，奠定了传统法律文化基本理念的基础。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基本理念，一言以蔽之，就是德主刑辅。其源于西周时提出的“以德配天”“敬德保民”“明德慎罚”等思想，经西汉大儒董仲舒的发挥，形成了“德主刑辅”的理念，成为中国古代正统法律思想的核心内容。而董仲舒对德主刑辅的论证，正是基于天道的阴阳五行学说。他在《春秋繁露·阳尊阴卑》中指出，“阳，天之德也；阴，天之刑也”“天之好仁而近，恶戾之变而远，大德而小刑之意也”“是故天数右阳而不右阴，务德而不务刑”。他认为，“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通过阴阳和谐论证了德主刑辅的正当性。《唐律疏议》对此也进一步指出：“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因此，根据“天人合一”、阴阳和谐观而形成的德主刑辅思想，构成了中国传统法理念的核心观念，对两千多年的传统法律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三，“天人合一”的观念，为古代法律制度设计提供了理论基础。按照“天人合一”观念，法是自然秩序的产物，法律制度设计同样也顺应这种自然秩序的要求。古代法律在这方面的突出表现，就是作为基本刑罚制度的五刑制度。五刑体系的确立，从理论上说，显然深受阴阳五行学说的影响。就刑罚体系而言，五刑是对五行原则的体现。《白虎通·五刑》中说：“五刑者，五常之鞭策也。”“刑所以五何？法五行也。”认为古代五刑就是仿效五行而设的，“大辟，法水之灭火；宫者，法土之壅水；膑者，法金之刻木；劓者，法木之穿土；墨者，法火之胜金。”《唐律疏议》也援引《孝经·援神契》中“圣人制五刑，以法五行”的说法，作为五刑的理论依据。唐律中，不仅“五刑”与“五行”相符，而且笞刑、杖刑、徒刑各分为五等，三流二死加起来也是五等。同时，五为天地之中数，五刑体系也体现了传统法律思想中刑罚适中的观念。此外，笞、杖、徒、流的等级均为奇数，奇数为阳，阳为生，以表示生刑之义；死刑（二死）则为偶数，偶数为阴，阴为死，《唐律疏议·名例律》“死刑”条《疏议》：“二者，法阴数也，阴主杀罚，因而则之，即古大辟之刑是也。”因此，刑罚是天道运行秩序在法律中的体现，通过五刑体系，反映了天道、人道与治道的统一，构建起一种“天人合一”的刑罚理念。
第四，“天人合一”观念，直接影响了古代司法诉讼的理念与制度。首先，就司法诉讼的理念而言，其突出影响便是“无讼”诉讼观的确立。追求无讼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典型特征之一，无讼所体现的，是一种和谐的诉讼观，也是“天人合一”观在司法中的体现。这种主张“无讼”的和谐诉讼观，源于《周易·讼》：“讼，有孚，窒惕，中吉，终凶。”《象》曰：“天与水违行，讼；君子以作事谋始。”《周易正义》解释说：“天道西转，水流东注，是天与水相违而行，相违而行，象人彼此两相乖戾，故致讼也。”因此，诉讼本身就是违背自然秩序的，所以“君子以作事谋始者，物既有讼，言君子当防此讼源。凡欲兴作其事，先须谋虑其始”。孔子也正是基于这一点，提出了“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的主张，体现了诉讼观问题上的天道与人道的和谐。
其次，在刑罚执行上，也主张顺应天时。在《礼记·月令》中，就对此作了记载：春季万物生长，因此“命有司省囹圄，去桎梏，毋肆掠，止狱讼”；而秋季天气肃杀，“决狱讼，必端平。戮有罪，严断刑。天地始肃，不可以赢”“乃趣狱刑，毋留有罪”。而自汉朝起，在法律上就确立了“秋冬行刑”的制度，《唐律疏议·断狱律》对此也作了明确规定：“诸立春以后、秋分以前决死刑者，徒一年。其所犯虽不待时，若于断屠月及禁杀日而决者，各杖六十。待时而违者，加二等。”把刑罚的执行同天时结合起来，通过法律与自然秩序的结合，将“天人合一”所体现的和谐精神融入刑罚的具体执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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