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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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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学法学院宋亚辉在《上海政法学院学报(法治论丛)》2023年第2期上发表题为《网络平台的动态规制理论》的文章中指出：
网络平台是互联网时代的新事物，立法者习惯于以量身定制的思路为平台“逐案设法”，但在网络平台快速迭代的趋势下，将使其陷入“无限立法循环”。问题的根源在于，静态的管制立法思维落后于网络平台的动态发展规律。
若要走出“无限立法循环”，首先应放弃零风险的规制目标，其次在立法技术上应以提取公约数的逻辑加强抽象立法，最后在法律结构上应搭建“后设规制”的基本框架。“后设规制”又称“受公共部门监督的自我规制”。它本质上是一种公私合作的规制体制，旨在发挥私主体（网络平台）的积极性参与政府的协同规制。在这一规制体制下，平台义务的细化规则不再是由立法者制定并强加给网络平台，而是由网络平台根据自身的能力和状况量体裁衣，政府不再为各种平台定制行为规范，仅保留对平台自治效果的绩效监管。这样的规制体制不仅能激发平台的积极性，管好“责任田”，而且也避免了立法者为平台定制行为规范时的“无限立法循环”。“后设规制”的基本框架由三部分内容组成：第一，政府角色后撤，以绩效规制取代行为规制；第二，倒逼平台自治，由平台自行设定自治规则；第三，政府保留对平台自治效果的绩效监管。
“后设规制”是一个动态开放的体系。这里所指的“动态”，意味着需要在政府与网络平台的日常互动过程中，通过实践经验的积累来补充完善“后设规制”体系；这里所指的“开放”，意味着需要将外部环境的变化引入规制过程，确保“后设规制”体系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而成长。这正是“动态规制理论”之精义。
建立平台规制的动态反馈循环，是将实践中积累的经验和教训通过动态的信息反馈机制，传回给立法者或监管者，辅助其不断优化规制性立法，这是动态规制的重要体现。政府还可通过“软法”引导平台自治，借此为“硬法”探索道路。我国未来的网络平台立法应当预先设定滚动更新的日落条款，在立法层面形成一个闭环的动态反馈系统，与“后设规制”的动态反馈循环相互配合，形成立法与实践相互促进的动态反馈系统，确保未来的平台立法能够跟随平台商业模式的迭代更新而不断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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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亚辉谈网络平台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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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当预先设定滚动更新的日落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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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3-08-09 ） 稿件来源： 法治日报法学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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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学法学院宋亚辉在《上海政法学院学报(法治论丛)》2023年第2期上发表题为《网络平台的动态规制理论》的文章中指出：
网络平台是互联网时代的新事物，立法者习惯于以量身定制的思路为平台“逐案设法”，但在网络平台快速迭代的趋势下，将使其陷入“无限立法循环”。问题的根源在于，静态的管制立法思维落后于网络平台的动态发展规律。
若要走出“无限立法循环”，首先应放弃零风险的规制目标，其次在立法技术上应以提取公约数的逻辑加强抽象立法，最后在法律结构上应搭建“后设规制”的基本框架。“后设规制”又称“受公共部门监督的自我规制”。它本质上是一种公私合作的规制体制，旨在发挥私主体（网络平台）的积极性参与政府的协同规制。在这一规制体制下，平台义务的细化规则不再是由立法者制定并强加给网络平台，而是由网络平台根据自身的能力和状况量体裁衣，政府不再为各种平台定制行为规范，仅保留对平台自治效果的绩效监管。这样的规制体制不仅能激发平台的积极性，管好“责任田”，而且也避免了立法者为平台定制行为规范时的“无限立法循环”。“后设规制”的基本框架由三部分内容组成：第一，政府角色后撤，以绩效规制取代行为规制；第二，倒逼平台自治，由平台自行设定自治规则；第三，政府保留对平台自治效果的绩效监管。
“后设规制”是一个动态开放的体系。这里所指的“动态”，意味着需要在政府与网络平台的日常互动过程中，通过实践经验的积累来补充完善“后设规制”体系；这里所指的“开放”，意味着需要将外部环境的变化引入规制过程，确保“后设规制”体系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而成长。这正是“动态规制理论”之精义。
建立平台规制的动态反馈循环，是将实践中积累的经验和教训通过动态的信息反馈机制，传回给立法者或监管者，辅助其不断优化规制性立法，这是动态规制的重要体现。政府还可通过“软法”引导平台自治，借此为“硬法”探索道路。我国未来的网络平台立法应当预先设定滚动更新的日落条款，在立法层面形成一个闭环的动态反馈系统，与“后设规制”的动态反馈循环相互配合，形成立法与实践相互促进的动态反馈系统，确保未来的平台立法能够跟随平台商业模式的迭代更新而不断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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