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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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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建红
在任何时代,商业贸易都是一个社会最活跃的因素,原因很简单,逐利是人的本性,而商业正可激发人们将这种本性发挥到极致。商人逐利,要实现利润的最大化,需要有丰富稳定的货源,要有购买力强大且稳定的客源,“一锤子买卖”注定行之不远,而这些都离不开信用良好的市场环境。 在当今社会,商人们几乎能在任何地方发现商机,在商家炒作出来的购物节,许多网购平台早早就开始了大促销活动,商品琳琅满目。而在结算方面,即便这个月手头比较“紧”,也并不妨碍人们的消费,因为消费信贷产品鼓励人们“寅吃卯粮”,让那些中低收入的消费人群也有能力加入网购大军,大幅提升了消费力。 在这种现代商业模式中,可以轻易地完成跨区、跨省甚至跨境的交易。作为消费者,在网购的时候基本上不用操心电商在什么地方,只要产品式样、质量、价格等合适,即可“下单”。电商也无须了解他所“打交道”的消费者人品怎么样,因为与客户支付方式“绑定”的银行卡信息,足以使电商信任其具备足够的购买力。即便将来有了纷争,也会有可以值得信赖的投诉或诉讼渠道帮助解决。这样的“操作”手法,在古代社会实在是无法想象的。 历史学家王尔敏先生在《明清社会文化生态》一书中,有一篇文章谈及“账折”与“水牌”。在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的大百货公司为了招揽顾客,允许顾客挂账赊欠,而这就是“美国使用信用卡的前身”。这样一种模式,在明清时期的庶民社会中,则表现为当时普遍流行的账折与水牌这些挂账或信用工具。 王尔敏先生介绍商人使用账折的目的,既在于拓销,又兼以巩固顾客的长期购买。明清时期的商人对老顾客每户均立一折,不过折上并不用人名区别,因为没人愿意把自己的姓名开在账折上。每户开一折,都是开明堂号,如果是大姓富户,一个堂号又会有若干分房独立之户,例如“六桂堂翁记”“六桂堂汪记”“三槐堂长房”“三槐堂五房”等堂号标示。如果没有堂号,就会用各种特用专字加以区别,如“福记”“喜记”“寿记”“宇记”“宙记”等,但都须出于顾客的自行选择,并长久使用。这种做法,旨在保障个人隐私,其性质类似于今天的密码。对于资本雄厚与货源丰足的商家,他们为了拉拢顾客,一般会发行长期赊欠的账折。结算账折的时间,大抵在每年的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及冬至日前的十来天。届时,商家会派专人到各客户住宅收账,而依一般的社会习惯,客户也会到期结清。发行这种账折的商家,有绸缎庄、布商、油坊、酒坊、酱园、饼干糖果店、杂货店等。顾客平时到这些商店购物,带着账折即可,选好物品后,立即算好市价记入账折,即可完成交易。商家则定时送货到家,再将日期货价记入账折。这种账折模式,有利于市井商贾广纳客源,长期保持稳定的收益。不过,账折一般只流通于大城市,而不会逾越至其他城市,以避免讨债赖账之事。 在一般的贫穷小民居住的社区,一些小杂货店、小贩货摊等则用水牌做赊欠的工具。水牌只是杂货店所备的一块白漆木板,所有往来赊欠账户,一概用黑色笔写在水牌上面,每户占一行或两行,名下记载何日购何物钱若干。待顾客还清旧欠后,账目即用水布擦去,所以称之为水牌。每家商号的赊欠网都不会超过一条街巷或一个小村落,赊欠户与商户必是十分相熟的。水牌记账一般如此记录:陈麻子打酒半斤、二十文;二黑驴香油二斤、大盐半斤、醋一斤、二百八十文等。因为熟识,所以小商贩账目清楚,绝不会弄错人,而顾客也不会欠钱不还,因为水牌天天悬挂壁上,来往人等俱可一目了然,还钱后当面将水牌擦拭干净。人们只要手头有钱,都会立刻还上,因为谁也不愿意将名字长期挂在水牌上,如若成了“老赖”,街头巷尾之众人很容易知晓。所以,对于商户来说,这种赊欠是没什么风险的。这大概就是费孝通先生笔下“熟人社会”之情状吧。现代的农村人,一般都会想起村中或村头“代销点”里的那块小木牌吧。 在明清庶民社会中,账折也好,水牌也罢,都是商人为了扩大客源而使用的一种工具。它使客户手头的暂时拮据不会影响其消费,而对于商户来说,暂时的通融,为的是日后更多的收益。只是以往的账折与水牌的使用,只及于同一城市或同一街巷村落,逾此则可能生出欠账不还的担忧,这也就局限了这种“信用”工具使用的范围,也必然影响商业的繁荣与发展。不过,在电商网购急速发展的今天,我们虽已有了诸多的平台或工具,使商贸往来跨越了区域省份的界限,甚至走向了国际,但无论买卖大小,信用依然是经商之重要根基。一锤子买卖式的交易或可占得一时便宜,却使其难在商界立足。明乎此,世间的商贸纷扰也就会减少许多。 (文章节选自马建红《穿越古今的法律智慧》,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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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折与水牌中的商业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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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06-07 ) 稿件来源: 法治日报法学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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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建红
在任何时代,商业贸易都是一个社会最活跃的因素,原因很简单,逐利是人的本性,而商业正可激发人们将这种本性发挥到极致。商人逐利,要实现利润的最大化,需要有丰富稳定的货源,要有购买力强大且稳定的客源,“一锤子买卖”注定行之不远,而这些都离不开信用良好的市场环境。 在当今社会,商人们几乎能在任何地方发现商机,在商家炒作出来的购物节,许多网购平台早早就开始了大促销活动,商品琳琅满目。而在结算方面,即便这个月手头比较“紧”,也并不妨碍人们的消费,因为消费信贷产品鼓励人们“寅吃卯粮”,让那些中低收入的消费人群也有能力加入网购大军,大幅提升了消费力。 在这种现代商业模式中,可以轻易地完成跨区、跨省甚至跨境的交易。作为消费者,在网购的时候基本上不用操心电商在什么地方,只要产品式样、质量、价格等合适,即可“下单”。电商也无须了解他所“打交道”的消费者人品怎么样,因为与客户支付方式“绑定”的银行卡信息,足以使电商信任其具备足够的购买力。即便将来有了纷争,也会有可以值得信赖的投诉或诉讼渠道帮助解决。这样的“操作”手法,在古代社会实在是无法想象的。 历史学家王尔敏先生在《明清社会文化生态》一书中,有一篇文章谈及“账折”与“水牌”。在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的大百货公司为了招揽顾客,允许顾客挂账赊欠,而这就是“美国使用信用卡的前身”。这样一种模式,在明清时期的庶民社会中,则表现为当时普遍流行的账折与水牌这些挂账或信用工具。 王尔敏先生介绍商人使用账折的目的,既在于拓销,又兼以巩固顾客的长期购买。明清时期的商人对老顾客每户均立一折,不过折上并不用人名区别,因为没人愿意把自己的姓名开在账折上。每户开一折,都是开明堂号,如果是大姓富户,一个堂号又会有若干分房独立之户,例如“六桂堂翁记”“六桂堂汪记”“三槐堂长房”“三槐堂五房”等堂号标示。如果没有堂号,就会用各种特用专字加以区别,如“福记”“喜记”“寿记”“宇记”“宙记”等,但都须出于顾客的自行选择,并长久使用。这种做法,旨在保障个人隐私,其性质类似于今天的密码。对于资本雄厚与货源丰足的商家,他们为了拉拢顾客,一般会发行长期赊欠的账折。结算账折的时间,大抵在每年的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及冬至日前的十来天。届时,商家会派专人到各客户住宅收账,而依一般的社会习惯,客户也会到期结清。发行这种账折的商家,有绸缎庄、布商、油坊、酒坊、酱园、饼干糖果店、杂货店等。顾客平时到这些商店购物,带着账折即可,选好物品后,立即算好市价记入账折,即可完成交易。商家则定时送货到家,再将日期货价记入账折。这种账折模式,有利于市井商贾广纳客源,长期保持稳定的收益。不过,账折一般只流通于大城市,而不会逾越至其他城市,以避免讨债赖账之事。 在一般的贫穷小民居住的社区,一些小杂货店、小贩货摊等则用水牌做赊欠的工具。水牌只是杂货店所备的一块白漆木板,所有往来赊欠账户,一概用黑色笔写在水牌上面,每户占一行或两行,名下记载何日购何物钱若干。待顾客还清旧欠后,账目即用水布擦去,所以称之为水牌。每家商号的赊欠网都不会超过一条街巷或一个小村落,赊欠户与商户必是十分相熟的。水牌记账一般如此记录:陈麻子打酒半斤、二十文;二黑驴香油二斤、大盐半斤、醋一斤、二百八十文等。因为熟识,所以小商贩账目清楚,绝不会弄错人,而顾客也不会欠钱不还,因为水牌天天悬挂壁上,来往人等俱可一目了然,还钱后当面将水牌擦拭干净。人们只要手头有钱,都会立刻还上,因为谁也不愿意将名字长期挂在水牌上,如若成了“老赖”,街头巷尾之众人很容易知晓。所以,对于商户来说,这种赊欠是没什么风险的。这大概就是费孝通先生笔下“熟人社会”之情状吧。现代的农村人,一般都会想起村中或村头“代销点”里的那块小木牌吧。 在明清庶民社会中,账折也好,水牌也罢,都是商人为了扩大客源而使用的一种工具。它使客户手头的暂时拮据不会影响其消费,而对于商户来说,暂时的通融,为的是日后更多的收益。只是以往的账折与水牌的使用,只及于同一城市或同一街巷村落,逾此则可能生出欠账不还的担忧,这也就局限了这种“信用”工具使用的范围,也必然影响商业的繁荣与发展。不过,在电商网购急速发展的今天,我们虽已有了诸多的平台或工具,使商贸往来跨越了区域省份的界限,甚至走向了国际,但无论买卖大小,信用依然是经商之重要根基。一锤子买卖式的交易或可占得一时便宜,却使其难在商界立足。明乎此,世间的商贸纷扰也就会减少许多。 (文章节选自马建红《穿越古今的法律智慧》,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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