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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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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颖侠
近日，外交部发布《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以下简称《概念文件》），精准表达和全面阐释了新时代中国外交政策中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是中国“在总结二战后特别是21世纪以来人类社会在国际安全、国际政治、国际战略问题上的经验、教训基础上提出的中国方案”。《概念文件》将联合国宪章三大支柱和平、发展和人权巧妙关联在一起，清晰勾勒出构建人类安全共同体的路线图。全球安全倡议从理念的萌芽到概念文件的提出，经历了一个逐步丰富完善的过程，从立足本土的国家安全观，发展为亚洲安全观，进而升华为全球安全观，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总体国家安全观有机结合的产物。
全球安全倡议反映了具有普适性的全人类共同价值
生活在免于恐惧和匮乏、普遍安全和持久和平的环境中，是全世界各个国家和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然而，冲突、战乱和贫困从未在人类历史舞台上缺席过，甚至长期占据主角。大规模、高烈度战乱摧毁了人类文明成果，加剧了国家和民族间仇恨，严重破坏了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战火阴云下，生灵涂炭、动荡不安。两次世界大战带给世人的惨痛记忆，催生了全球性和区域性的各种安全机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成立的联合国将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确立为其主要目的之一。经历了冷战后短暂的蜜月期，国际关系格局再次发生急剧变化，国际安全形势堪忧，在此背景下中国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提倡各国尤其是大国合作，而非对抗，体现了中国对世界秩序和人类未来的责任担当。通过合作引领人类可持续发展，打破西方修昔底德陷阱和安全困境。
全球安全倡议所蕴含的价值观超越了国家界限和意识形态藩篱，是对全世界和全人类都有益的价值观。
统筹维护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避免“泛安全化陷阱”
全球安全倡议中安全的内涵具有广泛的包容性，不仅强调了传统安全的核心要义，而且扩展到了非传统安全领域，客观反映了安全概念不断发展演进的时代特征。基于军事治理关注武装冲突、军备竞赛、核战争和结盟议题的传统安全理论占据了冷战时期国际安全研究的中心地位。冷战后国际关系格局发生剧变，全球化和信息化浪潮冲击下各种新型安全挑战层出不穷，国家安全的范畴也随之扩展到了经济安全、粮食安全、健康安全、环境安全、个人安全、社群安全以及政治安全等方面。联合国安理会、北约等全球性和区域性安全机制在冷战后也不断加强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关注，把工作重心逐渐转向公共卫生、气候变化、移民难民、网络攻击、数字安全等新兴议题。
与此同时，安全泛化问题也成为国际安全学界讨论的热点，学者担忧安全概念被滥用，安全边界模糊，甚至陷入“泛安全化陷阱”。近年来国际关系的现实证明了这一担忧不无道理，一些国家以捍卫“国家安全”之名对全球贸易、投资以及人文和科技交流设置法律障碍和舆论“围堰”，对各国间正常交往、合作和竞争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新冠疫情加剧了这一现象和危害。《概念文件》通过六大核心理念和原则的解析以及二十个重点合作方向的释义，表达了中国以合作统筹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外交政策，在事关人类福祉的新兴全球性议题上高举合作大旗，以积极主动的姿态承担起引领者的角色。
全球安全倡议中的人权维度
实现国际和平与安全、经济和社会进步与发展、尊重人权，这是《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联合国使命的三个支柱。“人权”一词在《联合国宪章》中出现了七次，促进和保护人权被确定为联合国工作的重要目标和指导原则。“实现世界持久和平，让每一个国家享有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让每一个国家的人民都能安居乐业，人民权利得到充分保障，是我们的共同愿望。”这段话写在《概念文件》中弥足珍贵，不仅阐明了和平与人权密不可分，而且再次确认了安全的目的在于守护人权，充分保障人权实现的中国立场。
中国领导人指出，要坚持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动员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汇聚起维护国家安全的强大力量，夯实国家安全的社会基础，防范化解各类安全风险，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幸福感。《概念文件》所列举的二十项重点合作方向都以人权作为基本方针。
以发展保安全，消弭国际冲突根源
安全与发展的关系相辅相成、密不可分。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发展和安全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通过发展保障和平实现安全，找到预防和消除冲突的根源。冷战结束后，多数局部和地区性冲突的根源在于极端贫困和资源匮乏，通过发展消除贫困是实现国家安全的根本途径。安全的内涵也从仅关注国家间对抗的狭窄范畴破茧而出，转向国家对自身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关切。
如何看待安全与发展的关系在中西方之间有根本差异。区别于西方国家“以威胁定义安全”，中国倡导“以发展定义安全”的理念。“既重视发展问题，又重视安全问题，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安全是发展的条件，富国才能强兵，强兵才能卫国。”全球安全倡议与全球发展倡议相互呼应，彰显时代主题和大国责任担当。
（作者系南开大学人权研究中心副主任、法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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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安全倡议：构建人类安全共同体的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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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3-02-27 ） 稿件来源： 法治日报环球法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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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颖侠
近日，外交部发布《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以下简称《概念文件》），精准表达和全面阐释了新时代中国外交政策中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是中国“在总结二战后特别是21世纪以来人类社会在国际安全、国际政治、国际战略问题上的经验、教训基础上提出的中国方案”。《概念文件》将联合国宪章三大支柱和平、发展和人权巧妙关联在一起，清晰勾勒出构建人类安全共同体的路线图。全球安全倡议从理念的萌芽到概念文件的提出，经历了一个逐步丰富完善的过程，从立足本土的国家安全观，发展为亚洲安全观，进而升华为全球安全观，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总体国家安全观有机结合的产物。
全球安全倡议反映了具有普适性的全人类共同价值
生活在免于恐惧和匮乏、普遍安全和持久和平的环境中，是全世界各个国家和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然而，冲突、战乱和贫困从未在人类历史舞台上缺席过，甚至长期占据主角。大规模、高烈度战乱摧毁了人类文明成果，加剧了国家和民族间仇恨，严重破坏了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战火阴云下，生灵涂炭、动荡不安。两次世界大战带给世人的惨痛记忆，催生了全球性和区域性的各种安全机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成立的联合国将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确立为其主要目的之一。经历了冷战后短暂的蜜月期，国际关系格局再次发生急剧变化，国际安全形势堪忧，在此背景下中国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提倡各国尤其是大国合作，而非对抗，体现了中国对世界秩序和人类未来的责任担当。通过合作引领人类可持续发展，打破西方修昔底德陷阱和安全困境。
全球安全倡议所蕴含的价值观超越了国家界限和意识形态藩篱，是对全世界和全人类都有益的价值观。
统筹维护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避免“泛安全化陷阱”
全球安全倡议中安全的内涵具有广泛的包容性，不仅强调了传统安全的核心要义，而且扩展到了非传统安全领域，客观反映了安全概念不断发展演进的时代特征。基于军事治理关注武装冲突、军备竞赛、核战争和结盟议题的传统安全理论占据了冷战时期国际安全研究的中心地位。冷战后国际关系格局发生剧变，全球化和信息化浪潮冲击下各种新型安全挑战层出不穷，国家安全的范畴也随之扩展到了经济安全、粮食安全、健康安全、环境安全、个人安全、社群安全以及政治安全等方面。联合国安理会、北约等全球性和区域性安全机制在冷战后也不断加强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关注，把工作重心逐渐转向公共卫生、气候变化、移民难民、网络攻击、数字安全等新兴议题。
与此同时，安全泛化问题也成为国际安全学界讨论的热点，学者担忧安全概念被滥用，安全边界模糊，甚至陷入“泛安全化陷阱”。近年来国际关系的现实证明了这一担忧不无道理，一些国家以捍卫“国家安全”之名对全球贸易、投资以及人文和科技交流设置法律障碍和舆论“围堰”，对各国间正常交往、合作和竞争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新冠疫情加剧了这一现象和危害。《概念文件》通过六大核心理念和原则的解析以及二十个重点合作方向的释义，表达了中国以合作统筹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外交政策，在事关人类福祉的新兴全球性议题上高举合作大旗，以积极主动的姿态承担起引领者的角色。
全球安全倡议中的人权维度
实现国际和平与安全、经济和社会进步与发展、尊重人权，这是《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联合国使命的三个支柱。“人权”一词在《联合国宪章》中出现了七次，促进和保护人权被确定为联合国工作的重要目标和指导原则。“实现世界持久和平，让每一个国家享有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让每一个国家的人民都能安居乐业，人民权利得到充分保障，是我们的共同愿望。”这段话写在《概念文件》中弥足珍贵，不仅阐明了和平与人权密不可分，而且再次确认了安全的目的在于守护人权，充分保障人权实现的中国立场。
中国领导人指出，要坚持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动员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汇聚起维护国家安全的强大力量，夯实国家安全的社会基础，防范化解各类安全风险，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幸福感。《概念文件》所列举的二十项重点合作方向都以人权作为基本方针。
以发展保安全，消弭国际冲突根源
安全与发展的关系相辅相成、密不可分。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发展和安全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通过发展保障和平实现安全，找到预防和消除冲突的根源。冷战结束后，多数局部和地区性冲突的根源在于极端贫困和资源匮乏，通过发展消除贫困是实现国家安全的根本途径。安全的内涵也从仅关注国家间对抗的狭窄范畴破茧而出，转向国家对自身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关切。
如何看待安全与发展的关系在中西方之间有根本差异。区别于西方国家“以威胁定义安全”，中国倡导“以发展定义安全”的理念。“既重视发展问题，又重视安全问题，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安全是发展的条件，富国才能强兵，强兵才能卫国。”全球安全倡议与全球发展倡议相互呼应，彰显时代主题和大国责任担当。
（作者系南开大学人权研究中心副主任、法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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