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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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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定宇
八百多年前，在庐山东麓那座著名的白鹿洞书院里，有一个人、一件事可能曾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古代法律史的发展进程，甚至有可能使庐山成为中国古代法律发展史上的一座分水岭。这个人，就是朱熹。而那件事，便是南宋“理学”的兴起。
白鹿洞书院，位于庐山东麓、五老峰下，其与登封的嵩阳书院、长沙的岳麓书院和商丘的应天书院一起，被并称为“中国四大书院”。但这座书院之所以能在四大书院中名列榜首，在我个人看来，最主要的原因恐怕便应归因于宋代大儒朱熹曾在此讲授过“理学”，并亲手为本院师生们制定了一则《朱子白鹿洞教条》。
一进朱子祠的门，迎面就可以看见三幅镶嵌在墙上的大石碑：正中那幅黑石碑上，用铁线描的笔法，镌刻着一幅朱熹的画像。石像右边，则镶嵌着一块清朝重刻的石碑，其内容便正是刚才所说的那份由朱熹首创的《朱子白鹿洞教条》了。驻足细看，只见上面劈头刻着一行“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朱子遗训”。
再接着读下去，朱熹还对当时的大学生们列出了一系列的“学生守则”，例如：“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等。这几句很好，是对读书人做学问的基本要求。但再读下去，便渐渐地觉得味道不怎么对了，例如：“惩忿窒欲、迁善改过……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等。读着读着，我眼前便浮现出这样的一幅图画：南宋初年，在那个金兵大举南侵、生灵涂炭的民族危难关头，当与朱熹同时代的辛弃疾、陆游、陈亮、刘克庄等在大声疾呼“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时，庐山之畔，那位所谓的“大儒”朱熹，却还在日日吟风弄月，带领着一群打躬作揖的儒生们，摇头晃脑地背诵着什么“正心诚意”“存天理、灭人欲”……
其实，在朱熹生前，他那种不顾国家危难而“空谈心性”的“理学”，便已经遭受到一些稍有血性的皇帝的严厉贬斥。南宋宁宗下旨直斥朱熹的理学为“伪学”，并严禁一切“伪学”党徒在朝廷为官。不意，在朱熹死后的四十多年，那位“来路有点儿不明”的宋理宗却忽然领悟到：朱熹的“道学”，对于专制君主来说，大有益于“治道”和维护自己的权威。于是，他便颁下御旨：令全国各地的州、府、县，都要将朱熹制定的《朱子白鹿洞教条》刻石立碑，竖立在所有官办的书院里。于是，这份充满了对专制君主的“正心诚意”的《朱子白鹿洞教条》，便迅速成为全国书院的统一校规。而流毒所及，这份“朱子教条”，更在其后的元、明、清三代成为统治者推行奴化教育时所共同尊奉的一部办学准则。
在这种办学准则的主导之下，“明法科”——这个至少从唐代就已经开始了的并曾经孕育出宋慈这个伟大的法医学家的法律学术科目，便悲惨地被赶出了书院教育的范围。与此同时，那个有近千年历史、从曹魏时期就开始设立的“律学博士”官职，亦在南宋书院兴起的同时而随之消失。
尽管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一千多年来，儒学一直未能被真正“独尊”过。只是到了南宋，到了程朱理学中“存天理、灭人欲”学说的兴起，儒家思想中种种摧残权利、压抑自由的封建毒液才开始渗透到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法律、文化、教育、社会意识的各个层面中去。而与此过程相伴而来的，不消细说，就是那一种令全体中国人民至今都刻骨铭心的“积贫积弱”和“落后挨打”。
北宋著名的大文豪、大诗人苏东坡对日后那种“儒学复兴”的后果早已有一种先见之明。他曾在一首诗中一针见血地对那些“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终日只会摇头晃脑地背诵“子曰诗云”的儒生们发出了一声辛辣的讽刺：“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不幸的是，自从朱熹在白鹿洞开讲“道学”，全国书院都在兴致勃勃地大讲四书五经开始，这个不祥的预言真的变成了中国社会一种可悲的现实。
我们当然不能把中国法学和自然科学衰落的原因和责任都统统推到朱熹一个人的身上。而我写这篇“游记”的本意也不过是想如实地指出：“南宋书院的兴起”与“古代法学的衰落”这一种历史的巧合而已。
自南宋以后直至明清，在这一段长达六百多年的悠长岁月里，当中国的读书人仍年年岁岁在全国各地的深山老林里起劲地背诵“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时，他们不知道，这个世界已经发生了一场翻天覆地的大变化。
（文章节选自余定宇《寻找法律的印迹（2）：从独角神兽到“六法全书”》，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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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宋书院的兴起与古代法学的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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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3-01-18 ） 稿件来源： 法治日报法学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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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定宇
八百多年前，在庐山东麓那座著名的白鹿洞书院里，有一个人、一件事可能曾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古代法律史的发展进程，甚至有可能使庐山成为中国古代法律发展史上的一座分水岭。这个人，就是朱熹。而那件事，便是南宋“理学”的兴起。
白鹿洞书院，位于庐山东麓、五老峰下，其与登封的嵩阳书院、长沙的岳麓书院和商丘的应天书院一起，被并称为“中国四大书院”。但这座书院之所以能在四大书院中名列榜首，在我个人看来，最主要的原因恐怕便应归因于宋代大儒朱熹曾在此讲授过“理学”，并亲手为本院师生们制定了一则《朱子白鹿洞教条》。
一进朱子祠的门，迎面就可以看见三幅镶嵌在墙上的大石碑：正中那幅黑石碑上，用铁线描的笔法，镌刻着一幅朱熹的画像。石像右边，则镶嵌着一块清朝重刻的石碑，其内容便正是刚才所说的那份由朱熹首创的《朱子白鹿洞教条》了。驻足细看，只见上面劈头刻着一行“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朱子遗训”。
再接着读下去，朱熹还对当时的大学生们列出了一系列的“学生守则”，例如：“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等。这几句很好，是对读书人做学问的基本要求。但再读下去，便渐渐地觉得味道不怎么对了，例如：“惩忿窒欲、迁善改过……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等。读着读着，我眼前便浮现出这样的一幅图画：南宋初年，在那个金兵大举南侵、生灵涂炭的民族危难关头，当与朱熹同时代的辛弃疾、陆游、陈亮、刘克庄等在大声疾呼“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时，庐山之畔，那位所谓的“大儒”朱熹，却还在日日吟风弄月，带领着一群打躬作揖的儒生们，摇头晃脑地背诵着什么“正心诚意”“存天理、灭人欲”……
其实，在朱熹生前，他那种不顾国家危难而“空谈心性”的“理学”，便已经遭受到一些稍有血性的皇帝的严厉贬斥。南宋宁宗下旨直斥朱熹的理学为“伪学”，并严禁一切“伪学”党徒在朝廷为官。不意，在朱熹死后的四十多年，那位“来路有点儿不明”的宋理宗却忽然领悟到：朱熹的“道学”，对于专制君主来说，大有益于“治道”和维护自己的权威。于是，他便颁下御旨：令全国各地的州、府、县，都要将朱熹制定的《朱子白鹿洞教条》刻石立碑，竖立在所有官办的书院里。于是，这份充满了对专制君主的“正心诚意”的《朱子白鹿洞教条》，便迅速成为全国书院的统一校规。而流毒所及，这份“朱子教条”，更在其后的元、明、清三代成为统治者推行奴化教育时所共同尊奉的一部办学准则。
在这种办学准则的主导之下，“明法科”——这个至少从唐代就已经开始了的并曾经孕育出宋慈这个伟大的法医学家的法律学术科目，便悲惨地被赶出了书院教育的范围。与此同时，那个有近千年历史、从曹魏时期就开始设立的“律学博士”官职，亦在南宋书院兴起的同时而随之消失。
尽管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一千多年来，儒学一直未能被真正“独尊”过。只是到了南宋，到了程朱理学中“存天理、灭人欲”学说的兴起，儒家思想中种种摧残权利、压抑自由的封建毒液才开始渗透到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法律、文化、教育、社会意识的各个层面中去。而与此过程相伴而来的，不消细说，就是那一种令全体中国人民至今都刻骨铭心的“积贫积弱”和“落后挨打”。
北宋著名的大文豪、大诗人苏东坡对日后那种“儒学复兴”的后果早已有一种先见之明。他曾在一首诗中一针见血地对那些“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终日只会摇头晃脑地背诵“子曰诗云”的儒生们发出了一声辛辣的讽刺：“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不幸的是，自从朱熹在白鹿洞开讲“道学”，全国书院都在兴致勃勃地大讲四书五经开始，这个不祥的预言真的变成了中国社会一种可悲的现实。
我们当然不能把中国法学和自然科学衰落的原因和责任都统统推到朱熹一个人的身上。而我写这篇“游记”的本意也不过是想如实地指出：“南宋书院的兴起”与“古代法学的衰落”这一种历史的巧合而已。
自南宋以后直至明清，在这一段长达六百多年的悠长岁月里，当中国的读书人仍年年岁岁在全国各地的深山老林里起劲地背诵“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时，他们不知道，这个世界已经发生了一场翻天覆地的大变化。
（文章节选自余定宇《寻找法律的印迹（2）：从独角神兽到“六法全书”》，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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