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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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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定宇
有学者曾经讲过，世界各民族的各大文明，都是沿着那些伟大的河流而展开的。此言的确不假。因为，中华文明的根系，就正是沿着黄河及其四条重要的支流而深扎，并长出了许多茁壮的萌芽。中条山下的山西夏县（古称安邑），在2400多年之前，便诞生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系统的封建成文法典——《法经》，其编纂者的名字叫李悝。
那么，那座堪称“中国法律史”地标的中条山又位于何方？简单点说：它就位于黄河的大拐弯处。又有谁细思过，在黄河水这一段惊心动魄的大拐弯历程背后，在它身后的渭河两岸，其实当时亦正潜藏着中国法律史出现大拐弯现象的趋势？
追忆起来，《法经》诞生的时代，正是中国的战国时代。而中国西部的渭河两岸，正是当时暴秦崛起的地方。在那个列国争霸，杀人如麻、战火连绵的杀戮时代，中国原先那场法学的“百家争鸣”，早已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可悲的变化——中国广大的知识分子，从原来对“德政”“仁政”“司法公正”等治国之道的自由探讨，渐渐地转变为对“君权”“霸权”和“严刑峻法”等“治国之术”的默默屈从。而“法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们，更是从原先敢于直言放论“改造天下、改造君主”的书生意气，纷纷摇身一变，转变为依附侯门、谋取富贵，为封建君主实现“富国强兵，一统天下”的战争狂想出谋划策的“狗头军师”。于是，从此时开始，七雄之间的争霸战争便愈演愈烈，而人民的不幸和苦难，便愈加深重。
当此之时，不难想见：那时候的中国法学，无可避免地开始滑入了一条歧途。由李悝所编著的《法经》——中国第一部比较系统的成文法典，在某种意义上，可说是中国古代法律文化史上的第一个拐点——由原先的“王道”传统，转向“霸道”传统。
李悝因编纂《法经》而留名青史，所以，我们对他思想的评说和解读，自然就应从《法经》入手。但十分遗憾的是，这部《法经》其实早已失传。只不过，在《晋书·刑法志》及其他一些古人的笔记中，还残留着一些对其内容的简介。《晋书·刑法志》是这样说的：“悝撰次诸国法，著《法经》。以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故其律始于《盗贼》。盗贼须劾捕，故著《囚捕》二篇……《杂律》一篇，又以《具律》具其加减。是故所著六篇而已，然皆罪名之制也。商君受之以相秦。”
据史实看来，战国时期的“法家”多是一些没有理想、只会干活的“务实派”。例如：《法经》里面，《盗律》是指侵犯他人财产的犯罪；《贼律》是指暴力伤害他人的犯罪；《囚律》是指监狱管理的办法；《捕律》是指缉捕罪犯的办法；《杂律》则是指除盗罪、贼罪之外的犯罪——淫禁（通奸）、狡禁（诈骗）、城禁（可能是乱摆乱卖之类）、嬉禁（赌博）、徒禁（非法集会）、金禁（贿赂）六禁；而《具律》则指量刑的办法，视罪行的大小而“具其加减”。总而言之，《法经》六篇的全部内容都是些关于如何追捕盗贼、囚禁犯人、惩罚犯罪的“刑律”。从其立法的技术来看，这部法典先确定“罪名”，然后再根据罪名来确定该判处什么“刑罚”，这种法条结构，竟然与现代的法条模式完全相同。
不过，倘若我们再去考察一下它的立法思想，就会惊愕地发现：那些自黄帝、尧、舜、禹、周公、周穆王、吕侯乃至老子以来，所有中国古代政治家们都十分关注的关于“公平正义”“司法公正”“恤刑”和“赎刑”等光辉的法学思想，在这部《法经》中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剩下来的，便只有对“惩罚罪犯、阻吓犯罪”的片面强调以及将“法律的价值”，狭隘地定位为“维持治安”。
遥望着黄河西岸的那片“八百里秦川”，我似乎认出了商鞅挟着《法经》西去入秦的那条道路，也似乎早已看出了他人生中和日后中国命运中的那些悲喜剧。
（文章节选自余定宇《寻找法律的印迹（2）：从独角神兽到“六法全书”》，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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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经》的余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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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2-11-30 ） 稿件来源： 法治日报法学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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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定宇
有学者曾经讲过，世界各民族的各大文明，都是沿着那些伟大的河流而展开的。此言的确不假。因为，中华文明的根系，就正是沿着黄河及其四条重要的支流而深扎，并长出了许多茁壮的萌芽。中条山下的山西夏县（古称安邑），在2400多年之前，便诞生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系统的封建成文法典——《法经》，其编纂者的名字叫李悝。
那么，那座堪称“中国法律史”地标的中条山又位于何方？简单点说：它就位于黄河的大拐弯处。又有谁细思过，在黄河水这一段惊心动魄的大拐弯历程背后，在它身后的渭河两岸，其实当时亦正潜藏着中国法律史出现大拐弯现象的趋势？
追忆起来，《法经》诞生的时代，正是中国的战国时代。而中国西部的渭河两岸，正是当时暴秦崛起的地方。在那个列国争霸，杀人如麻、战火连绵的杀戮时代，中国原先那场法学的“百家争鸣”，早已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可悲的变化——中国广大的知识分子，从原来对“德政”“仁政”“司法公正”等治国之道的自由探讨，渐渐地转变为对“君权”“霸权”和“严刑峻法”等“治国之术”的默默屈从。而“法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们，更是从原先敢于直言放论“改造天下、改造君主”的书生意气，纷纷摇身一变，转变为依附侯门、谋取富贵，为封建君主实现“富国强兵，一统天下”的战争狂想出谋划策的“狗头军师”。于是，从此时开始，七雄之间的争霸战争便愈演愈烈，而人民的不幸和苦难，便愈加深重。
当此之时，不难想见：那时候的中国法学，无可避免地开始滑入了一条歧途。由李悝所编著的《法经》——中国第一部比较系统的成文法典，在某种意义上，可说是中国古代法律文化史上的第一个拐点——由原先的“王道”传统，转向“霸道”传统。
李悝因编纂《法经》而留名青史，所以，我们对他思想的评说和解读，自然就应从《法经》入手。但十分遗憾的是，这部《法经》其实早已失传。只不过，在《晋书·刑法志》及其他一些古人的笔记中，还残留着一些对其内容的简介。《晋书·刑法志》是这样说的：“悝撰次诸国法，著《法经》。以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故其律始于《盗贼》。盗贼须劾捕，故著《囚捕》二篇……《杂律》一篇，又以《具律》具其加减。是故所著六篇而已，然皆罪名之制也。商君受之以相秦。”
据史实看来，战国时期的“法家”多是一些没有理想、只会干活的“务实派”。例如：《法经》里面，《盗律》是指侵犯他人财产的犯罪；《贼律》是指暴力伤害他人的犯罪；《囚律》是指监狱管理的办法；《捕律》是指缉捕罪犯的办法；《杂律》则是指除盗罪、贼罪之外的犯罪——淫禁（通奸）、狡禁（诈骗）、城禁（可能是乱摆乱卖之类）、嬉禁（赌博）、徒禁（非法集会）、金禁（贿赂）六禁；而《具律》则指量刑的办法，视罪行的大小而“具其加减”。总而言之，《法经》六篇的全部内容都是些关于如何追捕盗贼、囚禁犯人、惩罚犯罪的“刑律”。从其立法的技术来看，这部法典先确定“罪名”，然后再根据罪名来确定该判处什么“刑罚”，这种法条结构，竟然与现代的法条模式完全相同。
不过，倘若我们再去考察一下它的立法思想，就会惊愕地发现：那些自黄帝、尧、舜、禹、周公、周穆王、吕侯乃至老子以来，所有中国古代政治家们都十分关注的关于“公平正义”“司法公正”“恤刑”和“赎刑”等光辉的法学思想，在这部《法经》中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剩下来的，便只有对“惩罚罪犯、阻吓犯罪”的片面强调以及将“法律的价值”，狭隘地定位为“维持治安”。
遥望着黄河西岸的那片“八百里秦川”，我似乎认出了商鞅挟着《法经》西去入秦的那条道路，也似乎早已看出了他人生中和日后中国命运中的那些悲喜剧。
（文章节选自余定宇《寻找法律的印迹（2）：从独角神兽到“六法全书”》，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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