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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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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殷啸虎
王安石变法时，出于选拔人才的需要，对隶属于国子监的太学进行了改革，制定了著名的“三舍法”，即将太学分为外舍、内舍、上舍三等，并扩大了录取的人数，外舍生2000人，内舍300人，上舍100人。官员子弟可以免考试直接入学，而平民子弟则需经考试合格入学。学生从外舍读起，每季度考试一次，“岁终会其高下，书于籍，以俟复试，参验而序进之”，考试优秀的升入上一等。上舍生100人分为三等：上等直接授予官职，中等免礼部试，直接参加殿试，下等免解，直接参加礼部试。因此，太学成为科举选官的一个重要途径。由于竞争非常激烈，一些学生便通过贿赂太学官员，以期获得好的成绩，得以升到上一等。“一时间轻薄诸生矫饰言行，奔走于公卿之门若市矣”。轰动一时的太学考试舞弊案，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
元丰元年（1078年）十二月，太学生虞蕃击登闻鼓，举报学官考试不公，说“太学讲官不公，校试诸生，升补有私验”，并称“凡试而中上舍者，非以势得，即以利进。孤寒才实者，例被黜落”。还揭露了太学教学过程中的种种不规范的行为。据说虞蕃是因为多次考试都不合格，未能晋升，故而上书举报太学官员；但宋神宗收到举报后，觉得事关重大，“疑程考有私”，便将此案交由开封府审理。
虞蕃在举报中，称京师富室郑居中、饶州进士章公弼等，买通国子监直讲余中、王沇之，判国子监事沈季长等，从而得以升补中上舍；并称参知政事元绛之子元耆宁也曾走后门，“私荐其亲知”。然而，时任开封府知府的许将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反而认为虞蕃是为泄私愤滥行举报。因此，不仅将那些被举报的人无罪释放，还把虞蕃抓了起来，“抵之罪”。
这样一来，反而把事情闹大了。宋神宗认为其中必有猫儿腻，于次年二月下令将此案移送御史台，由御史中丞蔡确及监察御史里行何正臣、舒亶等会同审理。虞蕃又揭发说许将也曾向太学官员推荐亲戚朋友，所以对自己进行打击报复。于是，蔡确下令将开封府知府许将，参知政事元绛之子元耆宁，判国子监事沈季长、黄履，国子监直讲余中、叶唐懿、叶涛、龚原、王沇之、沈铢等人都逮捕下狱。元耆宁害怕入狱吃苦，承认曾请托国子监直讲孙谔、叶唐懿，帮助其从孙元伯虎得以升补为太学内舍生，并嘱托孙谔请求于判监黄履。参知政事元绛情急之下，也上书说愿纳平生职禄，请求不要将其子元耆宁投入大牢。宋神宗法外开恩，同意御史去元绛府第审讯元耆宁。
而其他官员就没有这样的运气了，包括许将在内，被投入御史台大牢后，“皆逮捕械系，令狱卒与同寝处，饮食旋溷共为一室，设大盆于前，凡羹饭饼胾举投其中，以杓混搅，分饲之如犬豕”，而且还“久系不问”。结果，“幸而得问，无一事不承”。元绛因此被免去参知政事，出任亳州知州；其子元耆宁被判罚金。而御史中丞蔡确则升任参知政事。
元绛虽被罢免，但案件并未了结。继任的权御史中丞李定继续负责审理此案。李定就是曾主审苏东坡“乌台诗案”的官员，在此案的审理中，他依然秉持了其一贯的风格。而同审此案的御史舒亶更是大肆株连，“凡辞语微及者，辄株连考竟，以多为功”。宋神宗则认为这是御史台官员办事得力，还下令予以嘉奖：“诏御史推劾太学欺弊事近半年余，司狱昼夜劳苦，其令元勘官保明，量与酬奖。”
在如此严厉的审讯下，被控的太学官员和学生纷纷招供。由于此案的牵涉面广、牵连人数众多，因此御史台官员根据案情及职务的不同，分批进行处理。第一批被处理的主要是受贿舞弊的国子监官员，包括国子监直讲龚原、沈铢、叶涛等人，他们都是接受了太学生张育的贿赂以及直讲王沇之的请托，将原本不合格的张育升为上舍生。龚原被追一官，勒停（相当于徒刑），沈铢和叶涛各罚铜十斤（折抵杖一百），免去现职。
第二批被处理的主要是原先审理此案失职的开封府和国子监的官员，包括原开封府知府许将、录事参军李君卿、士曹参军蔡洵，以及国子监丞王愈等。许将被免去翰林学士和开封府知府，贬为蕲州知州；其余人或免官，或罚铜。
第三批被处理的是受到牵连、管理失职的国子监官员，包括国子监的长官沈季长和黄履等，他们也都被免去现职。
最后处理的则是被虞蕃所举报的国子监官员王沇之、余中等。王沇之接受太学生章公舱贿赂，补上舍不以实，依法当徒二年，被判除名，永不收叙；余中追一官，勒停（一说亦被除名）；而行贿的太学生则“坐决杖编管者数十”“非理而死者不可胜数”。
虽然此案与同时期发生的一些大案一样，有着特殊的政治背景，不少官员认为是蔡确等人借题发挥制造的一起冤案。但如果撇开案件以外的因素，仅就案件本身而言，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此案审理的一些值得注意之处：
首先，御史台在接收案件之后，立即作出规定，包括主审官员在内的所有御史一律“不许接见宾客”，这对保证御史台独立公正办案，无疑是非常必要的。更为重要的是，这一规定是御史台对自己提出的要求，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北宋时期御史台的办案风格。
其次，御史台接手案件的审理后，为了提高案件审理的效率，留用了一些开封府原先办理此案的官吏，但由于开封府知府许将是案件的当事人，为了保证案件审理的公正，朝廷暂时停止了许将的职务，另行委派知制诰钱藻代理开封府知府之职，史称钱藻“居官独立守绳墨”。这样的安排，对于排除干扰、公正办案是非常必要的。
因此，尽管这一案件背后有着复杂的政治因素，但对于整肃太学风气、严肃考试纪律无疑是有着积极的意义，正如时人评价说：经此案后，“士子奔竞之风少挫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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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神宗时太学考试舞弊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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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2-06-15 ） 稿件来源： 法治日报法学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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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殷啸虎
王安石变法时，出于选拔人才的需要，对隶属于国子监的太学进行了改革，制定了著名的“三舍法”，即将太学分为外舍、内舍、上舍三等，并扩大了录取的人数，外舍生2000人，内舍300人，上舍100人。官员子弟可以免考试直接入学，而平民子弟则需经考试合格入学。学生从外舍读起，每季度考试一次，“岁终会其高下，书于籍，以俟复试，参验而序进之”，考试优秀的升入上一等。上舍生100人分为三等：上等直接授予官职，中等免礼部试，直接参加殿试，下等免解，直接参加礼部试。因此，太学成为科举选官的一个重要途径。由于竞争非常激烈，一些学生便通过贿赂太学官员，以期获得好的成绩，得以升到上一等。“一时间轻薄诸生矫饰言行，奔走于公卿之门若市矣”。轰动一时的太学考试舞弊案，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
元丰元年（1078年）十二月，太学生虞蕃击登闻鼓，举报学官考试不公，说“太学讲官不公，校试诸生，升补有私验”，并称“凡试而中上舍者，非以势得，即以利进。孤寒才实者，例被黜落”。还揭露了太学教学过程中的种种不规范的行为。据说虞蕃是因为多次考试都不合格，未能晋升，故而上书举报太学官员；但宋神宗收到举报后，觉得事关重大，“疑程考有私”，便将此案交由开封府审理。
虞蕃在举报中，称京师富室郑居中、饶州进士章公弼等，买通国子监直讲余中、王沇之，判国子监事沈季长等，从而得以升补中上舍；并称参知政事元绛之子元耆宁也曾走后门，“私荐其亲知”。然而，时任开封府知府的许将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反而认为虞蕃是为泄私愤滥行举报。因此，不仅将那些被举报的人无罪释放，还把虞蕃抓了起来，“抵之罪”。
这样一来，反而把事情闹大了。宋神宗认为其中必有猫儿腻，于次年二月下令将此案移送御史台，由御史中丞蔡确及监察御史里行何正臣、舒亶等会同审理。虞蕃又揭发说许将也曾向太学官员推荐亲戚朋友，所以对自己进行打击报复。于是，蔡确下令将开封府知府许将，参知政事元绛之子元耆宁，判国子监事沈季长、黄履，国子监直讲余中、叶唐懿、叶涛、龚原、王沇之、沈铢等人都逮捕下狱。元耆宁害怕入狱吃苦，承认曾请托国子监直讲孙谔、叶唐懿，帮助其从孙元伯虎得以升补为太学内舍生，并嘱托孙谔请求于判监黄履。参知政事元绛情急之下，也上书说愿纳平生职禄，请求不要将其子元耆宁投入大牢。宋神宗法外开恩，同意御史去元绛府第审讯元耆宁。
而其他官员就没有这样的运气了，包括许将在内，被投入御史台大牢后，“皆逮捕械系，令狱卒与同寝处，饮食旋溷共为一室，设大盆于前，凡羹饭饼胾举投其中，以杓混搅，分饲之如犬豕”，而且还“久系不问”。结果，“幸而得问，无一事不承”。元绛因此被免去参知政事，出任亳州知州；其子元耆宁被判罚金。而御史中丞蔡确则升任参知政事。
元绛虽被罢免，但案件并未了结。继任的权御史中丞李定继续负责审理此案。李定就是曾主审苏东坡“乌台诗案”的官员，在此案的审理中，他依然秉持了其一贯的风格。而同审此案的御史舒亶更是大肆株连，“凡辞语微及者，辄株连考竟，以多为功”。宋神宗则认为这是御史台官员办事得力，还下令予以嘉奖：“诏御史推劾太学欺弊事近半年余，司狱昼夜劳苦，其令元勘官保明，量与酬奖。”
在如此严厉的审讯下，被控的太学官员和学生纷纷招供。由于此案的牵涉面广、牵连人数众多，因此御史台官员根据案情及职务的不同，分批进行处理。第一批被处理的主要是受贿舞弊的国子监官员，包括国子监直讲龚原、沈铢、叶涛等人，他们都是接受了太学生张育的贿赂以及直讲王沇之的请托，将原本不合格的张育升为上舍生。龚原被追一官，勒停（相当于徒刑），沈铢和叶涛各罚铜十斤（折抵杖一百），免去现职。
第二批被处理的主要是原先审理此案失职的开封府和国子监的官员，包括原开封府知府许将、录事参军李君卿、士曹参军蔡洵，以及国子监丞王愈等。许将被免去翰林学士和开封府知府，贬为蕲州知州；其余人或免官，或罚铜。
第三批被处理的是受到牵连、管理失职的国子监官员，包括国子监的长官沈季长和黄履等，他们也都被免去现职。
最后处理的则是被虞蕃所举报的国子监官员王沇之、余中等。王沇之接受太学生章公舱贿赂，补上舍不以实，依法当徒二年，被判除名，永不收叙；余中追一官，勒停（一说亦被除名）；而行贿的太学生则“坐决杖编管者数十”“非理而死者不可胜数”。
虽然此案与同时期发生的一些大案一样，有着特殊的政治背景，不少官员认为是蔡确等人借题发挥制造的一起冤案。但如果撇开案件以外的因素，仅就案件本身而言，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此案审理的一些值得注意之处：
首先，御史台在接收案件之后，立即作出规定，包括主审官员在内的所有御史一律“不许接见宾客”，这对保证御史台独立公正办案，无疑是非常必要的。更为重要的是，这一规定是御史台对自己提出的要求，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北宋时期御史台的办案风格。
其次，御史台接手案件的审理后，为了提高案件审理的效率，留用了一些开封府原先办理此案的官吏，但由于开封府知府许将是案件的当事人，为了保证案件审理的公正，朝廷暂时停止了许将的职务，另行委派知制诰钱藻代理开封府知府之职，史称钱藻“居官独立守绳墨”。这样的安排，对于排除干扰、公正办案是非常必要的。
因此，尽管这一案件背后有着复杂的政治因素，但对于整肃太学风气、严肃考试纪律无疑是有着积极的意义，正如时人评价说：经此案后，“士子奔竞之风少挫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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