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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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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峰 周海燕
在我国古代，很早就设立了自然资源管理和环境保护的机构。当初，舜接受尧的禅让，登上帝位，在组阁的时候，任命伯益为自然资源与环境保护部部长，官名叫“虞”。
古人的环保意识并不是纸上谈兵，而是付诸行动的，用现在的话说叫“低碳经济，坐言立行”，而且行动非常坚决。鲁宣公的时候，他在河里的鱼繁殖的时候撒网捕鱼，结果手下的一位大臣叫里革的，撸起裤管，蹚水过去把网割破了，还振振有词地教训了鲁宣公一通，说：“鸟兽孕育，鱼鳖长成的时候，管理鸟兽的官员就禁止张网捕捉鸟兽，只能下河去插鱼，做成夏天吃的鱼干，这是保护鸟兽；鸟兽长成，鱼鳖孕育的时候，就禁止撒网捕鱼，只能布置陷阱捕捉野兽，这样做都是为了积蓄自然资源。到山林里不能砍伐新枝，到草泽里不能割嫩草，打鱼的时候不能捕小鱼，打猎的时候不能抓小鹿，捕鸟的时候要保护雏鸟和鸟卵，抓虫子的时候不能伤害幼虫。这些都是往圣先贤们的教导。”
周代在管理农林牧副渔业的司徒下面设立了山虞、泽虞、川衡、林衡等官职，具体负责自然资源的开发与保护。林衡是山虞的属官；川衡是泽虞的属官。秦汉的时候，改称少府，下面设有管苑囿的苑官、管森林的林官、管湖泽的湖官等。唐代以后，设立了虞衡司，不仅负责自然资源和环境保护，还要管能源供应（薪炭）、城市绿化（京城街巷种植）等事项。
在自然资源和环境保护法制建设方面，古代也有很多建树。早在大禹当政的时候，就颁布了春天封山、夏天休渔的禁令。3000年前，周文王攻打一个叫崇国的诸侯国，在出征的时候下令：作战的时候，不得砍伐树木、填埋水井。这是以军令的形式保护资源和环境。
春秋战国时期，当时的秦国崇尚法治，环保方面的法律规范非常详细，例如春天，不得砍伐林木，堵塞河道，不得烧草做肥料，不得采伐刚刚萌芽的植物，不得捕猎幼兽、毒杀鱼鳖、设置陷阱和网络捕捉鸟兽。当然，特殊情况特殊对待，如果有意外死亡的人，需要制作棺木的，允许砍伐树木。
秦国的法治残酷，违反以上禁令的处罚后果相当严重。但是，其他诸侯国对于破坏自然资源的行为同样是严刑峻法，绝不宽纵。《管子》中有这样的记载：破坏封山的人，一律处死，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违反禁令，闯入禁区的，迈左脚砍左脚，迈右脚砍右脚。现在，如果谁不自觉，把自己家的炉灰、垃圾倒在街道上，最多是被城管或者戴红袖箍的大妈说两句，打扫了就完了。可是，翻开《韩非子》看看，准保你以后再也不敢这么干了，“弃灰于公道者断其手”。
后代对于破坏自然资源和环境的行为虽然不再动辄砍手、砍脚，但处罚较之现代仍然比较严厉。在汉代的时候，汉宣帝曾专门下旨，首都周边地区禁止在春夏时捅鸟巢、掏鸟蛋、用弹弓打鸟。皇帝专门操心这种琐事，可见对生态资源保护的重视。根据唐代的法律，滥伐林木的，以盗窃论；不该烧荒的时候烧荒的，抽50鞭子；在墙上打洞，将屎尿排到街道上的，打60板子。
如今在讨论雾霾的时候，有人归咎于一些农村地区的烧荒行为。烧荒破坏植被、污染空气，的确有一定的危害，还容易酿成火灾。所以，在古代就严格限定了烧荒的时间，南北朝的时候，北齐的高洋规定只能在阴历十一月烧荒，其他时间严格禁止，以免损伤昆虫草木；宋代规定，在阴历二月初一至十月三十日禁止烧荒。
现在，绿色环保组织、动物保护主义者非常活跃，成为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的急先锋。其实，在我国古代，几百年前就有这样的先驱。明代有个叫李苏的动物学家，写过一本专著，叫《见物》。在书中，他为动物的生命和尊严大声疾呼：“猛兽吃人的时候，人们非常痛恨；可是人常年猎食猛兽，猛兽又作何感想？如果它们有灵性的话，恐怕也要把人视为禽兽吧！圣人说：‘看到禽兽鲜活的样子，就不忍看它们死时的惨状；听到它们的声音，就不忍吃它们的肉。’君子在享用万物的时候，都要存一份感恩之心。猫啊，狗啊，要养就养它一辈子；耕牛啊，战马啊，更不能轻易屠杀。”
清代的郑板桥曾经写过一篇非常有诗意的文章，呼吁尊重动物的自由和幸福。他说，想养鸟的话，不如多多地种树，在房子周围种上几百棵，形成一片茂密的树林，让它成为鸟的国度、鸟的家园。天要亮的时候，刚刚从睡梦中醒来，还在被窝里辗转反侧，就听到一片清脆的鸟鸣，如同奏响了《云门》《咸池》之曲。披上衣服起床，洗脸、漱口、喝茶，只见百鸟五彩缤纷的羽毛，振翅翱翔，穿梭往来，目不暇给，这绝不是一笼一鸟的乐趣可以比拟的。人生的乐趣，就是以天地为苑囿养育飞禽走兽，以江汉为池塘观赏游鱼，顺应自然，这才是至乐的境界。
（文章节选自刘峰、周海燕《回到古代打官司：中国人的法律智慧》，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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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砍手砍脚打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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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人如何抓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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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2-06-15 ） 稿件来源： 法治日报法学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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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峰 周海燕
在我国古代，很早就设立了自然资源管理和环境保护的机构。当初，舜接受尧的禅让，登上帝位，在组阁的时候，任命伯益为自然资源与环境保护部部长，官名叫“虞”。
古人的环保意识并不是纸上谈兵，而是付诸行动的，用现在的话说叫“低碳经济，坐言立行”，而且行动非常坚决。鲁宣公的时候，他在河里的鱼繁殖的时候撒网捕鱼，结果手下的一位大臣叫里革的，撸起裤管，蹚水过去把网割破了，还振振有词地教训了鲁宣公一通，说：“鸟兽孕育，鱼鳖长成的时候，管理鸟兽的官员就禁止张网捕捉鸟兽，只能下河去插鱼，做成夏天吃的鱼干，这是保护鸟兽；鸟兽长成，鱼鳖孕育的时候，就禁止撒网捕鱼，只能布置陷阱捕捉野兽，这样做都是为了积蓄自然资源。到山林里不能砍伐新枝，到草泽里不能割嫩草，打鱼的时候不能捕小鱼，打猎的时候不能抓小鹿，捕鸟的时候要保护雏鸟和鸟卵，抓虫子的时候不能伤害幼虫。这些都是往圣先贤们的教导。”
周代在管理农林牧副渔业的司徒下面设立了山虞、泽虞、川衡、林衡等官职，具体负责自然资源的开发与保护。林衡是山虞的属官；川衡是泽虞的属官。秦汉的时候，改称少府，下面设有管苑囿的苑官、管森林的林官、管湖泽的湖官等。唐代以后，设立了虞衡司，不仅负责自然资源和环境保护，还要管能源供应（薪炭）、城市绿化（京城街巷种植）等事项。
在自然资源和环境保护法制建设方面，古代也有很多建树。早在大禹当政的时候，就颁布了春天封山、夏天休渔的禁令。3000年前，周文王攻打一个叫崇国的诸侯国，在出征的时候下令：作战的时候，不得砍伐树木、填埋水井。这是以军令的形式保护资源和环境。
春秋战国时期，当时的秦国崇尚法治，环保方面的法律规范非常详细，例如春天，不得砍伐林木，堵塞河道，不得烧草做肥料，不得采伐刚刚萌芽的植物，不得捕猎幼兽、毒杀鱼鳖、设置陷阱和网络捕捉鸟兽。当然，特殊情况特殊对待，如果有意外死亡的人，需要制作棺木的，允许砍伐树木。
秦国的法治残酷，违反以上禁令的处罚后果相当严重。但是，其他诸侯国对于破坏自然资源的行为同样是严刑峻法，绝不宽纵。《管子》中有这样的记载：破坏封山的人，一律处死，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违反禁令，闯入禁区的，迈左脚砍左脚，迈右脚砍右脚。现在，如果谁不自觉，把自己家的炉灰、垃圾倒在街道上，最多是被城管或者戴红袖箍的大妈说两句，打扫了就完了。可是，翻开《韩非子》看看，准保你以后再也不敢这么干了，“弃灰于公道者断其手”。
后代对于破坏自然资源和环境的行为虽然不再动辄砍手、砍脚，但处罚较之现代仍然比较严厉。在汉代的时候，汉宣帝曾专门下旨，首都周边地区禁止在春夏时捅鸟巢、掏鸟蛋、用弹弓打鸟。皇帝专门操心这种琐事，可见对生态资源保护的重视。根据唐代的法律，滥伐林木的，以盗窃论；不该烧荒的时候烧荒的，抽50鞭子；在墙上打洞，将屎尿排到街道上的，打60板子。
如今在讨论雾霾的时候，有人归咎于一些农村地区的烧荒行为。烧荒破坏植被、污染空气，的确有一定的危害，还容易酿成火灾。所以，在古代就严格限定了烧荒的时间，南北朝的时候，北齐的高洋规定只能在阴历十一月烧荒，其他时间严格禁止，以免损伤昆虫草木；宋代规定，在阴历二月初一至十月三十日禁止烧荒。
现在，绿色环保组织、动物保护主义者非常活跃，成为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的急先锋。其实，在我国古代，几百年前就有这样的先驱。明代有个叫李苏的动物学家，写过一本专著，叫《见物》。在书中，他为动物的生命和尊严大声疾呼：“猛兽吃人的时候，人们非常痛恨；可是人常年猎食猛兽，猛兽又作何感想？如果它们有灵性的话，恐怕也要把人视为禽兽吧！圣人说：‘看到禽兽鲜活的样子，就不忍看它们死时的惨状；听到它们的声音，就不忍吃它们的肉。’君子在享用万物的时候，都要存一份感恩之心。猫啊，狗啊，要养就养它一辈子；耕牛啊，战马啊，更不能轻易屠杀。”
清代的郑板桥曾经写过一篇非常有诗意的文章，呼吁尊重动物的自由和幸福。他说，想养鸟的话，不如多多地种树，在房子周围种上几百棵，形成一片茂密的树林，让它成为鸟的国度、鸟的家园。天要亮的时候，刚刚从睡梦中醒来，还在被窝里辗转反侧，就听到一片清脆的鸟鸣，如同奏响了《云门》《咸池》之曲。披上衣服起床，洗脸、漱口、喝茶，只见百鸟五彩缤纷的羽毛，振翅翱翔，穿梭往来，目不暇给，这绝不是一笼一鸟的乐趣可以比拟的。人生的乐趣，就是以天地为苑囿养育飞禽走兽，以江汉为池塘观赏游鱼，顺应自然，这才是至乐的境界。
（文章节选自刘峰、周海燕《回到古代打官司：中国人的法律智慧》，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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