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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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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 勇
不久前，国家卫健委和国家中医药局联合发布《互联网诊疗监管细则（试行）》（以下简称《细则》），其中第21条明确指出“处方应由接诊医师本人开具，严禁使用人工智能等自动生成处方”，该规定既是对医师法、《医疗机构处方审核规范》《处方管理办法》等医疗卫生法律法规基本规范的重申，也是国家指引互联网医疗发展的体现。
近年来，随着疫情防控常态化的推进与国家政策的引领，我国在线医疗领域得到了迅猛发展。2018年年初，全国的互联网医院加起来不过百家，但截至目前，我国互联网医院总数已超1600家，在线医疗用户规模达2.98亿。互联网诊疗的快速发展，对于优化医疗资源配置、提升诊疗服务效率、创新医疗服务模式、缓解百姓“看病难”等发挥了积极作用。不过，在实践中，线上处方应用、处方药销售等不规范问题也开始凸显。
为了规范互联网诊疗行为，2018年以来，我国发布了《互联网诊疗管理办法（试行）》《互联网医院管理办法（试行）》《远程医疗服务管理规范（试行）》等规范性文件，就互联网诊疗服务中涉及的医疗机构资质、从业人员资质、设备设施保障、服务流程规范等提出要求。本次《细则》对互联网诊疗活动予以进一步规范，其中特别针对处方出具行为作出规定。这是因为处方作为患者用药凭证的医疗文书，决定着患者用什么样的药、怎么用药、用药的效果好不好。特别是在互联网诊疗中，公众对网络购药不像对医院购药那样抱有足够的信任感，社会上呼吁规范互联网诊疗处方开具行为的呼声很高，这也促使了《细则》这一特别规定的诞生。
质量与安全是医疗行业永恒的主题。为了确保患者的用药安全，此前我国《处方管理办法》《医疗机构处方审核规范》均明确规定，医师在诊疗活动中为患者开具药方后，药师要进行审核，但相关规范并未对“自动生成处方”这一行为进行明文禁止。“法无禁止即可为”，规范制定不明确，地方实践就会乱象丛生。现实中，一些平台选择“AI开方，客户直接取药”的模式，跳过传统的处方开具、审核环节，把开方直接变成了“卖药”。这类行为严重违反我国药品管理制度，也给患者用药安全埋下了风险隐患。此次《细则》明确处方必须由接诊医师本人开具，禁止自动生成处方，符合目前互联网诊疗“回归严肃医疗”的主旋律，有助于将行业发展引回“保障人民健康福祉”的正轨。
要让严禁自动生成处方的规定落到实处，必须考虑各种因素。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点出发：第一，应当明确人工智能等主体的地位，虽然我们将其称作人工智能，但其实它和部分助理医师一样，都是没有获得处方权的主体，目前的《处方管理办法》《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的规定还存在不足，它们的处罚对象还局限于“人员”。后续修改时应该考虑到人工智能等主体的特殊性，对仅由人工智能等自动生成处方的，应当与“使用非卫生技术人员”一样，直接追究医疗机构的责任。
第二，应当明确责任承担规则。无救济则无权利，同理，无责任则无义务。目前在互联网诊疗过程中，医疗机构与医师之间的权责依然通过合同调整，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对于多点执业的医师来讲，在合同签订的过程当中，医疗机构往往处于优势地位，如果合同约定“出具处方不当造成损害的，在医疗机构赔偿后应主要由医师负担”，那么医疗机构就实质上规避了损害责任的赔偿风险，这有违权利与责任应当对等的原则。
第三，应当完善药品追溯体系。有关部门应当加大对处方源真伪的审核，对处方源建立严格的审查制度，完善关于处方源的法律法规。应利用互联网的优势，充分利用二维码识别功能做好在线处方的审查工作。同时应当完整保留交易记录和交易证据，确保监管能够追根溯源。
第四，应当发挥行业协会、社会主体的作用。实践当中许多自动生成处方的行为比较隐蔽，自上而下的监管有时未必能够发现问题，此时依靠行业协会、患者委员会等中间组织，借助互联网本身的信息沟通优势，往往能够更为有效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作者系北京中医药大学法律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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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具处方不能由人工智能代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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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2-06-15 ） 稿件来源： 法治日报声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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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 勇
不久前，国家卫健委和国家中医药局联合发布《互联网诊疗监管细则（试行）》（以下简称《细则》），其中第21条明确指出“处方应由接诊医师本人开具，严禁使用人工智能等自动生成处方”，该规定既是对医师法、《医疗机构处方审核规范》《处方管理办法》等医疗卫生法律法规基本规范的重申，也是国家指引互联网医疗发展的体现。
近年来，随着疫情防控常态化的推进与国家政策的引领，我国在线医疗领域得到了迅猛发展。2018年年初，全国的互联网医院加起来不过百家，但截至目前，我国互联网医院总数已超1600家，在线医疗用户规模达2.98亿。互联网诊疗的快速发展，对于优化医疗资源配置、提升诊疗服务效率、创新医疗服务模式、缓解百姓“看病难”等发挥了积极作用。不过，在实践中，线上处方应用、处方药销售等不规范问题也开始凸显。
为了规范互联网诊疗行为，2018年以来，我国发布了《互联网诊疗管理办法（试行）》《互联网医院管理办法（试行）》《远程医疗服务管理规范（试行）》等规范性文件，就互联网诊疗服务中涉及的医疗机构资质、从业人员资质、设备设施保障、服务流程规范等提出要求。本次《细则》对互联网诊疗活动予以进一步规范，其中特别针对处方出具行为作出规定。这是因为处方作为患者用药凭证的医疗文书，决定着患者用什么样的药、怎么用药、用药的效果好不好。特别是在互联网诊疗中，公众对网络购药不像对医院购药那样抱有足够的信任感，社会上呼吁规范互联网诊疗处方开具行为的呼声很高，这也促使了《细则》这一特别规定的诞生。
质量与安全是医疗行业永恒的主题。为了确保患者的用药安全，此前我国《处方管理办法》《医疗机构处方审核规范》均明确规定，医师在诊疗活动中为患者开具药方后，药师要进行审核，但相关规范并未对“自动生成处方”这一行为进行明文禁止。“法无禁止即可为”，规范制定不明确，地方实践就会乱象丛生。现实中，一些平台选择“AI开方，客户直接取药”的模式，跳过传统的处方开具、审核环节，把开方直接变成了“卖药”。这类行为严重违反我国药品管理制度，也给患者用药安全埋下了风险隐患。此次《细则》明确处方必须由接诊医师本人开具，禁止自动生成处方，符合目前互联网诊疗“回归严肃医疗”的主旋律，有助于将行业发展引回“保障人民健康福祉”的正轨。
要让严禁自动生成处方的规定落到实处，必须考虑各种因素。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点出发：第一，应当明确人工智能等主体的地位，虽然我们将其称作人工智能，但其实它和部分助理医师一样，都是没有获得处方权的主体，目前的《处方管理办法》《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的规定还存在不足，它们的处罚对象还局限于“人员”。后续修改时应该考虑到人工智能等主体的特殊性，对仅由人工智能等自动生成处方的，应当与“使用非卫生技术人员”一样，直接追究医疗机构的责任。
第二，应当明确责任承担规则。无救济则无权利，同理，无责任则无义务。目前在互联网诊疗过程中，医疗机构与医师之间的权责依然通过合同调整，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对于多点执业的医师来讲，在合同签订的过程当中，医疗机构往往处于优势地位，如果合同约定“出具处方不当造成损害的，在医疗机构赔偿后应主要由医师负担”，那么医疗机构就实质上规避了损害责任的赔偿风险，这有违权利与责任应当对等的原则。
第三，应当完善药品追溯体系。有关部门应当加大对处方源真伪的审核，对处方源建立严格的审查制度，完善关于处方源的法律法规。应利用互联网的优势，充分利用二维码识别功能做好在线处方的审查工作。同时应当完整保留交易记录和交易证据，确保监管能够追根溯源。
第四，应当发挥行业协会、社会主体的作用。实践当中许多自动生成处方的行为比较隐蔽，自上而下的监管有时未必能够发现问题，此时依靠行业协会、患者委员会等中间组织，借助互联网本身的信息沟通优势，往往能够更为有效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作者系北京中医药大学法律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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