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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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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雪泓
汪珮琳的嗓子多数时间都是哑的，这由于她平时说话太多所致。
接受《法治日报》记者采访时，她刚与中国政法大学的学生们连线完毕，4个小时的“云”课堂，内容是打击洗钱犯罪司法实务及典型案例。没来得及喝口水，她便与记者聊起来。
今年35岁的汪珮琳是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检察院第二检察部副主任。虽然年轻，但她已在一线办案近9年了，“大多是经济犯罪类案件，我信奉‘不做则已，做则至全’，给群众一个交代，群众满意了，我就觉得我的付出是值得的”。
深挖“案中案”
在参与办理一起涉案金额高达90余亿元的巨额非法集资案中，汪珮琳和同事们扎进办案组，挖出6件“案中案”，其中一起洗钱案涉案金额高达7000万元。这是北京市多年来涉案金额最大、手段最新、判罚最重的洗钱案，也是近10年来的首案。
被抽调进专案组后，面对如山的卷宗，看到涉案金额之巨、投资人损失之惨，汪珮琳倒吸了一口凉气。她明白，对受害群众最好的安慰，就是最大限度追赃挽损。
在审查过程中专案组发现，诈骗主犯花7000万元买了一家公司，随后又以200万元的价格卖出。即便再有钱，谁会做这样亏本的生意呢？这很可能是一起洗钱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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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调查的深入，这起洗钱案的脉络逐渐清晰。原来，花200万元买下价值7000万元公司的小鹿只是傀儡，幕后主使是集团老总丁某和朱某。
经查，在运作让小鹿成为法定代表人的时候，诈骗集团的资金链已经近乎崩溃。山雨欲来，集团老总要转移资金，便有了上述“洗钱”过程。
十多册自行补充侦查的检察卷宗，数万字精雕细琢的审查报告，十多个小时的庭审交锋，终于换来这次弥足珍贵的突破。目前，3名参与洗钱的被告人，均已被判处刑罚。
汪珮琳告诉记者，离岸账户、私人银行、古董交易、拍卖会场，这些领域都可能沦为洗钱的通道。
洗钱罪线索发现难、侦查取证难、法律适用难，汪珮琳深知，“反洗钱”工作事关国家政治安全、金融安全大局，追诉洗钱犯罪，检察机关应当承担起主导责任，“这是传统的金融安全防火墙，也是司法实践需要打开局面的新领域”。
心系群众烦心事
很多受骗的投资人见到汪珮琳时会说：“汪检，我们不想干等，能做些什么吗？”
“投资人最关心的是自己的钱能不能要回来，因此他们会给司法机关积极提供线索。”汪珮琳告诉记者，平日里，只要不提讯、不开庭，如果有投资人来访，她都会接访，每次都要花上三四个小时与他们交流、沟通案件进度。嗓子“冒烟”了，群众还没散去，因为聊得很细很透，有些重要线索就是在那时发现的。
很多受害人年龄比较大，对于年轻的汪珮琳，他们最初会持怀疑态度：“你这么年轻，能办好我们的案子吗？”但最后，汪珮琳成为他们最信任的人，只要见到她，老人们就觉得踏实：“她心里装着大家的烦心事，总是不厌其烦。”
一起涉众案件的当事人派了5名代表与检察官沟通。汪珮琳和他们聊了很长时间，审查情况、案件进度都做了沟通。谈话快要结束时，突然冲进来一名男子，说这5个人不能代表所有人。当时已经接近下午1点了，汪珮琳口干舌燥，但她仍然耐心安抚来者，又把情况和所有来访群众详细说了一遍。
回到办公室，汪珮琳接到一名来访群众打来的电话，这位阿姨在电话里说：“孩子，我看你瘦瘦小小的，今天一直被我们一堆人围着，你不容易，阿姨挺心疼你的。”
攻克“攻守同盟”
2019年8月，北京警方破获一起窃取信用卡信息犯罪案，抓获一个8人犯罪团伙。汪珮琳和同事依法提前介入引导侦查，在提出取证思路的同时，做好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准备工作。
“8人都是20岁出头，相互之间还是亲戚，最小的2001年出生，却已是‘老手’。他们有很强的反侦查意识和对抗审查的意志，侦查阶段没有1名犯罪嫌疑人如实供述犯罪事实。”汪珮琳告诉记者，为了打破“零口供”僵局，她多次前往看守所依次提讯8人，希望能够通过认罪认罚教育转化工作打开他们的心防。
提讯过程中，汪珮琳感受到这一团伙相当顽固。拒不认罪、互不指认的沉默与狡辩，让教育转化工作遭遇前所未有的障碍。
在数个小时的谈话后，团伙带头人小鹏突然冒出一句“不知道我妈身体怎么样了”，这让汪珮琳眼前一亮。
电话转到小鹏母亲那头，这位母亲泣不成声：“检察官，请您一定告诉我儿子，妈妈爱他。请他一定配合你们，好好认错，好好改错，他还年轻，路还长，妈妈不允许他废了自己的未来……”汪珮琳第一时间把这位母亲的话转述给了小鹏，他始终低垂的头终于抬起来……
之后，小鹏的口供有了突破，其他嫌疑人也一一认罪认罚，案件顺利办结。
这些年，汪珮琳办公室的灯晚上10点前几乎没有熄过，她笑说自己是“工作狂”。她时刻关注经济、金融、网络犯罪案件打击背后的治理，撰写了大量经济、金融、网络犯罪类案调研文字，为综合治理建言献策。
检察履职不止于结案，办案之外，以能动履职赋能诉源治理，是汪珮琳用足、用好检察职能的匠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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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匠心办案暖到群众心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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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北京东城检察院第二检察部副主任汪珮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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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2-06-09 ） 稿件来源： 法治日报政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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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雪泓
汪珮琳的嗓子多数时间都是哑的，这由于她平时说话太多所致。
接受《法治日报》记者采访时，她刚与中国政法大学的学生们连线完毕，4个小时的“云”课堂，内容是打击洗钱犯罪司法实务及典型案例。没来得及喝口水，她便与记者聊起来。
今年35岁的汪珮琳是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检察院第二检察部副主任。虽然年轻，但她已在一线办案近9年了，“大多是经济犯罪类案件，我信奉‘不做则已，做则至全’，给群众一个交代，群众满意了，我就觉得我的付出是值得的”。
深挖“案中案”
在参与办理一起涉案金额高达90余亿元的巨额非法集资案中，汪珮琳和同事们扎进办案组，挖出6件“案中案”，其中一起洗钱案涉案金额高达7000万元。这是北京市多年来涉案金额最大、手段最新、判罚最重的洗钱案，也是近10年来的首案。
被抽调进专案组后，面对如山的卷宗，看到涉案金额之巨、投资人损失之惨，汪珮琳倒吸了一口凉气。她明白，对受害群众最好的安慰，就是最大限度追赃挽损。
在审查过程中专案组发现，诈骗主犯花7000万元买了一家公司，随后又以200万元的价格卖出。即便再有钱，谁会做这样亏本的生意呢？这很可能是一起洗钱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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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调查的深入，这起洗钱案的脉络逐渐清晰。原来，花200万元买下价值7000万元公司的小鹿只是傀儡，幕后主使是集团老总丁某和朱某。
经查，在运作让小鹿成为法定代表人的时候，诈骗集团的资金链已经近乎崩溃。山雨欲来，集团老总要转移资金，便有了上述“洗钱”过程。
十多册自行补充侦查的检察卷宗，数万字精雕细琢的审查报告，十多个小时的庭审交锋，终于换来这次弥足珍贵的突破。目前，3名参与洗钱的被告人，均已被判处刑罚。
汪珮琳告诉记者，离岸账户、私人银行、古董交易、拍卖会场，这些领域都可能沦为洗钱的通道。
洗钱罪线索发现难、侦查取证难、法律适用难，汪珮琳深知，“反洗钱”工作事关国家政治安全、金融安全大局，追诉洗钱犯罪，检察机关应当承担起主导责任，“这是传统的金融安全防火墙，也是司法实践需要打开局面的新领域”。
心系群众烦心事
很多受骗的投资人见到汪珮琳时会说：“汪检，我们不想干等，能做些什么吗？”
“投资人最关心的是自己的钱能不能要回来，因此他们会给司法机关积极提供线索。”汪珮琳告诉记者，平日里，只要不提讯、不开庭，如果有投资人来访，她都会接访，每次都要花上三四个小时与他们交流、沟通案件进度。嗓子“冒烟”了，群众还没散去，因为聊得很细很透，有些重要线索就是在那时发现的。
很多受害人年龄比较大，对于年轻的汪珮琳，他们最初会持怀疑态度：“你这么年轻，能办好我们的案子吗？”但最后，汪珮琳成为他们最信任的人，只要见到她，老人们就觉得踏实：“她心里装着大家的烦心事，总是不厌其烦。”
一起涉众案件的当事人派了5名代表与检察官沟通。汪珮琳和他们聊了很长时间，审查情况、案件进度都做了沟通。谈话快要结束时，突然冲进来一名男子，说这5个人不能代表所有人。当时已经接近下午1点了，汪珮琳口干舌燥，但她仍然耐心安抚来者，又把情况和所有来访群众详细说了一遍。
回到办公室，汪珮琳接到一名来访群众打来的电话，这位阿姨在电话里说：“孩子，我看你瘦瘦小小的，今天一直被我们一堆人围着，你不容易，阿姨挺心疼你的。”
攻克“攻守同盟”
2019年8月，北京警方破获一起窃取信用卡信息犯罪案，抓获一个8人犯罪团伙。汪珮琳和同事依法提前介入引导侦查，在提出取证思路的同时，做好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准备工作。
“8人都是20岁出头，相互之间还是亲戚，最小的2001年出生，却已是‘老手’。他们有很强的反侦查意识和对抗审查的意志，侦查阶段没有1名犯罪嫌疑人如实供述犯罪事实。”汪珮琳告诉记者，为了打破“零口供”僵局，她多次前往看守所依次提讯8人，希望能够通过认罪认罚教育转化工作打开他们的心防。
提讯过程中，汪珮琳感受到这一团伙相当顽固。拒不认罪、互不指认的沉默与狡辩，让教育转化工作遭遇前所未有的障碍。
在数个小时的谈话后，团伙带头人小鹏突然冒出一句“不知道我妈身体怎么样了”，这让汪珮琳眼前一亮。
电话转到小鹏母亲那头，这位母亲泣不成声：“检察官，请您一定告诉我儿子，妈妈爱他。请他一定配合你们，好好认错，好好改错，他还年轻，路还长，妈妈不允许他废了自己的未来……”汪珮琳第一时间把这位母亲的话转述给了小鹏，他始终低垂的头终于抬起来……
之后，小鹏的口供有了突破，其他嫌疑人也一一认罪认罚，案件顺利办结。
这些年，汪珮琳办公室的灯晚上10点前几乎没有熄过，她笑说自己是“工作狂”。她时刻关注经济、金融、网络犯罪案件打击背后的治理，撰写了大量经济、金融、网络犯罪类案调研文字，为综合治理建言献策。
检察履职不止于结案，办案之外，以能动履职赋能诉源治理，是汪珮琳用足、用好检察职能的匠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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