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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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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艺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李白鲜衣怒马、豪气干云的形象跃然纸上。但是，诗中描绘的金樽、金叵罗这些酒器并不是有钱就可以用的，唐代律令中对这些器物的使用有很严格的规定。《唐律疏议》卷二十六杂律第403条“舍宅车服器物”规定：
诸营造舍宅、车服、器物及坟茔、石兽之属，于令有违者，杖一百。虽会赦，皆令改去之。（坟则不改。）疏议曰：营造舍宅者，依营缮令，王公已下，凡有舍屋，不得施重拱、藻井……器物者，一品以下，食器不得用纯金、纯玉……此等之类，具在令文。若有违者，各杖一百。虽会赦，皆令除去，唯坟不改……若有犯者，并同此坐。其物可卖者，听卖。若经赦后百日，不改去及不卖者，论如律。疏议曰：舍宅以下，违犯制度，堪卖者，须卖；不堪卖者，改去之……
在金银器的使用方面，一品以下的官员不得使用纯金、纯玉制作的食器，如果违反规定，杖责一百。如果遇到大赦，也全都不能再用，能卖的必须卖掉。神龙二年（706年）九月，唐中宗李显重申《仪制令》中关于器物的内容：一品以下的官员，食器不得用纯金、纯玉制品；六品以下的官员，不得用纯银制品。
贞观十年(636年)，彭王李元则“坐章服奢僭免官”，因为衣服逾制被免除了遂州都督。开元二十一年(733年)，金吾大将军程伯献“依恃恩宠，所在贪冒，第宅舆马，僭拟过纵”，宅舍、器物逾制被贬官。唐德宗大历十四年（779年）六月，敕书应士庶自艰难以来，田宅逾制、车服奢侈，明立法度。七月，德宗就下令毁了前宰相元载、郡王马璘逾制建造的奢侈宅第。打这之后，京师楼榭之逾制者皆毁。宪宗时，户部侍郎潘孟阳“气尚豪俊，不拘小节。居第颇极华峻”，宪宗微服出游乐游原，见到了潘孟阳尚在建造的大宅，觉得甚是壮观，问左右的人，这是谁的宅子。左右以孟阳对，潘孟阳吓得赶紧停工。与李白有通家之好的范传正因为宅舍逾制，“坐治第过制，宪宗薄不用，改光禄卿”。唐宣宗时，太常卿封敖器物逾制“始视事，廷设九部乐，敖宴私第，为御史所劾，徙国子祭酒”。
提到大唐，我们往往会和盛世气象联系在一起，而精美的金银器具的日常使用，正是大唐人民生活富足的体现。唐代金银器风靡，于私可能有示好、布施、谢礼等用途，于公则是上供、进献、赏赐、充作赋税等用途。与前代不同，唐代用于赏赐的金银，以制成的器物为主。数量众多、形态各异的金银器通过赏赐流入官员家庭，对于唐代的奢侈消费发挥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但是用律令的形式加以禁止也是统治者防微杜渐，防止奢侈攀比之风的蔓延。不过，奢竞的错误不在金银器本身，而在于进献和使用它的人。这些巧夺天工的金银器穿越一千多年的时空展现在我们眼前，传递的是当时的历史、艺术和智慧水平，是我们了解传统文化的无价瑰宝。
在唐代，没有哪类物品像金银器那样造型别致、纹样丰富、工艺精巧。匠人们在金银器制作上倾注的热情和聪明才智远远超过对其他物品的投入。丰富多彩的金银器，与唐代社会的变化紧密且微妙地联系在一起，仔细观察这些造型、纹样和制法，我们不仅会惊叹唐朝艺匠卓越的创造才能和人们的艺术品位，也不难发现外来文化与中国传统巧妙的融合。
1970年，陕西西安南郊何家村窖藏文物共出土金银器皿200多件，为唐代金银器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这批金银器的制作年代上限可追溯至7世纪中叶，下限应在盛唐晚期，即8世纪晚期。
根据这些金银器的特点可以将其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7世纪至8世纪初，国内稳定，西域都护府等机构的设立使中西交通繁荣，包括金银器在内的西方器物大量传入，对中国的金银器制造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西方的纹样、制作工艺等成为唐人学习的对象，同时唐人开始自主研制的探索。
第二阶段：8世纪中叶至8世纪末，经过前一阶段的学习实践，摆脱了西方的风格和模式，展现出盛唐的文化风貌。
第三阶段：9世纪，随着藩镇割据加剧，金银器制造业从官制慢慢发展为私营，增加了金银器的实用性，形制趋于简洁，纹样更加随意。
唐代金银器的艺术风格肯定与粟特、萨珊、拜占庭这三个地区的影响分不开。除此之外，包括贵霜、嚈哒、大食等地在内，都应被列入影响唐代金银器特征的外来因素。虽然在影响方面有主次，但是由于文化的传递性，这些地区的文化不能被截然分开，多数时候它们是相互联系的整体。
粟特以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民族特性、历史因素，成为唐代东西交通的枢纽，这就意味着粟特在影响唐代的外来因素中具有更为重要的地位。粟特人属于伊朗系统的中亚古族，本土位于中亚阿姆河和锡尔河一带。历史上的粟特人从未形成一个统一的帝国，先后臣属于波斯、亚历山大帝国、塞琉古王朝、康居国、大月氏部、贵霜帝国、嚈哒国等。粟特人在异族统治下，非但没有灭绝，反而增强了自己的应变能力，不仅保存了独立的王统世系，而且成为中古时代控制陆上丝绸之路的一个独具特色的商业民族。粟特人在东西方之间把一方的物质文化中的精粹转运到需要的另一方。中古中国的许多舶来品，其实都是粟特人从西方各国转运而来的，谢弗教授用“撒马尔罕的金桃”来代指唐朝丰富的舶来品，是很有见地的看法。
西方文化的引入，为唐代的金银器带来了新的纹样、器形、工艺技术等。但是唐代的金银器制造工艺没有被束缚在西方的金银器制造思路中，止步于学习、模仿的阶段，而是根据自己的喜好和传统，不断开拓、创新，使唐代的金银器在规模、品质上相比前代有了质的飞跃，并开启了后代金银器制造业的辉煌。
（文章节选自胡艺《案卷里的唐朝法律故事》，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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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器物逾制案 东土大唐奢华美器从何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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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2-03-30 ） 稿件来源： 法治日报法学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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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艺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李白鲜衣怒马、豪气干云的形象跃然纸上。但是，诗中描绘的金樽、金叵罗这些酒器并不是有钱就可以用的，唐代律令中对这些器物的使用有很严格的规定。《唐律疏议》卷二十六杂律第403条“舍宅车服器物”规定：
诸营造舍宅、车服、器物及坟茔、石兽之属，于令有违者，杖一百。虽会赦，皆令改去之。（坟则不改。）疏议曰：营造舍宅者，依营缮令，王公已下，凡有舍屋，不得施重拱、藻井……器物者，一品以下，食器不得用纯金、纯玉……此等之类，具在令文。若有违者，各杖一百。虽会赦，皆令除去，唯坟不改……若有犯者，并同此坐。其物可卖者，听卖。若经赦后百日，不改去及不卖者，论如律。疏议曰：舍宅以下，违犯制度，堪卖者，须卖；不堪卖者，改去之……
在金银器的使用方面，一品以下的官员不得使用纯金、纯玉制作的食器，如果违反规定，杖责一百。如果遇到大赦，也全都不能再用，能卖的必须卖掉。神龙二年（706年）九月，唐中宗李显重申《仪制令》中关于器物的内容：一品以下的官员，食器不得用纯金、纯玉制品；六品以下的官员，不得用纯银制品。
贞观十年(636年)，彭王李元则“坐章服奢僭免官”，因为衣服逾制被免除了遂州都督。开元二十一年(733年)，金吾大将军程伯献“依恃恩宠，所在贪冒，第宅舆马，僭拟过纵”，宅舍、器物逾制被贬官。唐德宗大历十四年（779年）六月，敕书应士庶自艰难以来，田宅逾制、车服奢侈，明立法度。七月，德宗就下令毁了前宰相元载、郡王马璘逾制建造的奢侈宅第。打这之后，京师楼榭之逾制者皆毁。宪宗时，户部侍郎潘孟阳“气尚豪俊，不拘小节。居第颇极华峻”，宪宗微服出游乐游原，见到了潘孟阳尚在建造的大宅，觉得甚是壮观，问左右的人，这是谁的宅子。左右以孟阳对，潘孟阳吓得赶紧停工。与李白有通家之好的范传正因为宅舍逾制，“坐治第过制，宪宗薄不用，改光禄卿”。唐宣宗时，太常卿封敖器物逾制“始视事，廷设九部乐，敖宴私第，为御史所劾，徙国子祭酒”。
提到大唐，我们往往会和盛世气象联系在一起，而精美的金银器具的日常使用，正是大唐人民生活富足的体现。唐代金银器风靡，于私可能有示好、布施、谢礼等用途，于公则是上供、进献、赏赐、充作赋税等用途。与前代不同，唐代用于赏赐的金银，以制成的器物为主。数量众多、形态各异的金银器通过赏赐流入官员家庭，对于唐代的奢侈消费发挥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但是用律令的形式加以禁止也是统治者防微杜渐，防止奢侈攀比之风的蔓延。不过，奢竞的错误不在金银器本身，而在于进献和使用它的人。这些巧夺天工的金银器穿越一千多年的时空展现在我们眼前，传递的是当时的历史、艺术和智慧水平，是我们了解传统文化的无价瑰宝。
在唐代，没有哪类物品像金银器那样造型别致、纹样丰富、工艺精巧。匠人们在金银器制作上倾注的热情和聪明才智远远超过对其他物品的投入。丰富多彩的金银器，与唐代社会的变化紧密且微妙地联系在一起，仔细观察这些造型、纹样和制法，我们不仅会惊叹唐朝艺匠卓越的创造才能和人们的艺术品位，也不难发现外来文化与中国传统巧妙的融合。
1970年，陕西西安南郊何家村窖藏文物共出土金银器皿200多件，为唐代金银器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这批金银器的制作年代上限可追溯至7世纪中叶，下限应在盛唐晚期，即8世纪晚期。
根据这些金银器的特点可以将其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7世纪至8世纪初，国内稳定，西域都护府等机构的设立使中西交通繁荣，包括金银器在内的西方器物大量传入，对中国的金银器制造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西方的纹样、制作工艺等成为唐人学习的对象，同时唐人开始自主研制的探索。
第二阶段：8世纪中叶至8世纪末，经过前一阶段的学习实践，摆脱了西方的风格和模式，展现出盛唐的文化风貌。
第三阶段：9世纪，随着藩镇割据加剧，金银器制造业从官制慢慢发展为私营，增加了金银器的实用性，形制趋于简洁，纹样更加随意。
唐代金银器的艺术风格肯定与粟特、萨珊、拜占庭这三个地区的影响分不开。除此之外，包括贵霜、嚈哒、大食等地在内，都应被列入影响唐代金银器特征的外来因素。虽然在影响方面有主次，但是由于文化的传递性，这些地区的文化不能被截然分开，多数时候它们是相互联系的整体。
粟特以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民族特性、历史因素，成为唐代东西交通的枢纽，这就意味着粟特在影响唐代的外来因素中具有更为重要的地位。粟特人属于伊朗系统的中亚古族，本土位于中亚阿姆河和锡尔河一带。历史上的粟特人从未形成一个统一的帝国，先后臣属于波斯、亚历山大帝国、塞琉古王朝、康居国、大月氏部、贵霜帝国、嚈哒国等。粟特人在异族统治下，非但没有灭绝，反而增强了自己的应变能力，不仅保存了独立的王统世系，而且成为中古时代控制陆上丝绸之路的一个独具特色的商业民族。粟特人在东西方之间把一方的物质文化中的精粹转运到需要的另一方。中古中国的许多舶来品，其实都是粟特人从西方各国转运而来的，谢弗教授用“撒马尔罕的金桃”来代指唐朝丰富的舶来品，是很有见地的看法。
西方文化的引入，为唐代的金银器带来了新的纹样、器形、工艺技术等。但是唐代的金银器制造工艺没有被束缚在西方的金银器制造思路中，止步于学习、模仿的阶段，而是根据自己的喜好和传统，不断开拓、创新，使唐代的金银器在规模、品质上相比前代有了质的飞跃，并开启了后代金银器制造业的辉煌。
（文章节选自胡艺《案卷里的唐朝法律故事》，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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