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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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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能高
小时候，年味很浓很浓。未到年关，我们就盼着盼着。盼着一年到头难得的美味，盼着父母给我们买的新衣服，盼着到爷爷奶奶家去拜年，看不一样的风景，收获不一样的礼物。而今，过年除了思亲，就是要过一道道坎、一个个关。
过年与喝酒
小时候，快过年时，父母开始在家用大锅木甑蒸满雪白的糯米，然后放入一个巨大的木桶中撒上一些酵母，用棉被盖着发酵，等时机成熟再倒入大锅中煮一通宵，让高温烈火把糯米逐步熬出金黄的糖汁。再用另一口大锅和着细沙不断翻炒黄豆，让一粒粒的黄豆越来越香，然后再将磨成粉末状的豆粉灌入白花花、甜蜜蜜的糯米糖中，我们儿时最爱的甜食就这样诞生了。
到了三十年夜，无论我们兄弟是从哪里回来，总要被父母带着笑意招呼：“快来，用热水洗个脚。”
于是，我们五个兄弟，一个接一个地把自己结实白嫩的小脚，慢慢地放入自家的大木桶中，那温热的水，慢慢地浸润到我们的腿肚子，一种亲切、细腻的温热从脚下慢慢升腾到全身，一种舒适感幸福感随着这温热，传遍每一个毛孔和细胞。
到了晚上，我们全家上桌，父母变戏法似地将一道菜一道菜端上餐桌，而且都是平时我们最爱吃也难得一见的，辣椒炒肉、炒蛋、红烧豆腐、红烧全鸡、红烧全鱼，还有母亲忙碌了半天用葛粉做好的肉圆。
父亲此时一改平时的严厉，笑着招呼我们兄弟吃饭，一边自己开了一瓶白酒或自家酿制的甜米酒，笑眯眯地问我们兄弟：“你们喝点吗？”
到了这时，我哥就不动声色，看了看父亲，又看了看我们四个弟弟，说：“爸爸喝吧。我们不喝。”
而此前，我哥多次私下和我们兄弟约法三章：“我们家穷。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要抽烟、喝酒、打牌。”
哥哥说过后，父亲依然很高兴，有时也会偶尔用筷子沾一点甜米酒给我们尝尝。我一尝，发现味道很甜很好，于是嘴上说过“不喝”后，终于在一个春节，趁着家里无人之时，从糯米酒缸里拿碗舀了一点，尝过后忍不住喝了一口又一口，最后晕晕乎乎地爬到床上睡觉。后来，父亲发现也没有说什么，于是开春后我们一如既往地去砍柴、去上学。搞得我自以为有一定酒量，直到下派到王桥乡与当地干部吃饭喝酒过后大病一场，才发现自己其实没有一点酒量，一喝必伤身，至此才绝了喝酒的念头。
由此知道，喝酒这一关，我过不了。
从此我做到，无论何人劝酒，坚决不喝。
拜年与红包
吃过年夜饭，无论家里多艰难，父母都会给我们一人一个小红包。红包包的钱不多，开始不过一角两角，圆圆的、亮亮的硬币，让我们对钱有了概念。但我们兄弟都知道生计艰难，对这些钱，并不乱花，只是等到开学后，没有钱买作业本了，便用这点压岁钱去买学习用品，直到用完了，才开口向父母要钱。
拿过压岁钱后，我们兄弟和父亲一起到大屋东门去放鞭炮，震耳欲聋的爆竹声过后，我们兄弟会观看父亲和邻居一起用木槌、木棍、石臼你一下我一下地打糍粑。孩子们手里拿着沾着香香的豆粉、甜甜的白糖、热气腾腾的糍粑，东走西串，把整个童年过得天真烂漫。
过了正月初一，父母开始带着我们兄弟去给爷爷奶奶拜年。小时候我不知道，也不会思考：为什么爷爷奶奶会和我们不住在一个村，而是住在七八公里外一个叫周家的小村庄。长大后，我才知道，我的亲爷爷1942年因为一场大病，无钱医治怕拖累我奶奶而上吊自杀，留下我奶奶和她年仅6岁的儿子。不得已，我奶奶只能改嫁到周家，和戈爷爷重组新家庭。
戈爷爷和奶奶一直非常慈祥、能干。尤其是戈爷爷能在深夜的田间地头模仿石鸡、甲鱼的声音，一会儿功夫就能抓到半篓石鸡、甲鱼，但他始终将他的此等工夫深藏，只在来客时才去弄点鱼鳖招待客人，从来不依仗这种功夫卖钱生财。
每年正月，爷爷奶奶看到我们来拜年，都特别高兴，除了笑呵呵地拿出糖果招待我们外，也会拿出一些古色古香的铜钱给我们压岁。有一次，因为给我们兄弟的铜钱多了一些，戈爷爷的亲孙子哭着和我吵了一架。结果戈爷爷狠狠地批评了亲孙子，对我们兄弟好生安抚劝慰。
有一年春节后，母亲哭着带我来到周家，发现戈爷爷已经躺在家中的门板上不省人事，两只眼睛睁得很大，我母亲边哭边把他眼睛合上。我们听了奶奶等人的哭诉，才知道戈爷爷和村里的后生一起去山中追赶毁环庄稼的野猪，爷爷因为身手最敏捷枪法也最好，始终冲在最前面，结果突然蹿出一只猛虎，戈爷爷立即开铳射击，老虎受了伤，他本人也被猛虎扑倒。我爷爷被同伴抬回家后，很快就断了气。
家人给爷爷最后穿衣时的情景令我终生难忘。他让我知道，在自己生活的村庄外还有不一样的山村、不一样的人物，他打开了我童年的眼界，让我感受到长辈的真心关爱，而且他的死让我知道，生离死别对于亲人而言，是一种什么样的悲痛。
生与死，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必须经历的考验与大关。
过年与过关
大学毕业后，我开始在地方法院工作，后来又调到最高人民法院。来我家拜年的人逐渐多了起来。由于村中老屋已经住不下我们拖家带口的五兄弟，哥哥在教书的同时，承包了一片山地，并在我们几个弟弟的帮助下，建了一栋三层小楼，因此工作后我们兄弟从四面八方回乡过年时，全家老小就都住在哥哥的农家小楼过年。可是，慢慢的，就有遇到诉讼或将要起诉的亲邻便会通过父母来请我帮忙。这些乡亲都不敢直接要求我帮忙。于是，我从手机里拿出早拍好的“五个严禁”“三个规定”等文件照片给我父母看，说：“爸爸妈妈你们看，这是中央的规定，这是我们单位的规定，如果我要是出面帮他们的忙，和法院的新老同事打招呼，我的饭碗就没有了，到时还得回村种田。”父母认真看了我拍的照片内容，见我态度坚决，只好做那些亲友的工作。有一次，母亲还特别小声地说：“某某趁我不注意把东西放在老屋厨房，我一看香菇袋下还压着几万元呢。”我对母亲说：“请您赶紧给送回去。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收任何人的东西，更不能收人一分钱。否则，儿子就得去坐牢。”母亲严肃地点了点头。
因为我的坚决态度和一贯做法，春节来我家拜年的人慢慢少了。我也不必一回老家就躲在二楼房间看书，也不必请父母兄弟告诉前来请求帮助的亲邻：“他不在家，出去了。”
过年，对我们现在来说，除了可以看一看年迈的父母，可以解一解思乡之情，我们更要过一个人情年、廉洁年，不过好这个关，年也就没法过好了。
愿我们的年，都过得越来越好。
(作者单位：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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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年与过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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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2-03-13 ） 稿件来源： 法治日报法治文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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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年味很浓很浓。未到年关，我们就盼着盼着。盼着一年到头难得的美味，盼着父母给我们买的新衣服，盼着到爷爷奶奶家去拜年，看不一样的风景，收获不一样的礼物。而今，过年除了思亲，就是要过一道道坎、一个个关。
过年与喝酒
小时候，快过年时，父母开始在家用大锅木甑蒸满雪白的糯米，然后放入一个巨大的木桶中撒上一些酵母，用棉被盖着发酵，等时机成熟再倒入大锅中煮一通宵，让高温烈火把糯米逐步熬出金黄的糖汁。再用另一口大锅和着细沙不断翻炒黄豆，让一粒粒的黄豆越来越香，然后再将磨成粉末状的豆粉灌入白花花、甜蜜蜜的糯米糖中，我们儿时最爱的甜食就这样诞生了。
到了三十年夜，无论我们兄弟是从哪里回来，总要被父母带着笑意招呼：“快来，用热水洗个脚。”
于是，我们五个兄弟，一个接一个地把自己结实白嫩的小脚，慢慢地放入自家的大木桶中，那温热的水，慢慢地浸润到我们的腿肚子，一种亲切、细腻的温热从脚下慢慢升腾到全身，一种舒适感幸福感随着这温热，传遍每一个毛孔和细胞。
到了晚上，我们全家上桌，父母变戏法似地将一道菜一道菜端上餐桌，而且都是平时我们最爱吃也难得一见的，辣椒炒肉、炒蛋、红烧豆腐、红烧全鸡、红烧全鱼，还有母亲忙碌了半天用葛粉做好的肉圆。
父亲此时一改平时的严厉，笑着招呼我们兄弟吃饭，一边自己开了一瓶白酒或自家酿制的甜米酒，笑眯眯地问我们兄弟：“你们喝点吗？”
到了这时，我哥就不动声色，看了看父亲，又看了看我们四个弟弟，说：“爸爸喝吧。我们不喝。”
而此前，我哥多次私下和我们兄弟约法三章：“我们家穷。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要抽烟、喝酒、打牌。”
哥哥说过后，父亲依然很高兴，有时也会偶尔用筷子沾一点甜米酒给我们尝尝。我一尝，发现味道很甜很好，于是嘴上说过“不喝”后，终于在一个春节，趁着家里无人之时，从糯米酒缸里拿碗舀了一点，尝过后忍不住喝了一口又一口，最后晕晕乎乎地爬到床上睡觉。后来，父亲发现也没有说什么，于是开春后我们一如既往地去砍柴、去上学。搞得我自以为有一定酒量，直到下派到王桥乡与当地干部吃饭喝酒过后大病一场，才发现自己其实没有一点酒量，一喝必伤身，至此才绝了喝酒的念头。
由此知道，喝酒这一关，我过不了。
从此我做到，无论何人劝酒，坚决不喝。
拜年与红包
吃过年夜饭，无论家里多艰难，父母都会给我们一人一个小红包。红包包的钱不多，开始不过一角两角，圆圆的、亮亮的硬币，让我们对钱有了概念。但我们兄弟都知道生计艰难，对这些钱，并不乱花，只是等到开学后，没有钱买作业本了，便用这点压岁钱去买学习用品，直到用完了，才开口向父母要钱。
拿过压岁钱后，我们兄弟和父亲一起到大屋东门去放鞭炮，震耳欲聋的爆竹声过后，我们兄弟会观看父亲和邻居一起用木槌、木棍、石臼你一下我一下地打糍粑。孩子们手里拿着沾着香香的豆粉、甜甜的白糖、热气腾腾的糍粑，东走西串，把整个童年过得天真烂漫。
过了正月初一，父母开始带着我们兄弟去给爷爷奶奶拜年。小时候我不知道，也不会思考：为什么爷爷奶奶会和我们不住在一个村，而是住在七八公里外一个叫周家的小村庄。长大后，我才知道，我的亲爷爷1942年因为一场大病，无钱医治怕拖累我奶奶而上吊自杀，留下我奶奶和她年仅6岁的儿子。不得已，我奶奶只能改嫁到周家，和戈爷爷重组新家庭。
戈爷爷和奶奶一直非常慈祥、能干。尤其是戈爷爷能在深夜的田间地头模仿石鸡、甲鱼的声音，一会儿功夫就能抓到半篓石鸡、甲鱼，但他始终将他的此等工夫深藏，只在来客时才去弄点鱼鳖招待客人，从来不依仗这种功夫卖钱生财。
每年正月，爷爷奶奶看到我们来拜年，都特别高兴，除了笑呵呵地拿出糖果招待我们外，也会拿出一些古色古香的铜钱给我们压岁。有一次，因为给我们兄弟的铜钱多了一些，戈爷爷的亲孙子哭着和我吵了一架。结果戈爷爷狠狠地批评了亲孙子，对我们兄弟好生安抚劝慰。
有一年春节后，母亲哭着带我来到周家，发现戈爷爷已经躺在家中的门板上不省人事，两只眼睛睁得很大，我母亲边哭边把他眼睛合上。我们听了奶奶等人的哭诉，才知道戈爷爷和村里的后生一起去山中追赶毁环庄稼的野猪，爷爷因为身手最敏捷枪法也最好，始终冲在最前面，结果突然蹿出一只猛虎，戈爷爷立即开铳射击，老虎受了伤，他本人也被猛虎扑倒。我爷爷被同伴抬回家后，很快就断了气。
家人给爷爷最后穿衣时的情景令我终生难忘。他让我知道，在自己生活的村庄外还有不一样的山村、不一样的人物，他打开了我童年的眼界，让我感受到长辈的真心关爱，而且他的死让我知道，生离死别对于亲人而言，是一种什么样的悲痛。
生与死，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必须经历的考验与大关。
过年与过关
大学毕业后，我开始在地方法院工作，后来又调到最高人民法院。来我家拜年的人逐渐多了起来。由于村中老屋已经住不下我们拖家带口的五兄弟，哥哥在教书的同时，承包了一片山地，并在我们几个弟弟的帮助下，建了一栋三层小楼，因此工作后我们兄弟从四面八方回乡过年时，全家老小就都住在哥哥的农家小楼过年。可是，慢慢的，就有遇到诉讼或将要起诉的亲邻便会通过父母来请我帮忙。这些乡亲都不敢直接要求我帮忙。于是，我从手机里拿出早拍好的“五个严禁”“三个规定”等文件照片给我父母看，说：“爸爸妈妈你们看，这是中央的规定，这是我们单位的规定，如果我要是出面帮他们的忙，和法院的新老同事打招呼，我的饭碗就没有了，到时还得回村种田。”父母认真看了我拍的照片内容，见我态度坚决，只好做那些亲友的工作。有一次，母亲还特别小声地说：“某某趁我不注意把东西放在老屋厨房，我一看香菇袋下还压着几万元呢。”我对母亲说：“请您赶紧给送回去。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收任何人的东西，更不能收人一分钱。否则，儿子就得去坐牢。”母亲严肃地点了点头。
因为我的坚决态度和一贯做法，春节来我家拜年的人慢慢少了。我也不必一回老家就躲在二楼房间看书，也不必请父母兄弟告诉前来请求帮助的亲邻：“他不在家，出去了。”
过年，对我们现在来说，除了可以看一看年迈的父母，可以解一解思乡之情，我们更要过一个人情年、廉洁年，不过好这个关，年也就没法过好了。
愿我们的年，都过得越来越好。
(作者单位：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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