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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视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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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朱宁宁
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必由之路。 2014年10月23日,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建立基层立法联系点制度。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工作部署安排,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积极开展工作,基层立法联系点应运而生并得到蓬勃发展。截至2021年7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基层立法联系点实现了从无到有,数量上从最初4个增加到22个,涉及21个省(区、市),覆盖全国2/3省份,辐射带动31个省级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联系点发展到427个,设区的市(自治州)的立法联系点发展到4350个。 立法的根基在人民,力量在人民。民意是高质量立法的源头活水。通过基层立法联系点,立法活动走进群众中间,人民参与立法有了便捷的直通渠道。来自最基层的一条条“原汁原味”“土言土语”的意见建议,被反馈给国家立法机关作研究吸纳的参考,每一部法律都闪耀着人民智慧的光辉。 统筹布局确保联系点有特色 时间拨回到2015年。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全国人大常委会在2015年工作要点和立法工作计划中对创建基层立法联系点作出安排。7月,上海市虹桥街道办事处、甘肃省临洮县人大常委会、江西省景德镇市人大常委会、湖北省襄阳市人大常委会4个地方和单位,成为首批基层立法联系点试点单位。自此,一种全新的、立足基层人民群众直接参与国家立法的民主立法形式应运而生。 2020年7月,又增设江苏省昆山市、浙江省义乌市、广东省江门市江海区、广西壮族自治区三江侗族自治县的人大常委会以及河北省正定县正定镇“人大代表之家”5个基层立法联系点,增设中国政法大学为立法联系点。2021年7月,增设北京市朝阳区、重庆市沙坪坝区、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安徽省合肥市、河南省驻马店市、湖南省长沙市、四川省雅安市、贵州省毕节市、陕西省汉中市人大常委会、天津市和平区小白楼街道办事处、福建省上杭县才溪镇人大主席团、海南省三亚市崖州湾科技城12个地方和单位为基层立法联系点。 据了解,22个基层立法联系点(立法联系点),有12种联系点形式。这些基层立法联系点的形式各具特色、各有优势,形成了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抓总,各层次、多元化的联系网络。 “通过这个网络可以把城市和乡村的情况、实际情况和经验做法汇集起来,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办公室主任孙镇平说。 我国国土面积大,东中西部发展不平衡。应该把国字号立法“直通车”开在哪里?法工委又是如何选取基层立法联系点呢? “在逐步扩大基层立法联系点时,我们充分考虑各点区位特点确保‘有特色’,以兼顾不同方面群众的诉求。”孙镇平举例说,比如,在上海虹桥街道设点主要考虑上海是个国际大都市和外商投资企业云集;在昆山设点,主要是考虑了台商和台资企业比较集中;在义乌设点,主要是考虑了外国小商品经营者比较聚集;在江门市江海区设点,主要是考虑了毗邻粤港澳大湾区和地处中国最大的侨乡;在三江设点,主要是考虑了侗族、苗族等少数民族众多和民族区域自治特点;在毕节、临洮等设点,主要是考虑了乡村振兴工作的特殊区情等等。 深耕基层畅通民意表达渠道 基层立法联系点建立以来,为基层群众行使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决策权提供机会,共商共建共享共治搭建平台。 同时,各个基层立法联系点丰富联系形式,注重深耕基层,畅通民意反映表达渠道,逐步扩大信息来源广度深度,把国家立法所需要了解的情况和信息如“涓流入海”般地汇集起来。 作为一种民主机制,基层立法联系点不同于其他民主立法形式的独特之处和显著特点,就是国家立法“直通车”的功能。即国家立法机关在法律草案的立项、起草、调研、审议、评估、宣传、实施等立法全过程、各环节,通过基层立法联系点接地气地听取基层群众的意见建议,有益的建议将在法律中得到体现。 “这套工作机理,打通了国家最高立法机关直接联系基层人民群众的渠道,实现了两者之间在国家立法全过程中的民主参与、民主表达、民主决策‘声气相通’,人民群众有什么要说的话,都可以直抒胸臆,都可以直达国家最高立法机关并得到尊重和重视。”孙镇平说。 目前,今年新增的基层立法联系点正在组建本地方的立法信息员(立法联络员)队伍和立法联系单位群体,2020年之前的10个立法联系点已有立法信息员(立法联络员)3659人、立法联系单位1981个,联系群众几十万人,覆盖区域人口上千万人,极大丰富和拓展了了解民意的“神经网络”,使征求意见建议的采集触角延伸到基层社会治理的末梢。 截至2021年10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基层立法联系点先后就126部法律草案、年度立法计划等征求基层群众意见建议7800余条,2200余条意见建议被不同程度采纳吸收,其中1300余条真知灼见被直接反映在法律条文之中。 丰富形式推进民众参与立法 国家立法“直通车”直接通达的是人民群众对法律草案的意见建议,本质上通达的是民情、民意、民智和民心,基层立法联系点工作实现了党和人民群众的心连心。 目前,各个基层立法联系点工作方兴未艾,各联系点不断探索创新,结合本地实际创造性形成了自己的工作方法。 昆山联系点构建了“六有”工作格局和“1+2+3”工作网络,形成了“九步工作法”,开通“立法民意征集点智慧平台”,运用“吃讲茶”“讲讲张”活动(昆山民间交流形式)等形式,广泛征集基层群众意见。 临洮联系点依托“人大代表之家(工作室)”、立法联络点和信息采集点平台,充分发挥“彩虹桥”“直通车”作用,探索创立接地气、可触摸的基层立法联系点工作“临洮模式”。 景德镇联系点建立三级工作平台,采取点面结合、定向随机结合、专家民众结合“三个结合”方式,提高工作实效性。 襄阳联系点设立“联系点的联系点”,探索形成“书面+当面”“自办+他办”工作模式,形成“五个必须”工作法。 江门市江海区联系点充分发挥区人大侨务代表专业小组、政协港澳委员、侨眷委员和区侨联、香港澳门江门同乡会的作用,借助“侨梦苑”的平台作用,着力增强立法联系点的“侨”味。 与此同时,基层立法联系点着力将联系点打造成服务立法、推进守法、促进社会治理的“建言站、直通车、助推器、宣传台”,着力将全过程人民民主融入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的全过程各方面,着力将基层立法联系点打造成实践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有效平台。 比如,义乌市人大常委会充分拓展基层立法联系点功能,积极参与反食品浪费立法工作,立法前紧扣“立法调研”环节,立法中紧扣“立法征询”环节,立法后紧扣“普法执法”环节,积极拓展立法联系点服务基层社会治理功能,从“立法中”向“立法前”“立法后”两端延伸,达到“知法、懂法、守法、用法”全社会全过程参与的法治效果。 一个个故事,一个个案例,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了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相统一,是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社会主义民主。 一部部法律,一条条建议,各层级基层立法联系点拓展数量、丰富联系形式,极大地推动了基层人民群众参与国家立法的深度和广度,极大地丰富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和内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焕发出勃勃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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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有效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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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深化拓展基层立法联系点工作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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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1-02 ) 稿件来源: 法治日报人大视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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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昆山市人大常委会调研组来到周庄镇“人大代表之家”立法信息联络站,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吃讲茶”聊天方式,与社区立法信息员和群众代表面对面交流。
朱雄杰 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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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朱宁宁
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必由之路。 2014年10月23日,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建立基层立法联系点制度。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工作部署安排,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积极开展工作,基层立法联系点应运而生并得到蓬勃发展。截至2021年7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基层立法联系点实现了从无到有,数量上从最初4个增加到22个,涉及21个省(区、市),覆盖全国2/3省份,辐射带动31个省级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联系点发展到427个,设区的市(自治州)的立法联系点发展到4350个。 立法的根基在人民,力量在人民。民意是高质量立法的源头活水。通过基层立法联系点,立法活动走进群众中间,人民参与立法有了便捷的直通渠道。来自最基层的一条条“原汁原味”“土言土语”的意见建议,被反馈给国家立法机关作研究吸纳的参考,每一部法律都闪耀着人民智慧的光辉。 统筹布局确保联系点有特色 时间拨回到2015年。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全国人大常委会在2015年工作要点和立法工作计划中对创建基层立法联系点作出安排。7月,上海市虹桥街道办事处、甘肃省临洮县人大常委会、江西省景德镇市人大常委会、湖北省襄阳市人大常委会4个地方和单位,成为首批基层立法联系点试点单位。自此,一种全新的、立足基层人民群众直接参与国家立法的民主立法形式应运而生。 2020年7月,又增设江苏省昆山市、浙江省义乌市、广东省江门市江海区、广西壮族自治区三江侗族自治县的人大常委会以及河北省正定县正定镇“人大代表之家”5个基层立法联系点,增设中国政法大学为立法联系点。2021年7月,增设北京市朝阳区、重庆市沙坪坝区、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安徽省合肥市、河南省驻马店市、湖南省长沙市、四川省雅安市、贵州省毕节市、陕西省汉中市人大常委会、天津市和平区小白楼街道办事处、福建省上杭县才溪镇人大主席团、海南省三亚市崖州湾科技城12个地方和单位为基层立法联系点。 据了解,22个基层立法联系点(立法联系点),有12种联系点形式。这些基层立法联系点的形式各具特色、各有优势,形成了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抓总,各层次、多元化的联系网络。 “通过这个网络可以把城市和乡村的情况、实际情况和经验做法汇集起来,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办公室主任孙镇平说。 我国国土面积大,东中西部发展不平衡。应该把国字号立法“直通车”开在哪里?法工委又是如何选取基层立法联系点呢? “在逐步扩大基层立法联系点时,我们充分考虑各点区位特点确保‘有特色’,以兼顾不同方面群众的诉求。”孙镇平举例说,比如,在上海虹桥街道设点主要考虑上海是个国际大都市和外商投资企业云集;在昆山设点,主要是考虑了台商和台资企业比较集中;在义乌设点,主要是考虑了外国小商品经营者比较聚集;在江门市江海区设点,主要是考虑了毗邻粤港澳大湾区和地处中国最大的侨乡;在三江设点,主要是考虑了侗族、苗族等少数民族众多和民族区域自治特点;在毕节、临洮等设点,主要是考虑了乡村振兴工作的特殊区情等等。 深耕基层畅通民意表达渠道 基层立法联系点建立以来,为基层群众行使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决策权提供机会,共商共建共享共治搭建平台。 同时,各个基层立法联系点丰富联系形式,注重深耕基层,畅通民意反映表达渠道,逐步扩大信息来源广度深度,把国家立法所需要了解的情况和信息如“涓流入海”般地汇集起来。 作为一种民主机制,基层立法联系点不同于其他民主立法形式的独特之处和显著特点,就是国家立法“直通车”的功能。即国家立法机关在法律草案的立项、起草、调研、审议、评估、宣传、实施等立法全过程、各环节,通过基层立法联系点接地气地听取基层群众的意见建议,有益的建议将在法律中得到体现。 “这套工作机理,打通了国家最高立法机关直接联系基层人民群众的渠道,实现了两者之间在国家立法全过程中的民主参与、民主表达、民主决策‘声气相通’,人民群众有什么要说的话,都可以直抒胸臆,都可以直达国家最高立法机关并得到尊重和重视。”孙镇平说。 目前,今年新增的基层立法联系点正在组建本地方的立法信息员(立法联络员)队伍和立法联系单位群体,2020年之前的10个立法联系点已有立法信息员(立法联络员)3659人、立法联系单位1981个,联系群众几十万人,覆盖区域人口上千万人,极大丰富和拓展了了解民意的“神经网络”,使征求意见建议的采集触角延伸到基层社会治理的末梢。 截至2021年10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基层立法联系点先后就126部法律草案、年度立法计划等征求基层群众意见建议7800余条,2200余条意见建议被不同程度采纳吸收,其中1300余条真知灼见被直接反映在法律条文之中。 丰富形式推进民众参与立法 国家立法“直通车”直接通达的是人民群众对法律草案的意见建议,本质上通达的是民情、民意、民智和民心,基层立法联系点工作实现了党和人民群众的心连心。 目前,各个基层立法联系点工作方兴未艾,各联系点不断探索创新,结合本地实际创造性形成了自己的工作方法。 昆山联系点构建了“六有”工作格局和“1+2+3”工作网络,形成了“九步工作法”,开通“立法民意征集点智慧平台”,运用“吃讲茶”“讲讲张”活动(昆山民间交流形式)等形式,广泛征集基层群众意见。 临洮联系点依托“人大代表之家(工作室)”、立法联络点和信息采集点平台,充分发挥“彩虹桥”“直通车”作用,探索创立接地气、可触摸的基层立法联系点工作“临洮模式”。 景德镇联系点建立三级工作平台,采取点面结合、定向随机结合、专家民众结合“三个结合”方式,提高工作实效性。 襄阳联系点设立“联系点的联系点”,探索形成“书面+当面”“自办+他办”工作模式,形成“五个必须”工作法。 江门市江海区联系点充分发挥区人大侨务代表专业小组、政协港澳委员、侨眷委员和区侨联、香港澳门江门同乡会的作用,借助“侨梦苑”的平台作用,着力增强立法联系点的“侨”味。 与此同时,基层立法联系点着力将联系点打造成服务立法、推进守法、促进社会治理的“建言站、直通车、助推器、宣传台”,着力将全过程人民民主融入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的全过程各方面,着力将基层立法联系点打造成实践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有效平台。 比如,义乌市人大常委会充分拓展基层立法联系点功能,积极参与反食品浪费立法工作,立法前紧扣“立法调研”环节,立法中紧扣“立法征询”环节,立法后紧扣“普法执法”环节,积极拓展立法联系点服务基层社会治理功能,从“立法中”向“立法前”“立法后”两端延伸,达到“知法、懂法、守法、用法”全社会全过程参与的法治效果。 一个个故事,一个个案例,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了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相统一,是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社会主义民主。 一部部法律,一条条建议,各层级基层立法联系点拓展数量、丰富联系形式,极大地推动了基层人民群众参与国家立法的深度和广度,极大地丰富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和内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焕发出勃勃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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