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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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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所大学，她临靠京城的小月河边。不知是小月河因她出名，还是她因有小月河而为外界所知——这就是我的母校，中国政法大学，1983年之前名为北京政法学院。
我从考入这所学校起，就没有离开过她。也可以说我生命中的主体部分已经在小月河边的校园中平静度过。法大，无论其物象还是精神，均深深地镌刻在我的生命中，成为生命过程的组成部分。我见证了她的风雨历程，并作为其整体的一部分随同其一起感受四季的更替和环境的变迁。
这所学校创办于1952年，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的法学、政治学、社会学学科合并而成。当时学校云集了国内一批知名的法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的学者，如钱端升、吴恩裕、楼邦彦、费青、严景耀、雷洁琼、杜汝楫、曾炳钧、汪暄、朱奇武等。
1979年10月19日，当我怀揣着“大学录取通知书”随同其他403位同学一起来到学校时，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惊：这所传说中“小巧玲珑的校园”在1970年停办后的几年内已经面目全非——垂柳依依的“小滇池”，风声沙沙的“苹果林”，青春流动的“林间幽径”……一切都在眼前消逝，成了叙事者和听叙事者们偶尔提及的伤痛。我们作为学院复办后的第一批学生，所到之处看到的是破碎的瓦砾，坑洼不平的道路和路旁疯长的荒草。
当时学校被北京市的几个“文化单位”所占用：北京市歌舞团占用2号楼、5号楼和校礼堂，北京市曲艺团占用6号楼，北京市戏曲学校挤占3号楼、联合楼，174中学在4号楼和教学楼办学。我们这些“北政一期”的学生每天只得在被“腾退的”1号楼、饭厅和教学楼部分楼层之逼仄的空间内游走，耳边充斥着戏校学生的“唱念做打”、歌舞团演员的“引吭高歌”以及曲艺团演员的“京腔京韵”……“北京的声音”在学院路41号的这个狭小的院落里此起彼伏，交相轰鸣，将“神圣的法学”气息消解殆尽。当时，即使像江平教授那样洪亮的声音，也被淹没在嘈杂的锣鼓声中，其阵势真可谓鼓响如雷、其人声咽。
或许正是因为这并非清静的声音在四年中一直不曾停歇，我们这些“北政一期”的学生注定不会像曾经在“未名湖畔”“水木清华”“珞珈山麓”甚或“歌乐山下”念书的学子那样对“清静”有来自心底的体认。在大学的生活中，学生们记忆犹新的不是读书和思考的快乐，而是激越的与戏校、歌舞团和曲艺团的锣鼓响动一起构成“狂欢”的场景：黑夜篝火旁的“舞蹈”，运动场上的激动的呐喊，中国女排战胜日本获得世界冠军后彻夜的敲击洗脸盆的兴奋……躁动的心绪，像当时整个社会的情绪一样，在这一代学子心中弥漫，他们毕业之后大多选择了“火热的生活”，当20年后这些同学再相聚于“学院路41号”时，他们已经成为知名的律师、法官和检察官，但选择大学教师职业并坚守到底的却为数不多。
（文章摘自舒国滢《在法律的边缘》，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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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月河边有一所大学叫政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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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1-08-24 ） 稿件来源： 法治日报法治文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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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所大学，她临靠京城的小月河边。不知是小月河因她出名，还是她因有小月河而为外界所知——这就是我的母校，中国政法大学，1983年之前名为北京政法学院。
我从考入这所学校起，就没有离开过她。也可以说我生命中的主体部分已经在小月河边的校园中平静度过。法大，无论其物象还是精神，均深深地镌刻在我的生命中，成为生命过程的组成部分。我见证了她的风雨历程，并作为其整体的一部分随同其一起感受四季的更替和环境的变迁。
这所学校创办于1952年，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的法学、政治学、社会学学科合并而成。当时学校云集了国内一批知名的法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的学者，如钱端升、吴恩裕、楼邦彦、费青、严景耀、雷洁琼、杜汝楫、曾炳钧、汪暄、朱奇武等。
1979年10月19日，当我怀揣着“大学录取通知书”随同其他403位同学一起来到学校时，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惊：这所传说中“小巧玲珑的校园”在1970年停办后的几年内已经面目全非——垂柳依依的“小滇池”，风声沙沙的“苹果林”，青春流动的“林间幽径”……一切都在眼前消逝，成了叙事者和听叙事者们偶尔提及的伤痛。我们作为学院复办后的第一批学生，所到之处看到的是破碎的瓦砾，坑洼不平的道路和路旁疯长的荒草。
当时学校被北京市的几个“文化单位”所占用：北京市歌舞团占用2号楼、5号楼和校礼堂，北京市曲艺团占用6号楼，北京市戏曲学校挤占3号楼、联合楼，174中学在4号楼和教学楼办学。我们这些“北政一期”的学生每天只得在被“腾退的”1号楼、饭厅和教学楼部分楼层之逼仄的空间内游走，耳边充斥着戏校学生的“唱念做打”、歌舞团演员的“引吭高歌”以及曲艺团演员的“京腔京韵”……“北京的声音”在学院路41号的这个狭小的院落里此起彼伏，交相轰鸣，将“神圣的法学”气息消解殆尽。当时，即使像江平教授那样洪亮的声音，也被淹没在嘈杂的锣鼓声中，其阵势真可谓鼓响如雷、其人声咽。
或许正是因为这并非清静的声音在四年中一直不曾停歇，我们这些“北政一期”的学生注定不会像曾经在“未名湖畔”“水木清华”“珞珈山麓”甚或“歌乐山下”念书的学子那样对“清静”有来自心底的体认。在大学的生活中，学生们记忆犹新的不是读书和思考的快乐，而是激越的与戏校、歌舞团和曲艺团的锣鼓响动一起构成“狂欢”的场景：黑夜篝火旁的“舞蹈”，运动场上的激动的呐喊，中国女排战胜日本获得世界冠军后彻夜的敲击洗脸盆的兴奋……躁动的心绪，像当时整个社会的情绪一样，在这一代学子心中弥漫，他们毕业之后大多选择了“火热的生活”，当20年后这些同学再相聚于“学院路41号”时，他们已经成为知名的律师、法官和检察官，但选择大学教师职业并坚守到底的却为数不多。
（文章摘自舒国滢《在法律的边缘》，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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