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治文化
|
|
可以想见，当一个民族抛弃了法学理论家们的思考和智识工作，其理性的法律文化的实际力量会显得多么薄弱，而其非理性的制度力量又会多么无序地强化，以至于造成主张革命的政治家们亦始料不及的损失。既然如此，人们也许会问：这种历史的“断裂”是否有必要？这种“断裂”是否可以避免？其实，上述提问者大都是历史的“事后诸葛亮”，他们往往在历史已经过去很久之后才会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身处历史之中的人则未必对正在流经的“当下历史”有一个清醒的、理性的判断。
黑格尔说，自古以来还未曾有人能大致认识其本身的文化或时代。如果说人最难认识的是他自己，那么一个时代最难做到的是发现这个时代的问题，深刻认识其自身的本质。应该承认，在新中国建立人民法制的过程中，无论政治家还是学者都遮蔽在“即时政治”的夜幕之下，看不太清楚历史的本真面目，只好依靠战争年代的政治经验、策略和革命的惯性力量来推动历史按照自己主观划定的方向发展。如果真正要反思，依靠“革命的全能意志”来整体改变历史的改制方案确实是值得谨慎对待的。因为这样一种努力要么成功、要么失败，这两种结果都会造成历史之渐进发展链条的断裂。即使成功了，判断成功的标准有时也难以确立。而假如失败了，其所造成的损失则难以估量，可能要让几个世代的人遭受苦难。
从“长时段的历史观”角度看，对一些历史事件需要通过更长时间的社会变迁才能揭示其意义和影响。但就法理学学术传统“断裂”这一点而言，我们其实不需要太复杂的历史判断，其负面的影响和代价已经显现在我们的制度建构之中，显现在当下的法律实践和法学研究的过程之中。如果说在法理学的发展中还有什么“卡夫丁峡谷”的话，那么我们当下面临的使命就是要跨越这样一个峡谷。然而，完成这样一个跨越的使命是极其困难的，我们可能还没有足够的知识储备和心理准备。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法学者们所要做的可能是根治由学术传统“断裂”留下的后遗症（如思想委顿、学术失范、理性论辩障碍等）。
（文章摘自舒国滢《在法律的边缘》，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
（《在历史丛林里穿行的中国法理学（二）》详见于《法治日报》2021年8月10日9版）
|
|
|
| 在历史丛林里穿行的中国法理学（三）
|
|
|
|
|
|
| （ 2021-08-17 ） 稿件来源： 法治日报法治文化 |
|
|
可以想见，当一个民族抛弃了法学理论家们的思考和智识工作，其理性的法律文化的实际力量会显得多么薄弱，而其非理性的制度力量又会多么无序地强化，以至于造成主张革命的政治家们亦始料不及的损失。既然如此，人们也许会问：这种历史的“断裂”是否有必要？这种“断裂”是否可以避免？其实，上述提问者大都是历史的“事后诸葛亮”，他们往往在历史已经过去很久之后才会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身处历史之中的人则未必对正在流经的“当下历史”有一个清醒的、理性的判断。
黑格尔说，自古以来还未曾有人能大致认识其本身的文化或时代。如果说人最难认识的是他自己，那么一个时代最难做到的是发现这个时代的问题，深刻认识其自身的本质。应该承认，在新中国建立人民法制的过程中，无论政治家还是学者都遮蔽在“即时政治”的夜幕之下，看不太清楚历史的本真面目，只好依靠战争年代的政治经验、策略和革命的惯性力量来推动历史按照自己主观划定的方向发展。如果真正要反思，依靠“革命的全能意志”来整体改变历史的改制方案确实是值得谨慎对待的。因为这样一种努力要么成功、要么失败，这两种结果都会造成历史之渐进发展链条的断裂。即使成功了，判断成功的标准有时也难以确立。而假如失败了，其所造成的损失则难以估量，可能要让几个世代的人遭受苦难。
从“长时段的历史观”角度看，对一些历史事件需要通过更长时间的社会变迁才能揭示其意义和影响。但就法理学学术传统“断裂”这一点而言，我们其实不需要太复杂的历史判断，其负面的影响和代价已经显现在我们的制度建构之中，显现在当下的法律实践和法学研究的过程之中。如果说在法理学的发展中还有什么“卡夫丁峡谷”的话，那么我们当下面临的使命就是要跨越这样一个峡谷。然而，完成这样一个跨越的使命是极其困难的，我们可能还没有足够的知识储备和心理准备。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法学者们所要做的可能是根治由学术传统“断裂”留下的后遗症（如思想委顿、学术失范、理性论辩障碍等）。
（文章摘自舒国滢《在法律的边缘》，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
（《在历史丛林里穿行的中国法理学（二）》详见于《法治日报》2021年8月10日9版）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