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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中国·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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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邢东伟 翟小功 文/图
“现在，村里哪家建房越界、哪家污水横流、哪家园地被侵占，大家都习惯先找我们来解决，群众信任我们，把我们当作自家人……”谈起自己的工作，郑何英自豪地说。
随着海南省近年来持续不断推动人民调解专业化、职业化，加快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身为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新村法庭专职人民调解员的郑何英，秉承“发动和依靠群众，就地化解矛盾”的理念，每天奔走在田间地头、街头巷尾，通过疏导说服来定分止争，把矛盾纠纷苗头消灭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
郑何英从小在陵水县新村镇海鹰村长大，村里的老老少少他都熟悉。2013年，老党员郑何英正式受聘成为陵水县法院新村法庭的专职人民调解员。
在当地，郑何英德高望重、群众基础较好，不仅具备组织协调能力和化解矛盾纠纷能力，还愿意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用于调解。在调解过程中，郑何英总是非常耐心聆听当事人的诉说。除了准确运用法律法规，郑何英更注重以情感人、以理服人，讲亲情、讲友情、讲乡情。
“大伙儿都认我这张老脸，大事小事都来找我，也能听进去我的意见，所以我经手的案件基本上都能顺利调解。”郑何英如是说。
为积极响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一站式多元解纷机制的要求，陵水县法院在打造“枫桥司法e精灵”的基础上，在新村人民法庭成立了以调解专员郑何英命名的“郑何英调解工作室”。通过打造个人品牌工作室，拉近了人民群众与派出法庭的距离，增加了多元化解纠纷的可借鉴性样本。
2016年至今，郑何英参与调解案件约1800余件，双方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的案件1200多件，申请撤诉680多件。此外，他还参与案件司法确认103件。郑何英与新村法庭审判人员默契配合，实现了人民法庭与调解专员的优势互补。
多年来，郑何英已经记不清自己调解了多少案件，但他记得最清楚的是，有一批农民工欠薪纠纷系列案仅用了两天时间就调解结案。
2020年8月，郑何英在日常走访时发现镇上某工程项目工地发生一起农民工薪资纠纷。经详细了解，该工程项目的建设任务由两名包工头承揽，其中一名包工头代领部分工程款后玩“失踪”，致使200余名农民工工资无法及时发放，涉及金额约350万元。
“我一看这事情不小，一些农民工情绪有些激动，正在围堵另一名包工头，弄不好就会引发群体性事件，严重的还会引起上访。”郑何英立即组织农民工代表、包工头和开发商三方到新村法庭进行协商处理。
在新村法庭工作人员及郑何英以情以法以理的调解下，三方当事人当天就达成了调解方案。次日，在新村法庭的主持下，200余名农民工顺利拿到了被拖欠的工资。
“农民工们挣的是血汗钱，遇到工资发不出的情况，情绪容易激动，严重时会产生肢体冲突。”类似的案件，郑何英遇到过许多次，但多数情况都能够通过调解及时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
“这几年来，最大的成就感就是我的工作得到了群众的认可。大家之前有矛盾纠纷不知道该找谁处理，现在他们都知道有专职人民调解员，而且信任、服从我们的调解。”郑何英说，“调解的难度在于，如果双方当事人都在外地，很难约在一起，一旦不接电话，沟通就陷入僵局，只能不停打电话协调，有时要熬夜去调解。”
肖某等11名农民工承建李某、熊某和林某合股的一家酒店大楼及后期安装避雷设备等工程，完工后却被拖欠工钱近139万元，多次向李某等3人讨要工钱均遭搪塞，肖某等人打算拉横幅维权讨薪。
“如果不及时调解，将影响社会和谐稳定。”郑何英在初步了解情况后，当天就赶到李某等人的酒店展开调查，得知李某已退股且人不在海南。根据农民工提供的电话号码，郑何英联系上远在湖北的李某，但李某以开会忙、跟朋友打牌为由推脱。
直到第二天凌晨，李某才愿意与郑何英沟通。次日，郑何英又到酒店找熊某和林某，却得知两人均不在海南，于是他又分别与在黑龙江的熊某和湖北的林某通话，但均遭到“我不知情，也无法支付工钱”等理由推脱。晚上7点，郑何英再次拨打电话。熊某和林某表示“明天，酒店经理代表我们去新村法庭解决”。
“终于拿到钱了！”11名农民工流着喜悦的泪水紧紧握住郑何英的双手。就在两天后，酒店经理代表熊某和林某当场通过转账方式向肖某等11名农民工支付工资136万余元。
近年来，郑何英饱受病痛的折磨，但他仍然心系百姓，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在郑何英看来，调解的过程是帮助老百姓找到情、理、法契合点的过程。作为一名普通党员，郑何英秉着对调解工作一份执着和热爱，甘做基层平安“守护者”，为海南自贸港建设营造稳定社会环境默默贡献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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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何英：
最大成就是得到群众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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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1-07-25 ） 稿件来源： 法治日报平安中国·身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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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为郑何英(中)在调解工作室做笔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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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邢东伟 翟小功 文/图
“现在，村里哪家建房越界、哪家污水横流、哪家园地被侵占，大家都习惯先找我们来解决，群众信任我们，把我们当作自家人……”谈起自己的工作，郑何英自豪地说。
随着海南省近年来持续不断推动人民调解专业化、职业化，加快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身为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新村法庭专职人民调解员的郑何英，秉承“发动和依靠群众，就地化解矛盾”的理念，每天奔走在田间地头、街头巷尾，通过疏导说服来定分止争，把矛盾纠纷苗头消灭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
郑何英从小在陵水县新村镇海鹰村长大，村里的老老少少他都熟悉。2013年，老党员郑何英正式受聘成为陵水县法院新村法庭的专职人民调解员。
在当地，郑何英德高望重、群众基础较好，不仅具备组织协调能力和化解矛盾纠纷能力，还愿意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用于调解。在调解过程中，郑何英总是非常耐心聆听当事人的诉说。除了准确运用法律法规，郑何英更注重以情感人、以理服人，讲亲情、讲友情、讲乡情。
“大伙儿都认我这张老脸，大事小事都来找我，也能听进去我的意见，所以我经手的案件基本上都能顺利调解。”郑何英如是说。
为积极响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一站式多元解纷机制的要求，陵水县法院在打造“枫桥司法e精灵”的基础上，在新村人民法庭成立了以调解专员郑何英命名的“郑何英调解工作室”。通过打造个人品牌工作室，拉近了人民群众与派出法庭的距离，增加了多元化解纠纷的可借鉴性样本。
2016年至今，郑何英参与调解案件约1800余件，双方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的案件1200多件，申请撤诉680多件。此外，他还参与案件司法确认103件。郑何英与新村法庭审判人员默契配合，实现了人民法庭与调解专员的优势互补。
多年来，郑何英已经记不清自己调解了多少案件，但他记得最清楚的是，有一批农民工欠薪纠纷系列案仅用了两天时间就调解结案。
2020年8月，郑何英在日常走访时发现镇上某工程项目工地发生一起农民工薪资纠纷。经详细了解，该工程项目的建设任务由两名包工头承揽，其中一名包工头代领部分工程款后玩“失踪”，致使200余名农民工工资无法及时发放，涉及金额约350万元。
“我一看这事情不小，一些农民工情绪有些激动，正在围堵另一名包工头，弄不好就会引发群体性事件，严重的还会引起上访。”郑何英立即组织农民工代表、包工头和开发商三方到新村法庭进行协商处理。
在新村法庭工作人员及郑何英以情以法以理的调解下，三方当事人当天就达成了调解方案。次日，在新村法庭的主持下，200余名农民工顺利拿到了被拖欠的工资。
“农民工们挣的是血汗钱，遇到工资发不出的情况，情绪容易激动，严重时会产生肢体冲突。”类似的案件，郑何英遇到过许多次，但多数情况都能够通过调解及时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
“这几年来，最大的成就感就是我的工作得到了群众的认可。大家之前有矛盾纠纷不知道该找谁处理，现在他们都知道有专职人民调解员，而且信任、服从我们的调解。”郑何英说，“调解的难度在于，如果双方当事人都在外地，很难约在一起，一旦不接电话，沟通就陷入僵局，只能不停打电话协调，有时要熬夜去调解。”
肖某等11名农民工承建李某、熊某和林某合股的一家酒店大楼及后期安装避雷设备等工程，完工后却被拖欠工钱近139万元，多次向李某等3人讨要工钱均遭搪塞，肖某等人打算拉横幅维权讨薪。
“如果不及时调解，将影响社会和谐稳定。”郑何英在初步了解情况后，当天就赶到李某等人的酒店展开调查，得知李某已退股且人不在海南。根据农民工提供的电话号码，郑何英联系上远在湖北的李某，但李某以开会忙、跟朋友打牌为由推脱。
直到第二天凌晨，李某才愿意与郑何英沟通。次日，郑何英又到酒店找熊某和林某，却得知两人均不在海南，于是他又分别与在黑龙江的熊某和湖北的林某通话，但均遭到“我不知情，也无法支付工钱”等理由推脱。晚上7点，郑何英再次拨打电话。熊某和林某表示“明天，酒店经理代表我们去新村法庭解决”。
“终于拿到钱了！”11名农民工流着喜悦的泪水紧紧握住郑何英的双手。就在两天后，酒店经理代表熊某和林某当场通过转账方式向肖某等11名农民工支付工资136万余元。
近年来，郑何英饱受病痛的折磨，但他仍然心系百姓，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在郑何英看来，调解的过程是帮助老百姓找到情、理、法契合点的过程。作为一名普通党员，郑何英秉着对调解工作一份执着和热爱，甘做基层平安“守护者”，为海南自贸港建设营造稳定社会环境默默贡献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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