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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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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秋红 （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
2021年春夏之交，西南政法大学教授孙长永领衔的学术团队在历经5年、反复打磨之后，推出了百余万字的鸿篇巨著——《中国刑事诉讼法制四十年：回顾、反思与展望》。该书以1979年刑事诉讼法为开端，由17位作者分18个专题进行梳理，全面回顾了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刑事诉讼法制的发展历史，深刻反思了我国刑事诉讼法制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深情展望了我国刑事程序法治建设的未来图景。该书的问世，集中展示了我国刑事诉讼法学领域西南重镇的整体实力。
该书采取专题研究的方式，通过“前言”，对中国刑事诉讼法制四十年的发展状况，包括所取得的成就、存在的不足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作了总体评价，基本上形成了“总分结构”。每个专题大体上按照回顾、反思、展望三项内容逐项展开，在写作思路上基本一致，尽管每个专题在具体展开上有所差异。在写作过程中，描述、分析、评论、建议相结合，每个专题研究都做得相当全面、系统和扎实。
不仅关注立法状况，而且关注法律实施，是该书的一大特色。过去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问题的研究，局限在较短的时间跨度内，大多数成果都只是对1996年或者2012年刑事诉讼法实施一段时间内有关问题的研究。由于调研的时间较短，难以对刑事诉讼法制的变化和实施情况进行深入的观察和分析。相比较而言，该书对于刑事诉讼法实施问题的研究，具有跟踪性和连续性。课题组吸收和借鉴已有的研究成果，并依据课题组所作的调研以及大量的公开数据和典型案例，针对实施中的成绩和问题，作了深入的观察和分析，突出体现了研究的实证性和反思性。
在法制史研究方面，该书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范式，与此同时，带来了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
一是制度史研究与学术史研究之间的关系。从以往的研究看，制度史研究与学术史研究存在相对的区分：制度史研究主要聚焦于制度发展，学术史研究主要研究学界对一些问题的讨论；制度史研究强调研究的客观性、中立性；学术史研究重在对学术发展脉络进行梳理和点评。该书不仅研究法律制度的历史发展，而且研究法律制度的实施状况，此外还分析了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对策建议，这样就将制度史研究与学术史研究结合在一起。该书主要定位于制度史研究，但所采取的写作方式又将学术史研究部分带入，这种将制度史研究与学术史研究相融合的写作方式，对于历史研究而言，是一种有益的尝试。
二是历史研究与专题研究之间的关系。该书研究中国刑事诉讼法制四十年发展史，无疑是一种历史研究，但又采取专题研究的形式。从历史研究出发，往往偏重于划分制度发展的历史阶段、总结各阶段的不同特点、分析历史发展的脉络和规律。从专题研究出发，主要采取规范分析、历史分析、实证分析、比较分析等研究方法，依循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研究路径。历史研究强调“写实”，而专题研究不可避免地带有个性色彩，导致研究结论不一定属于“通说”。历史研究与专题研究的内在逻辑存在一定的背离，也可将其视为两者之间的一种张力。该书将历史研究与专题研究相结合，以历史分析为主线，兼采实证分析和比较分析，将“我发现”与“我认为”有机结合，创立了一种新的研究范式。
三是研究的选择性与全面性之间的关系。该书以1979年刑事诉讼法的内容为基本框架，在专题选择上突出重点，包括管辖、辩护、陪审、被害人权益保护、取保候审、拘留、逮捕、非法证据排除、证明标准、侦查讯问、搜查扣押、技术侦查、一审、二审、死刑复核、再审、特别程序等18个专题，但并不全面，比如，没有对回避、附带民事诉讼进行专题研究；强制措施中缺少监视居住；侦查措施中缺少司法鉴定；主要程序中缺少审查起诉、执行。此外，该书主要研究刑事诉讼制度和程序，没有对指导思想、任务、基本原则等进行专题讨论。在法制史研究中，如何处理好研究的选择性与全面性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在一次交流中，孙长永教授表示，部分专题他并非疏忽，而是有意为之，主要是研究的时机尚不成熟，但公诉和执行确实应当纳入。
孙长永教授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界的著名学者，在长期的治学生涯中，他始终秉持学者应有的批判精神，敢于坦率地指出现行制度和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奠定了他研究中国刑事诉讼法制史时的反思性基调。孙长永教授精通两门外语，学术视野开阔，使得他能够在中西“对着讲”中，借助对话的“反作用力”，寻求一种更加自由和开放的递进性思维，从而提出富有洞见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在这部沉甸甸的著作中，“正当程序”是贯穿始终的一条主线。
在中国，刑事程序理想已经发生、发展。从刑事程序正义起步，落实实体正义，进而实现国家刑事法治，逐步成为一种现实。这正是包括孙长永教授在内的刑事诉讼法学者著书立说的意义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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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心写鸿篇赤忱作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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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孙长永教授主编的《中国刑事诉讼法制四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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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1-07-06 ） 稿件来源： 法治日报法治文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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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秋红 （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
2021年春夏之交，西南政法大学教授孙长永领衔的学术团队在历经5年、反复打磨之后，推出了百余万字的鸿篇巨著——《中国刑事诉讼法制四十年：回顾、反思与展望》。该书以1979年刑事诉讼法为开端，由17位作者分18个专题进行梳理，全面回顾了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刑事诉讼法制的发展历史，深刻反思了我国刑事诉讼法制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深情展望了我国刑事程序法治建设的未来图景。该书的问世，集中展示了我国刑事诉讼法学领域西南重镇的整体实力。
该书采取专题研究的方式，通过“前言”，对中国刑事诉讼法制四十年的发展状况，包括所取得的成就、存在的不足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作了总体评价，基本上形成了“总分结构”。每个专题大体上按照回顾、反思、展望三项内容逐项展开，在写作思路上基本一致，尽管每个专题在具体展开上有所差异。在写作过程中，描述、分析、评论、建议相结合，每个专题研究都做得相当全面、系统和扎实。
不仅关注立法状况，而且关注法律实施，是该书的一大特色。过去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问题的研究，局限在较短的时间跨度内，大多数成果都只是对1996年或者2012年刑事诉讼法实施一段时间内有关问题的研究。由于调研的时间较短，难以对刑事诉讼法制的变化和实施情况进行深入的观察和分析。相比较而言，该书对于刑事诉讼法实施问题的研究，具有跟踪性和连续性。课题组吸收和借鉴已有的研究成果，并依据课题组所作的调研以及大量的公开数据和典型案例，针对实施中的成绩和问题，作了深入的观察和分析，突出体现了研究的实证性和反思性。
在法制史研究方面，该书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范式，与此同时，带来了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
一是制度史研究与学术史研究之间的关系。从以往的研究看，制度史研究与学术史研究存在相对的区分：制度史研究主要聚焦于制度发展，学术史研究主要研究学界对一些问题的讨论；制度史研究强调研究的客观性、中立性；学术史研究重在对学术发展脉络进行梳理和点评。该书不仅研究法律制度的历史发展，而且研究法律制度的实施状况，此外还分析了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对策建议，这样就将制度史研究与学术史研究结合在一起。该书主要定位于制度史研究，但所采取的写作方式又将学术史研究部分带入，这种将制度史研究与学术史研究相融合的写作方式，对于历史研究而言，是一种有益的尝试。
二是历史研究与专题研究之间的关系。该书研究中国刑事诉讼法制四十年发展史，无疑是一种历史研究，但又采取专题研究的形式。从历史研究出发，往往偏重于划分制度发展的历史阶段、总结各阶段的不同特点、分析历史发展的脉络和规律。从专题研究出发，主要采取规范分析、历史分析、实证分析、比较分析等研究方法，依循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研究路径。历史研究强调“写实”，而专题研究不可避免地带有个性色彩，导致研究结论不一定属于“通说”。历史研究与专题研究的内在逻辑存在一定的背离，也可将其视为两者之间的一种张力。该书将历史研究与专题研究相结合，以历史分析为主线，兼采实证分析和比较分析，将“我发现”与“我认为”有机结合，创立了一种新的研究范式。
三是研究的选择性与全面性之间的关系。该书以1979年刑事诉讼法的内容为基本框架，在专题选择上突出重点，包括管辖、辩护、陪审、被害人权益保护、取保候审、拘留、逮捕、非法证据排除、证明标准、侦查讯问、搜查扣押、技术侦查、一审、二审、死刑复核、再审、特别程序等18个专题，但并不全面，比如，没有对回避、附带民事诉讼进行专题研究；强制措施中缺少监视居住；侦查措施中缺少司法鉴定；主要程序中缺少审查起诉、执行。此外，该书主要研究刑事诉讼制度和程序，没有对指导思想、任务、基本原则等进行专题讨论。在法制史研究中，如何处理好研究的选择性与全面性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在一次交流中，孙长永教授表示，部分专题他并非疏忽，而是有意为之，主要是研究的时机尚不成熟，但公诉和执行确实应当纳入。
孙长永教授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界的著名学者，在长期的治学生涯中，他始终秉持学者应有的批判精神，敢于坦率地指出现行制度和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奠定了他研究中国刑事诉讼法制史时的反思性基调。孙长永教授精通两门外语，学术视野开阔，使得他能够在中西“对着讲”中，借助对话的“反作用力”，寻求一种更加自由和开放的递进性思维，从而提出富有洞见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在这部沉甸甸的著作中，“正当程序”是贯穿始终的一条主线。
在中国，刑事程序理想已经发生、发展。从刑事程序正义起步，落实实体正义，进而实现国家刑事法治，逐步成为一种现实。这正是包括孙长永教授在内的刑事诉讼法学者著书立说的意义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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