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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轶 (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法学院院长)
时间过得真快！4年前的9月，就在明德堂，就是这个讲台，刚刚接任法学院院长的我和法学院的先生们迎来了在座各位2017级本科同学。一转眼，就到了与你们说再见的时候。
每每到了离别的时候，总是有很多话想说，但又不知该从何说起。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谈到：“教师不能只做传授书本知识的教书匠，而要成为塑造学生品格、品行、品味的‘大先生’。”法学院就有很多我心目中的大先生。临别之际，就和大家分享一下法学院三位大先生的故事吧。
第一位大先生。他出生在江南鱼米之乡，从北京大学毕业后，抱着法治强国的坚定信念以及对法学研究的浓厚兴趣，考入了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前身——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以优异成绩毕业后，留校任教，并有机会参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起草工作。“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中国人民大学一度停办，他和学校很多老师一起，被下放到江西的余江参加劳动。上世纪70年代初，他和90余名中国人民大学的老师一起调回北京，分配到当时的北京医学院工作。最初，他在北京医学院从事的是教务及宣传方面的工作，但他总觉得，这样下去不行。于是，他向北京医学院的领导提出：“我原来是搞法学研究的，现在，法学用不上了，能不能让我搞点医学研究？”领导同意后，他就开始从自己熟悉的专业领域转向了医学史和法医学的研究，做了大量的笔记，搜集了大量的资料，还在有关报刊上发表了多篇探讨医学史和法医学的文章。在研究过程中他发现，在医学领域，人们都在广泛地运用一种研究方法——文献综述法，他认真研究，很快就掌握了这种方法。改革开放后，中国人民大学复校，他回到了母校，把自己在逆境中所积累的知识、掌握的方法，运用到了他钟爱的刑法学研究工作中，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成为了刑法学界的“泰山北斗”，也成为新中国成立之后唯一一位自始至终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起草的学者，培养出了刑法学界一批又一批的优秀人才。我相信，当我说到这儿的时候，在座的每一位毕业生同学肯定早已猜出了这位大先生的名字，没错，他就是“人民教育家”“最美奋斗者”，今年93岁高龄的高铭暄先生。面对逆境，高铭暄先生没有选择碌碌无为，而是坚持与平庸抗争，做最好的自己。
第二位大先生。她出身书香门第，“九一八事变”爆发让她家破人亡。国仇家恨之下，她加入了地下武工队，参加了八路军，经历了8年抗战、4年解放战争。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她放弃了被保送中国人民大学外交系读书的机会，于1951年2月赴朝作战。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不管是冰天雪地，还是风雪交加，她和男同志一样，爬雪山、蹚冰河，每天吃的是一把炒面、一把雪，背着几十斤重的装备，一夜急行军七八十里，从未掉过队，多次荣获军功章。1952年5月她作为劳模被选入中国人民志愿军归国代表团，归国向毛主席汇报。1954年4月，朝鲜战争结束后，她随部队归国，于同年7月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学习，随后留校任教，为新中国婚姻家庭法学的开创和建设作出了杰出贡献。在她退休之后，生活的打击接踵而来：钟爱的女婿去世，相濡以沫的老伴儿去世，自己还身患两种癌症。她的选择是勇敢面对，和女儿一起，用14年时间去了20多个国家，包括她曾经战斗过的朝鲜，拓展生命的纵深，丰富自己的人生。今天她依然精神矍铄，乐观平和，她就是荣获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纪念章”，今年93岁高龄的刘素萍先生。面对生活和疾病的痛击，她没有逃避，没有消沉，而是选择与平庸抗争，做最好的自己。
第三位大先生。他是新中国革命根据地法制研究的开创者和奠基人。2009年，已值82岁高龄，他却毅然决定完成多卷本《革命根据地法律文献选辑》的编选工作。在此前已经做了大量资料收集工作的基础上，从82岁到92岁，用了整整10年的时间，他编选完成了16卷、共计1200万字的《革命根据地法律文献选辑》。这两年，他正着手对革命根据地法律文献进行分类编选研究。这就是荣获“全国杰出资深法学家”荣誉称号，今年93岁高龄的张希坡先生。他用自己的行动表明，年龄不是障碍，不管是在什么样的年龄都要与平庸抗争，做最好的自己。
高铭暄先生、刘素萍先生、张希坡先生，是法学院大先生群体中间的三位。这个群体中，耸立着何思敬先生、佟柔先生、孙国华先生、许崇德先生、曾宪义先生、郑立先生、杨大文先生、郭寿康先生、江伟先生、徐立根先生、程荣斌先生、林榕年先生、刘文华先生等。他们用自己的生命历程告诉我们：逆境、病痛、年龄，诸此种种，都不是甘于平庸的借口和理由。
我一直坚信，在这个世界上，能够打败一个人的，一定不是逆境、病痛、年龄或者其他什么；能够打败你的，只有你自己。一个人是如此，一个法学院也是如此，一所学校也是如此，一个政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更是如此。
终有一日，我们都会离开这个世界。在我的心目中，彼时一个人能够得到的最大荣耀，不外乎人们写下这样的墓志铭：他（她），是最好的自己。他（她）的一生，每时每刻都在与平庸抗争！我希望有朝一日我和2021届法学院毕业生同学都能够获得这样的光荣。
临别之际，寥寥数言，权充寄语。
（文章为作者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2021届毕业典礼上的致辞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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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平庸抗争做最好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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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1-06-23 ） 稿件来源： 法治日报法学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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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轶 (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法学院院长)
时间过得真快！4年前的9月，就在明德堂，就是这个讲台，刚刚接任法学院院长的我和法学院的先生们迎来了在座各位2017级本科同学。一转眼，就到了与你们说再见的时候。
每每到了离别的时候，总是有很多话想说，但又不知该从何说起。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谈到：“教师不能只做传授书本知识的教书匠，而要成为塑造学生品格、品行、品味的‘大先生’。”法学院就有很多我心目中的大先生。临别之际，就和大家分享一下法学院三位大先生的故事吧。
第一位大先生。他出生在江南鱼米之乡，从北京大学毕业后，抱着法治强国的坚定信念以及对法学研究的浓厚兴趣，考入了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前身——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以优异成绩毕业后，留校任教，并有机会参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起草工作。“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中国人民大学一度停办，他和学校很多老师一起，被下放到江西的余江参加劳动。上世纪70年代初，他和90余名中国人民大学的老师一起调回北京，分配到当时的北京医学院工作。最初，他在北京医学院从事的是教务及宣传方面的工作，但他总觉得，这样下去不行。于是，他向北京医学院的领导提出：“我原来是搞法学研究的，现在，法学用不上了，能不能让我搞点医学研究？”领导同意后，他就开始从自己熟悉的专业领域转向了医学史和法医学的研究，做了大量的笔记，搜集了大量的资料，还在有关报刊上发表了多篇探讨医学史和法医学的文章。在研究过程中他发现，在医学领域，人们都在广泛地运用一种研究方法——文献综述法，他认真研究，很快就掌握了这种方法。改革开放后，中国人民大学复校，他回到了母校，把自己在逆境中所积累的知识、掌握的方法，运用到了他钟爱的刑法学研究工作中，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成为了刑法学界的“泰山北斗”，也成为新中国成立之后唯一一位自始至终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起草的学者，培养出了刑法学界一批又一批的优秀人才。我相信，当我说到这儿的时候，在座的每一位毕业生同学肯定早已猜出了这位大先生的名字，没错，他就是“人民教育家”“最美奋斗者”，今年93岁高龄的高铭暄先生。面对逆境，高铭暄先生没有选择碌碌无为，而是坚持与平庸抗争，做最好的自己。
第二位大先生。她出身书香门第，“九一八事变”爆发让她家破人亡。国仇家恨之下，她加入了地下武工队，参加了八路军，经历了8年抗战、4年解放战争。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她放弃了被保送中国人民大学外交系读书的机会，于1951年2月赴朝作战。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不管是冰天雪地，还是风雪交加，她和男同志一样，爬雪山、蹚冰河，每天吃的是一把炒面、一把雪，背着几十斤重的装备，一夜急行军七八十里，从未掉过队，多次荣获军功章。1952年5月她作为劳模被选入中国人民志愿军归国代表团，归国向毛主席汇报。1954年4月，朝鲜战争结束后，她随部队归国，于同年7月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学习，随后留校任教，为新中国婚姻家庭法学的开创和建设作出了杰出贡献。在她退休之后，生活的打击接踵而来：钟爱的女婿去世，相濡以沫的老伴儿去世，自己还身患两种癌症。她的选择是勇敢面对，和女儿一起，用14年时间去了20多个国家，包括她曾经战斗过的朝鲜，拓展生命的纵深，丰富自己的人生。今天她依然精神矍铄，乐观平和，她就是荣获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纪念章”，今年93岁高龄的刘素萍先生。面对生活和疾病的痛击，她没有逃避，没有消沉，而是选择与平庸抗争，做最好的自己。
第三位大先生。他是新中国革命根据地法制研究的开创者和奠基人。2009年，已值82岁高龄，他却毅然决定完成多卷本《革命根据地法律文献选辑》的编选工作。在此前已经做了大量资料收集工作的基础上，从82岁到92岁，用了整整10年的时间，他编选完成了16卷、共计1200万字的《革命根据地法律文献选辑》。这两年，他正着手对革命根据地法律文献进行分类编选研究。这就是荣获“全国杰出资深法学家”荣誉称号，今年93岁高龄的张希坡先生。他用自己的行动表明，年龄不是障碍，不管是在什么样的年龄都要与平庸抗争，做最好的自己。
高铭暄先生、刘素萍先生、张希坡先生，是法学院大先生群体中间的三位。这个群体中，耸立着何思敬先生、佟柔先生、孙国华先生、许崇德先生、曾宪义先生、郑立先生、杨大文先生、郭寿康先生、江伟先生、徐立根先生、程荣斌先生、林榕年先生、刘文华先生等。他们用自己的生命历程告诉我们：逆境、病痛、年龄，诸此种种，都不是甘于平庸的借口和理由。
我一直坚信，在这个世界上，能够打败一个人的，一定不是逆境、病痛、年龄或者其他什么；能够打败你的，只有你自己。一个人是如此，一个法学院也是如此，一所学校也是如此，一个政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更是如此。
终有一日，我们都会离开这个世界。在我的心目中，彼时一个人能够得到的最大荣耀，不外乎人们写下这样的墓志铭：他（她），是最好的自己。他（她）的一生，每时每刻都在与平庸抗争！我希望有朝一日我和2021届法学院毕业生同学都能够获得这样的光荣。
临别之际，寥寥数言，权充寄语。
（文章为作者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2021届毕业典礼上的致辞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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