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法治 |
| 12 |
2/12 |
1
|
2
|
3
|
>
|
>| |
|
|
PDF版 |
 |
|
|
□ 本报记者 赵婕
律师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捍卫者、法治国家的建设者。近年来，广大律师积极投身全面依法治国的伟大实践，为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作出了巨大贡献。
在律师行业有这样一些人，他们从工程师、医生、专利代理人等不同职业“跨界”到律师队伍中，对化解专业性强的矛盾纠纷，发挥着“特殊”作用。那么，他们当初为何要“跨界”？如何利用“跨界”前的专业知识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跨界”律师的优势有哪些？近日，《法治日报》记者就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入采访。
需求导向催生“跨界”热
“跨界”律师的出现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但“跨界”律师转行时的心路历程却鲜为人知，记者近日联系到几位“跨界”律师，他们向记者讲述了自己转行的故事。
“我曾目睹患者家属因怀疑医生没尽到义务，情绪失控冲进手术室砸坏医疗器械，那个场景现在想起来还心有余悸。”曾经是某医院外科医生的广东经纶律师事务所律师周辉告诉记者，“前些年出现医疗纠纷后，医闹乃至极端暴力事件也比较常见，紧张的医患关系令自己每天工作压力很大。”
周辉认为，医患之间的纠纷，有一些是医患之间的相互误解，也有一些是因为患者或家属缺乏医疗知识，对医疗行为的风险不能理性对待所造成的。如果律师懂医的话，对化解医患矛盾纠纷是非常有利的。
就这样，周辉选择离开医院攻读法学硕士，毕业后取得律师资格证，“跨界”成为处理医事法律业务的专业律师。
与周辉有着同样选择的还有曾任某医院麻醉师的上海瀛泰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江军。江军告诉记者，他的团队一共8人都是从医、药、械领域“跨界”到律师行业，为国内的医患纠纷作出很多前置解决贡献。
曾是专利代理人的广东三环汇华律师事务所律师程跃华，因为职业原因，十分关注知识产权案件。他发现，在一些知识产权案件中，有些代理案件的律师对有关知识产权的问题了解不深，在案件庭审过程中，代理意见往往说不到点儿上，不能很好地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随着专利纠纷和诉讼越来越多，这一问题日益凸显，于是他萌生了“跨界”当律师的想法。经过努力，程跃华法考过关，“跨界”成为知识产权律师。
“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不断加强，如果能有更多具有专利知识的人加入律师团队，对化解相关矛盾纠纷十分有利。”程跃华说。
上海市建纬律师事务所律师哈晓玲在做律师前曾是一名造价工程师，她当时的工作是接受当事人委托，对法院委托的鉴定机构作出的鉴定报告初稿进行复核，
下转第二版
上接第一版
然后把工作成果转述给律师，律师再转述给法官。工作中，哈晓玲发现，在这种传达过程中，有些信息会在有意无意中被“过滤”，效果大打折扣。这让哈晓玲想到，如果以律师的身份介入案件，用自己掌握的造价专业经验直接跟法官去交流，跟当事人去交流，效果可能更好。于是，哈晓玲选择了“跨界”。
开展法律服务更专业
采访中，几名“跨界”律师都认为，从事过其他职业转行做律师，在代理或调解专业性强的案件或纠纷时，具有很大优势。
江军给记者讲述了他自己代理的一起案件：某药企的新研发药物在临床试验阶段发生一起不良事件，一位60多岁肿瘤晚期患者用药后不见起色，最终去世。患者家属认为是医疗药物临床试验引起的，要求赔偿300多万元。前期家属跟药企沟通不畅，药企没有从法律角度给患者家属做过详细的阐述。他们接手这起诉讼后，主要从临床试验的法律性质、双方约定的知情同意书的法律性质等方面作出解释，同时，他还从医学角度向患者家属做解释工作，患者已经是第四期肿瘤全身转移，病人本身体质比较差，这种情况下，药物引发了患者一个比较小的症状，但这个症状导致了一个比较严重的后果。他们作为专业的律师，跟患者家属的交流就会从病情的状态和常识去沟通。多次专业的解释取得了患者家属的理解，最后，经他们调解，患者家属终于接受了药企赔偿7万元这样一个调解结果。
如果说江军代理的这起案件是通过专业的解释避免了纠纷的升级，那么，哈晓玲代理的一起案件则是以“跨界”律师特有的眼光维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我给他干了那么多的工程，怎么反倒还欠他300万？”得到一审判决的某分期工程负责人找到哈晓玲，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一个实际施工的分包公司状告总承包公司索要900多万的工程款，最后一审判决判分包公司要付款给总承包公司300多万，对于分包公司要损失1200多万。”哈晓玲说，“我帮当事人分析前后两份结算资料，发现第二份结算中，业主和总包专门针对分包个人这部分工程款下浮了43%，通过数据化的呈现模式，找到上诉突破点；又提出前后两份结算中，同材质同做法的分项工程，分包个人这部分的清单综合单价竟然也被恶意削减，最终二审在没有新证据的情况下，以事实认定不清，发回重审。”
“在工程案件纠纷中，对当事人的案件材料，我会从律师和造价师两个角度来考量，作为律师通过法律依据在有请求权基础的情况下，应用过去造价咨询经验来为当事人主张更有利的权益，也可以指出工程鉴定报告中的技术瑕疵。”哈晓玲说。
应对复杂案件显优势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想成为“跨界”律师的人不在少数，也有专家认为，未来“跨界”律师会越来越多。那么，“跨界”律师的优势究竟在哪里？“跨界”律师队伍该如何发展壮大？有关专家学者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刘静坤说，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法律事务的复杂程度不断提高，对律师的知识结构提出更高要求。“跨界”律师既有法律执业资格，又拥有特定专业领域的知识储备，更熟悉特定专业领域的情况和问题，在法律服务行业具有独特的专业优势，能够更好应对刑民交叉、行刑交叉以及新领域的法律问题。
“‘跨界’律师结合他之前的专业背景，应对专业性强的、复杂的案件和纠纷会更加自如，因为他们有学科交叉复合型的特点，他们以前在某个专业领域深耕，会对这个行业比较了解。”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许身健说，另外，由于“跨界”律师有其他领域的工作经历，也积攒了人脉资源，沟通交流更加顺畅，能够更好地拓展业务，在相关领域更加游刃有余地执业。
既然“跨界”律师在法律服务中具有独特的优势，那么该如何发展壮大“跨界”律师队伍？
刘静坤认为，从法学专业院校的人才培养方式看，许多非法学专业的本科学生选择攻读法学专业硕士学位，随后从事律师业务，这是壮大“跨界”律师队伍一个很好的途径。这种跨学科人才培养模式，有助于律师整合多学科专业知识，提供更加专业化的法律服务。随着律师专业化程度不断提高，所谓的“跨界”律师将逐步成为专业律师的常态，因为对于复杂专业知识的法律案件，律师如果只了解法律知识，通常很难胜任法律服务工作的需要。
“现在高校部分法科研究生招生时也招收一批具有理工科背景的学生，一些理工科学生跨专业考取法律硕士研究生，将自己的原专业和法学专业有机结合，寻求复合型发展，选择了复合型的律师执业道路，这部分人与非法学专业人员改行做律师可谓异曲同工。这对壮大‘跨界’律师队伍十分有益，应该提倡。”中国法学会律师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李轩说。
李轩同时提醒说，非法学背景的专业技术人员转行做律师，在执业初期，往往会表现出法律知识的欠缺或法律经验的不足。这需要通过后天努力及时补足完善。
|
| 拥有特定专业知识储备具有处理复杂案件能力
|
| “跨界”律师解疑难纠纷有“金刚钻”
|
|
|
|
|
|
| （ 2021-06-22 ） 稿件来源： 法治日报法治 |
|
|
□ 本报记者 赵婕
律师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捍卫者、法治国家的建设者。近年来，广大律师积极投身全面依法治国的伟大实践，为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作出了巨大贡献。
在律师行业有这样一些人，他们从工程师、医生、专利代理人等不同职业“跨界”到律师队伍中，对化解专业性强的矛盾纠纷，发挥着“特殊”作用。那么，他们当初为何要“跨界”？如何利用“跨界”前的专业知识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跨界”律师的优势有哪些？近日，《法治日报》记者就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入采访。
需求导向催生“跨界”热
“跨界”律师的出现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但“跨界”律师转行时的心路历程却鲜为人知，记者近日联系到几位“跨界”律师，他们向记者讲述了自己转行的故事。
“我曾目睹患者家属因怀疑医生没尽到义务，情绪失控冲进手术室砸坏医疗器械，那个场景现在想起来还心有余悸。”曾经是某医院外科医生的广东经纶律师事务所律师周辉告诉记者，“前些年出现医疗纠纷后，医闹乃至极端暴力事件也比较常见，紧张的医患关系令自己每天工作压力很大。”
周辉认为，医患之间的纠纷，有一些是医患之间的相互误解，也有一些是因为患者或家属缺乏医疗知识，对医疗行为的风险不能理性对待所造成的。如果律师懂医的话，对化解医患矛盾纠纷是非常有利的。
就这样，周辉选择离开医院攻读法学硕士，毕业后取得律师资格证，“跨界”成为处理医事法律业务的专业律师。
与周辉有着同样选择的还有曾任某医院麻醉师的上海瀛泰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江军。江军告诉记者，他的团队一共8人都是从医、药、械领域“跨界”到律师行业，为国内的医患纠纷作出很多前置解决贡献。
曾是专利代理人的广东三环汇华律师事务所律师程跃华，因为职业原因，十分关注知识产权案件。他发现，在一些知识产权案件中，有些代理案件的律师对有关知识产权的问题了解不深，在案件庭审过程中，代理意见往往说不到点儿上，不能很好地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随着专利纠纷和诉讼越来越多，这一问题日益凸显，于是他萌生了“跨界”当律师的想法。经过努力，程跃华法考过关，“跨界”成为知识产权律师。
“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不断加强，如果能有更多具有专利知识的人加入律师团队，对化解相关矛盾纠纷十分有利。”程跃华说。
上海市建纬律师事务所律师哈晓玲在做律师前曾是一名造价工程师，她当时的工作是接受当事人委托，对法院委托的鉴定机构作出的鉴定报告初稿进行复核，
下转第二版
上接第一版
然后把工作成果转述给律师，律师再转述给法官。工作中，哈晓玲发现，在这种传达过程中，有些信息会在有意无意中被“过滤”，效果大打折扣。这让哈晓玲想到，如果以律师的身份介入案件，用自己掌握的造价专业经验直接跟法官去交流，跟当事人去交流，效果可能更好。于是，哈晓玲选择了“跨界”。
开展法律服务更专业
采访中，几名“跨界”律师都认为，从事过其他职业转行做律师，在代理或调解专业性强的案件或纠纷时，具有很大优势。
江军给记者讲述了他自己代理的一起案件：某药企的新研发药物在临床试验阶段发生一起不良事件，一位60多岁肿瘤晚期患者用药后不见起色，最终去世。患者家属认为是医疗药物临床试验引起的，要求赔偿300多万元。前期家属跟药企沟通不畅，药企没有从法律角度给患者家属做过详细的阐述。他们接手这起诉讼后，主要从临床试验的法律性质、双方约定的知情同意书的法律性质等方面作出解释，同时，他还从医学角度向患者家属做解释工作，患者已经是第四期肿瘤全身转移，病人本身体质比较差，这种情况下，药物引发了患者一个比较小的症状，但这个症状导致了一个比较严重的后果。他们作为专业的律师，跟患者家属的交流就会从病情的状态和常识去沟通。多次专业的解释取得了患者家属的理解，最后，经他们调解，患者家属终于接受了药企赔偿7万元这样一个调解结果。
如果说江军代理的这起案件是通过专业的解释避免了纠纷的升级，那么，哈晓玲代理的一起案件则是以“跨界”律师特有的眼光维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我给他干了那么多的工程，怎么反倒还欠他300万？”得到一审判决的某分期工程负责人找到哈晓玲，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一个实际施工的分包公司状告总承包公司索要900多万的工程款，最后一审判决判分包公司要付款给总承包公司300多万，对于分包公司要损失1200多万。”哈晓玲说，“我帮当事人分析前后两份结算资料，发现第二份结算中，业主和总包专门针对分包个人这部分工程款下浮了43%，通过数据化的呈现模式，找到上诉突破点；又提出前后两份结算中，同材质同做法的分项工程，分包个人这部分的清单综合单价竟然也被恶意削减，最终二审在没有新证据的情况下，以事实认定不清，发回重审。”
“在工程案件纠纷中，对当事人的案件材料，我会从律师和造价师两个角度来考量，作为律师通过法律依据在有请求权基础的情况下，应用过去造价咨询经验来为当事人主张更有利的权益，也可以指出工程鉴定报告中的技术瑕疵。”哈晓玲说。
应对复杂案件显优势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想成为“跨界”律师的人不在少数，也有专家认为，未来“跨界”律师会越来越多。那么，“跨界”律师的优势究竟在哪里？“跨界”律师队伍该如何发展壮大？有关专家学者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刘静坤说，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法律事务的复杂程度不断提高，对律师的知识结构提出更高要求。“跨界”律师既有法律执业资格，又拥有特定专业领域的知识储备，更熟悉特定专业领域的情况和问题，在法律服务行业具有独特的专业优势，能够更好应对刑民交叉、行刑交叉以及新领域的法律问题。
“‘跨界’律师结合他之前的专业背景，应对专业性强的、复杂的案件和纠纷会更加自如，因为他们有学科交叉复合型的特点，他们以前在某个专业领域深耕，会对这个行业比较了解。”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许身健说，另外，由于“跨界”律师有其他领域的工作经历，也积攒了人脉资源，沟通交流更加顺畅，能够更好地拓展业务，在相关领域更加游刃有余地执业。
既然“跨界”律师在法律服务中具有独特的优势，那么该如何发展壮大“跨界”律师队伍？
刘静坤认为，从法学专业院校的人才培养方式看，许多非法学专业的本科学生选择攻读法学专业硕士学位，随后从事律师业务，这是壮大“跨界”律师队伍一个很好的途径。这种跨学科人才培养模式，有助于律师整合多学科专业知识，提供更加专业化的法律服务。随着律师专业化程度不断提高，所谓的“跨界”律师将逐步成为专业律师的常态，因为对于复杂专业知识的法律案件，律师如果只了解法律知识，通常很难胜任法律服务工作的需要。
“现在高校部分法科研究生招生时也招收一批具有理工科背景的学生，一些理工科学生跨专业考取法律硕士研究生，将自己的原专业和法学专业有机结合，寻求复合型发展，选择了复合型的律师执业道路，这部分人与非法学专业人员改行做律师可谓异曲同工。这对壮大‘跨界’律师队伍十分有益，应该提倡。”中国法学会律师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李轩说。
李轩同时提醒说，非法学背景的专业技术人员转行做律师，在执业初期，往往会表现出法律知识的欠缺或法律经验的不足。这需要通过后天努力及时补足完善。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