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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治文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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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勤华
松江新校区的建设者：“松江办”
说到华政松江新校区的建设者，不能不提到“松江办”。其实，“松江办”是一个通俗的说法，给人感觉应该是“松江校区建设办公室”。实际上，当时正式的名称是“华东政法学院松江校区建设委员会”之下的“松江校区建设工作小组”。
2002年11月4日，“华政办[2002]216号”文件下发，决定成立“华东政法学院松江校区建设委员会”，由祝林森、何勤华任主任委员，莫负春、王立民、童西荣、顾功耘任副主任委员，委员有丁以升、章松法、黄淑华、郑列、徐士英、焦雅君、王爱成、翁关发、穆国舫、肖建国、金荣贵、林燕萍、杨正鸣、陈重业、王嘉禔、杨展伦。委员会的成员基本上都是华政的校领导和各个职能部门、二级学院的负责人。
与此同时，在建设委员会之下成立“松江校区建设工作小组”，由校党委副书记、副院长莫负春任组长，基建处处长翁关发、党校办主任丁以升任副组长。成员有陆震麒（基建处）、焦雅君（审计处）、华青（纪检委）、储桂节（党校办）、张华清（基建处）、陆一凤（基建处）、乔恩栋（财务处）。秘书为党校办的邢旭东。从2002年11月到2005年9月松江校区各幢大楼基本建成，在近3年的时间里，建设工作小组的领导和老师基本上是全年无休，为华政松江新校区的建成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对于松江新校区建筑蓝图的设计理念，当时的基建处处长翁关发回忆说：“围绕建设一个什么样风格的新校区，大家提出了不同的想法和建议。有的老师提出建设像国外许多高校一样没有围墙的校舍校区，有的老师主张在建设风格上模仿英、美著名几所大学的风格，而更多的老师则偏向于借鉴圣约翰大学原有的中西结合的建筑模式，把长宁校区的建筑风格带过去。最后，我们达成共识，按照中西结合的风格模式来建设松江新校区。”
而在具体建设中，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一点点将校区建设向前推进。第一个困难就是时间紧、任务重。翁关发回忆说：“当时建设困难很多，比如，学校选址在松江区偏西北部的位置，这里地势比较低洼，水泽面比较多。所以要填大量的土，这就需要花费许多时间。2003年搞建设的时候，春节之前开工打桩，到3月才正式动工，当年9月就要招生，时间非常紧迫。上海市有关部门的领导也比较担心，问学校能不能正常招生。因为，不仅要考虑建楼的事情还要考虑学生安全等问题，任务很重，大家都很辛苦。首先要集中力量把土地平整好，然后一边规划设计、一边施工建设；这种情况现在是不允许的，在当时是实属无奈的举措。好在大家都很认真，从上到下全心全意配合、努力工作。”
第二个困难就是经费紧张。当时负责审计的焦雅君处长回忆说：“我那时候是需要每天跟着他们到建设现场去的。2003年1月2日，我第一次去松江工作，正好赶上松江的高速公路通车，正式开工是2003年2月。我的主要任务是负责工程的审计工作，学校建设所花费的每一笔经费都需要核算签字，施工队伍的建设也需要监管，怕有些中间商不按照合同约定偷工减料。总目标就是为了学校的建设能够既保证质量又最大程度地节约经费。当时华政的建设经费严重不足，松江大学城其他学校的建设经费都是十几亿元，华政只有4亿元。所以要精打细算，甚至每一个采购项目，我们都要亲力亲为，为的就是不让中间商赚取不合理的差价。”
松江新校区建设遇到的第三个困难，也是当时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刚好遇到“非典”。当时的基建处副处长陆震麒说：“2003年上半年，恰好是‘非典’暴发期，当时整个上海地区被封锁，工地上的建筑工人也都被封闭起来，不能随意出入离开，我们既不敢随便招人（实际上也招不到人），也不能让工地上的工人回家。一切外来人员都要经过严格检查。所以，人手比较紧缺，大家只能轮番加班加点工作。再者是非典时期，我们要加大对施工工人的检查，生病的及时就医。而且那一年的天气特别热，大家冒着高温天气还在工作。且当时人心惶惶，又要赶工期，又不能出现工伤，非常不容易。所幸没有发生意外，工程得以顺利进行。新校区的建设令大家上下一心，团结一致。”
（《华政的故事（九十）》详见于《法治日报》2021年6月1日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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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政的故事（九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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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和国法治建设的一个侧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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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1-06-15 ） 稿件来源： 法治日报法治文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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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为华政校领导和“松江办”部分老师在工地上的合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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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勤华
松江新校区的建设者：“松江办”
说到华政松江新校区的建设者，不能不提到“松江办”。其实，“松江办”是一个通俗的说法，给人感觉应该是“松江校区建设办公室”。实际上，当时正式的名称是“华东政法学院松江校区建设委员会”之下的“松江校区建设工作小组”。
2002年11月4日，“华政办[2002]216号”文件下发，决定成立“华东政法学院松江校区建设委员会”，由祝林森、何勤华任主任委员，莫负春、王立民、童西荣、顾功耘任副主任委员，委员有丁以升、章松法、黄淑华、郑列、徐士英、焦雅君、王爱成、翁关发、穆国舫、肖建国、金荣贵、林燕萍、杨正鸣、陈重业、王嘉禔、杨展伦。委员会的成员基本上都是华政的校领导和各个职能部门、二级学院的负责人。
与此同时，在建设委员会之下成立“松江校区建设工作小组”，由校党委副书记、副院长莫负春任组长，基建处处长翁关发、党校办主任丁以升任副组长。成员有陆震麒（基建处）、焦雅君（审计处）、华青（纪检委）、储桂节（党校办）、张华清（基建处）、陆一凤（基建处）、乔恩栋（财务处）。秘书为党校办的邢旭东。从2002年11月到2005年9月松江校区各幢大楼基本建成，在近3年的时间里，建设工作小组的领导和老师基本上是全年无休，为华政松江新校区的建成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对于松江新校区建筑蓝图的设计理念，当时的基建处处长翁关发回忆说：“围绕建设一个什么样风格的新校区，大家提出了不同的想法和建议。有的老师提出建设像国外许多高校一样没有围墙的校舍校区，有的老师主张在建设风格上模仿英、美著名几所大学的风格，而更多的老师则偏向于借鉴圣约翰大学原有的中西结合的建筑模式，把长宁校区的建筑风格带过去。最后，我们达成共识，按照中西结合的风格模式来建设松江新校区。”
而在具体建设中，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一点点将校区建设向前推进。第一个困难就是时间紧、任务重。翁关发回忆说：“当时建设困难很多，比如，学校选址在松江区偏西北部的位置，这里地势比较低洼，水泽面比较多。所以要填大量的土，这就需要花费许多时间。2003年搞建设的时候，春节之前开工打桩，到3月才正式动工，当年9月就要招生，时间非常紧迫。上海市有关部门的领导也比较担心，问学校能不能正常招生。因为，不仅要考虑建楼的事情还要考虑学生安全等问题，任务很重，大家都很辛苦。首先要集中力量把土地平整好，然后一边规划设计、一边施工建设；这种情况现在是不允许的，在当时是实属无奈的举措。好在大家都很认真，从上到下全心全意配合、努力工作。”
第二个困难就是经费紧张。当时负责审计的焦雅君处长回忆说：“我那时候是需要每天跟着他们到建设现场去的。2003年1月2日，我第一次去松江工作，正好赶上松江的高速公路通车，正式开工是2003年2月。我的主要任务是负责工程的审计工作，学校建设所花费的每一笔经费都需要核算签字，施工队伍的建设也需要监管，怕有些中间商不按照合同约定偷工减料。总目标就是为了学校的建设能够既保证质量又最大程度地节约经费。当时华政的建设经费严重不足，松江大学城其他学校的建设经费都是十几亿元，华政只有4亿元。所以要精打细算，甚至每一个采购项目，我们都要亲力亲为，为的就是不让中间商赚取不合理的差价。”
松江新校区建设遇到的第三个困难，也是当时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刚好遇到“非典”。当时的基建处副处长陆震麒说：“2003年上半年，恰好是‘非典’暴发期，当时整个上海地区被封锁，工地上的建筑工人也都被封闭起来，不能随意出入离开，我们既不敢随便招人（实际上也招不到人），也不能让工地上的工人回家。一切外来人员都要经过严格检查。所以，人手比较紧缺，大家只能轮番加班加点工作。再者是非典时期，我们要加大对施工工人的检查，生病的及时就医。而且那一年的天气特别热，大家冒着高温天气还在工作。且当时人心惶惶，又要赶工期，又不能出现工伤，非常不容易。所幸没有发生意外，工程得以顺利进行。新校区的建设令大家上下一心，团结一致。”
（《华政的故事（九十）》详见于《法治日报》2021年6月1日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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