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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佑勇
腐败随着国家的诞生而出现，探寻腐败问题的治理之策，是古今中外国家治理的重要课题。腐败问题的产生有着极其复杂的制度背景与时代背景，因此，腐败的治理实质上是一种事实与规范之间的互动。21世纪以来，伴随国家的现代化进程，腐败犯罪成为我国社会转型中广受关注的重大现实问题。我国的腐败治理逐渐呈现理性化、规范化、常态化的趋势。以法律为依托，构建制度化的反腐败体系，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已经成为各方共识。应当看到，腐败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多方协力才能将其建成，这也就意味着，治理腐败的路径并非是单一的，而是多重的，没有唯一和绝对的范式，只有综合和多元的范式。
将腐败问题置于现代化的场域中，剖析腐败与现代化进程和国家治理策略选择之间的内在机理，是美国当代著名政治学代表人物塞缪尔·P·亨廷顿的理论洞见。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命题，全面提升国家腐败治理能力，成为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意涵。《决定》还将财政定位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这意味着财政与财税体制已经同国家治理紧密对接。在这一背景下，如何实现财税制度与腐败治理之间的互动，是完善腐败治理路径的重要内容。
从本质上来看，国家治理体系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衔接的国家制度，各制度之间存在内在联系。古今中外，财政可谓是国家的“神经”，是国家的“生命线”，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就曾指出“财政乃庶政之母”。与国家治理体系其他方面的制度内容有所不同，财税体制往往起到根本性、全局性、长远性作用。政府的任何活动都必须以国家财政作为后盾，抓住了财政，就是扼住了权力的“咽喉”，就是射中了权力的“阿喀琉斯之踵”（Achilles’Heel）。因此，从治国理财的角度来看，完善国家的财政制度，规范财政收支、管理，提高财政管理的透明度，强化财政监督，能够进一步压缩腐败空间，实现腐败的源头治理。
财税反腐命题的提出，同时也与我国特定的时空语境相联系。长期以来，我国“重惩治，轻预防”、重“治人”轻“理财”的反腐路径并未产生良好的治理效果，腐败在高压态势之下不断进化，隐形腐败、非典型腐败的出现，意味着必须构建全方位的腐败防治体系，用制度“管人”“管财”，实现“标本兼治”。在“管人”方面，随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稳步推进，在消灭腐败存量方面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是在“管财”方面稍显不足，仍需进一步筑牢抑制腐败增量的“堤坝”。探索财税反腐的实践路径，实现法治理财、制度控权，与其他国家制度一起形成监督合力，既是对当下腐败治理的现实关照，同时也是构建法治国家的内在要求。
财税反腐的相关研究，既是对财税法的主体职能（合法组织政府收入，合理安排政府支出，规范财政资金管理）的回归，也是对该职能的超越，同样彰显了财税法学理论性和应用性的双重特质。实际上，学科互涉已经成为学术意识的一部分，财税法学如欲无愧于这个时代的重托与厚望，必须立足中国语境研究和解决现实问题，并不断提高自身的理论层次，使财税法的理论思辨成为时代本质的思辨，与时代变革的脉搏跳动合拍。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理论未有穷期，道路始于足下，学术探索是一个永恒的过程。对财税反腐的研究，本书仅是一个开端，以期引起学术上的争鸣，并将财税法理论的研究引向深入。本书的出版，希望能够为新时期依旧严峻的腐败治理困境突围提供相应的参考，同时能够为丰富财税法学的学术理论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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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实现财税制度与腐败治理之间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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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1-05-11 ） 稿件来源： 法治日报法治文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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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治腐败财税法机制研究》作者王文婷。法律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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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佑勇
腐败随着国家的诞生而出现，探寻腐败问题的治理之策，是古今中外国家治理的重要课题。腐败问题的产生有着极其复杂的制度背景与时代背景，因此，腐败的治理实质上是一种事实与规范之间的互动。21世纪以来，伴随国家的现代化进程，腐败犯罪成为我国社会转型中广受关注的重大现实问题。我国的腐败治理逐渐呈现理性化、规范化、常态化的趋势。以法律为依托，构建制度化的反腐败体系，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已经成为各方共识。应当看到，腐败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多方协力才能将其建成，这也就意味着，治理腐败的路径并非是单一的，而是多重的，没有唯一和绝对的范式，只有综合和多元的范式。
将腐败问题置于现代化的场域中，剖析腐败与现代化进程和国家治理策略选择之间的内在机理，是美国当代著名政治学代表人物塞缪尔·P·亨廷顿的理论洞见。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命题，全面提升国家腐败治理能力，成为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意涵。《决定》还将财政定位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这意味着财政与财税体制已经同国家治理紧密对接。在这一背景下，如何实现财税制度与腐败治理之间的互动，是完善腐败治理路径的重要内容。
从本质上来看，国家治理体系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衔接的国家制度，各制度之间存在内在联系。古今中外，财政可谓是国家的“神经”，是国家的“生命线”，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就曾指出“财政乃庶政之母”。与国家治理体系其他方面的制度内容有所不同，财税体制往往起到根本性、全局性、长远性作用。政府的任何活动都必须以国家财政作为后盾，抓住了财政，就是扼住了权力的“咽喉”，就是射中了权力的“阿喀琉斯之踵”（Achilles’Heel）。因此，从治国理财的角度来看，完善国家的财政制度，规范财政收支、管理，提高财政管理的透明度，强化财政监督，能够进一步压缩腐败空间，实现腐败的源头治理。
财税反腐命题的提出，同时也与我国特定的时空语境相联系。长期以来，我国“重惩治，轻预防”、重“治人”轻“理财”的反腐路径并未产生良好的治理效果，腐败在高压态势之下不断进化，隐形腐败、非典型腐败的出现，意味着必须构建全方位的腐败防治体系，用制度“管人”“管财”，实现“标本兼治”。在“管人”方面，随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稳步推进，在消灭腐败存量方面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是在“管财”方面稍显不足，仍需进一步筑牢抑制腐败增量的“堤坝”。探索财税反腐的实践路径，实现法治理财、制度控权，与其他国家制度一起形成监督合力，既是对当下腐败治理的现实关照，同时也是构建法治国家的内在要求。
财税反腐的相关研究，既是对财税法的主体职能（合法组织政府收入，合理安排政府支出，规范财政资金管理）的回归，也是对该职能的超越，同样彰显了财税法学理论性和应用性的双重特质。实际上，学科互涉已经成为学术意识的一部分，财税法学如欲无愧于这个时代的重托与厚望，必须立足中国语境研究和解决现实问题，并不断提高自身的理论层次，使财税法的理论思辨成为时代本质的思辨，与时代变革的脉搏跳动合拍。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理论未有穷期，道路始于足下，学术探索是一个永恒的过程。对财税反腐的研究，本书仅是一个开端，以期引起学术上的争鸣，并将财税法理论的研究引向深入。本书的出版，希望能够为新时期依旧严峻的腐败治理困境突围提供相应的参考，同时能够为丰富财税法学的学术理论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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