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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殷啸虎
北宋庆历三年（1043年），宋仁宗任命范仲淹、富弼、韩琦等为执政大臣，在宰相杜衍的支持下，范仲淹提出了整顿吏治、发展经济等方面的10项主张，实施改革，推行“庆历新政”。由于新政触犯了一些既得利益者，因而遭到了章得象、夏竦等朝廷重臣的反对，夏竦指控范仲淹、富弼与谏官欧阳修等结为朋党。庆历新政的改革演变为朝廷内部的朋党之争，史称“庆历党争”。最终范仲淹等被免去执政之职，出任地方官，庆历新政也宣告失败。而引发这一事件的导火索，却是一个书生——北宋理学的先驱石介。
石介年轻时曾在范仲淹执掌的应天府书院跟随范仲淹学习，也算是范仲淹的学生，因而对范仲淹极为尊崇。进士及第后，曾担任南京留守推官兼提举应天府书院，后又创建了著名的泰山书院，成为宋明理学的开山鼻祖。石介性格耿直，“指切当时，是是非非，毫无顾忌”。庆历二年（1042年）经执政大臣杜衍推荐，石介被任命为国子监直讲（国立大学教官），“从之者甚众，太学之盛，自先生始”。他认为“民为天下国家之根本”，主张“息民之困”。因此，范仲淹等推行新政，石介也是大力支持，认为“此盛事也”，并写了《庆历圣德诗》，在称赞杜衍、范仲淹等的同时，暗指反对新政的夏竦等人为“大奸”，夏竦自然对他恨之切齿。对此，石介的老师孙复就担忧地说：“子祸始于此矣。”
夏竦曾任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等执政之职，庆历元年（1041年）被任命为宣徽南院使兼陕西四路经略安抚招讨等使，是主持西北防务、抵御西夏的统帅，韩琦、范仲淹都曾是他的副手，而且范仲淹还是夏竦举荐的。庆历三年夏竦被任命为枢密使（此前范仲淹、韩琦已经被任命为枢密副使），但因范仲淹的政治盟友欧阳修、余靖等台谏官的坚决反对，宋仁宗改任杜衍为枢密使。这样一来，夏竦同新政派的关系，更是势同水火。他看准了石介的书呆子习气，利用他政治上的不成熟，从他的身上寻找突破口。
庆历四年（1044年），石介因韩琦推荐，担任了主管集贤院的“直集贤院”一职。当时，宋仁宗对范仲淹的期望很高，范仲淹也“感激眷遇，以天下为己任”，与富弼等谋划新政。石介也希望他们能够大刀阔斧进行改革，因此在给富弼的信中，直言要他“行伊、周之事”。伊是商朝的伊尹，周是周朝的周公旦，两人是辅佐商、周开国君王的著名辅臣。石介的意思很明白，要富弼学习伊尹和周公，尽心辅佐宋仁宗。
然而，这封信却不知怎么落到了夏竦的手里，他早就想利用石介构陷富弼、范仲淹等人，所以让自己的女奴暗中练习模仿石介的笔迹。现在如愿以偿拿到了石介的书信，便模仿石介的笔迹，将其中的“行伊、周之事”改成“行伊、霍之事”。霍光是汉武帝、汉昭帝和汉宣帝时的三朝元老，曾废海昏侯刘贺、拥立汉宣帝。因此，“行伊、霍之事”就暗示要富弼废立君主。同时，夏竦还伪造了石介替富弼草拟的废立诏书，并故意造谣，让宋仁宗知道了此事。宋仁宗虽然并不相信，但范仲淹和富弼却惶恐不安，为远离朝廷这个是非之地，要求外放驻守西北边关。宋仁宗开始并未同意，但范仲淹等人一再请求，便任命范仲淹为陕西、河东宣抚使，保留参知政事的头衔；富弼也以枢密副使身份离京，出任河北宣抚使。但不久，范仲淹就被免去参知政事，改任知邠州、兼陕西四路缘边安抚使；富弼也被免去枢密副使，改任京东西路安抚使、知郓州；韩琦被免去枢密副使，以资政殿学士出知扬州。宰相杜衍也被罢为尚书左丞，出知兖州。主持庆历新政的执政大臣几乎被一网打尽。当然，石介也未能幸免，他见势不妙，主动提出外放，担任濮州（今山东鄄城县北）通判，未到任所，就于庆历五年（1045年）在家病逝。
然而，夏竦等并未罢休，又在石介是否真的死亡一事上，引发了一场大案。当时，徐州的举人孔直温谋反被杀后抄家时，发现了他与石介之间往来的书信，据说孔直温还曾拜在石介门下求学。夏竦便抓住这一点，说石介是诈死，富弼暗中派他北上联络契丹起兵伐宋，富弼为内应，并请求对石介开棺验尸。执政大臣见事关重大，向宋仁宗报告。宋仁宗命提点京东路刑狱司去彻查此事，并将石介的妻子儿女监押起来。当时驻守郓州的富弼也被罢免了京西路安抚使之职。为了阻止事态扩大，时任兖州知州的前宰相杜衍和泰宁军节度掌书记龚鼎臣等具保，证明石介确已亡故。不久，富弼改任青州知州，兼任京东路安抚使，这场风波暂时平息。
两年后，夏竦被召还朝，担任了枢密使。他依然不放过此事，说石介没有说服契丹发兵，又为富弼往登州、莱州等地，勾结开金矿的数万矿工企图作乱，并再度坚持要求开棺验尸，一证真伪。宋仁宗又下诏派使者处理此案。在我国古代，开棺是对死者的一种侮辱，因此御史何郯在奏章中，直言夏竦此举是公报私仇：“夏竦岂不知石介已死？然其如此者，其意本不在石介。盖以范仲淹、富弼在两府日，夏竦曾有枢密使之命，当时亦以群议不容，即行罢退，疑仲淹等同力排摈，以石介曾被仲淹等荐引，故欲深成石介之恶，以污忠义之臣。”提点京东路刑狱吕居简也对使者说：“今破冢发棺，而（石）介实死，则将奈何？且丧葬非一家所能办也，必须众乃济。若人人召问之，苟无异说，即令结罪保证，如此亦可应诏矣。”并让石介亲属、门人及参加葬礼的数百人联名具保，使者据实回报。宋仁宗其实对此心里也明白，于是顺水推舟，下令释放了石介的妻子儿女，石介也终得以免于被开棺，一场大案就此消弭。
石介“诈死”案虽然最终不了了之，但范仲淹等推行的“庆历新政”却就此夭折，范仲淹直至去世，再也未回朝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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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庆历党争与石介诈死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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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1-04-07 ） 稿件来源： 法治日报法学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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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殷啸虎
北宋庆历三年（1043年），宋仁宗任命范仲淹、富弼、韩琦等为执政大臣，在宰相杜衍的支持下，范仲淹提出了整顿吏治、发展经济等方面的10项主张，实施改革，推行“庆历新政”。由于新政触犯了一些既得利益者，因而遭到了章得象、夏竦等朝廷重臣的反对，夏竦指控范仲淹、富弼与谏官欧阳修等结为朋党。庆历新政的改革演变为朝廷内部的朋党之争，史称“庆历党争”。最终范仲淹等被免去执政之职，出任地方官，庆历新政也宣告失败。而引发这一事件的导火索，却是一个书生——北宋理学的先驱石介。
石介年轻时曾在范仲淹执掌的应天府书院跟随范仲淹学习，也算是范仲淹的学生，因而对范仲淹极为尊崇。进士及第后，曾担任南京留守推官兼提举应天府书院，后又创建了著名的泰山书院，成为宋明理学的开山鼻祖。石介性格耿直，“指切当时，是是非非，毫无顾忌”。庆历二年（1042年）经执政大臣杜衍推荐，石介被任命为国子监直讲（国立大学教官），“从之者甚众，太学之盛，自先生始”。他认为“民为天下国家之根本”，主张“息民之困”。因此，范仲淹等推行新政，石介也是大力支持，认为“此盛事也”，并写了《庆历圣德诗》，在称赞杜衍、范仲淹等的同时，暗指反对新政的夏竦等人为“大奸”，夏竦自然对他恨之切齿。对此，石介的老师孙复就担忧地说：“子祸始于此矣。”
夏竦曾任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等执政之职，庆历元年（1041年）被任命为宣徽南院使兼陕西四路经略安抚招讨等使，是主持西北防务、抵御西夏的统帅，韩琦、范仲淹都曾是他的副手，而且范仲淹还是夏竦举荐的。庆历三年夏竦被任命为枢密使（此前范仲淹、韩琦已经被任命为枢密副使），但因范仲淹的政治盟友欧阳修、余靖等台谏官的坚决反对，宋仁宗改任杜衍为枢密使。这样一来，夏竦同新政派的关系，更是势同水火。他看准了石介的书呆子习气，利用他政治上的不成熟，从他的身上寻找突破口。
庆历四年（1044年），石介因韩琦推荐，担任了主管集贤院的“直集贤院”一职。当时，宋仁宗对范仲淹的期望很高，范仲淹也“感激眷遇，以天下为己任”，与富弼等谋划新政。石介也希望他们能够大刀阔斧进行改革，因此在给富弼的信中，直言要他“行伊、周之事”。伊是商朝的伊尹，周是周朝的周公旦，两人是辅佐商、周开国君王的著名辅臣。石介的意思很明白，要富弼学习伊尹和周公，尽心辅佐宋仁宗。
然而，这封信却不知怎么落到了夏竦的手里，他早就想利用石介构陷富弼、范仲淹等人，所以让自己的女奴暗中练习模仿石介的笔迹。现在如愿以偿拿到了石介的书信，便模仿石介的笔迹，将其中的“行伊、周之事”改成“行伊、霍之事”。霍光是汉武帝、汉昭帝和汉宣帝时的三朝元老，曾废海昏侯刘贺、拥立汉宣帝。因此，“行伊、霍之事”就暗示要富弼废立君主。同时，夏竦还伪造了石介替富弼草拟的废立诏书，并故意造谣，让宋仁宗知道了此事。宋仁宗虽然并不相信，但范仲淹和富弼却惶恐不安，为远离朝廷这个是非之地，要求外放驻守西北边关。宋仁宗开始并未同意，但范仲淹等人一再请求，便任命范仲淹为陕西、河东宣抚使，保留参知政事的头衔；富弼也以枢密副使身份离京，出任河北宣抚使。但不久，范仲淹就被免去参知政事，改任知邠州、兼陕西四路缘边安抚使；富弼也被免去枢密副使，改任京东西路安抚使、知郓州；韩琦被免去枢密副使，以资政殿学士出知扬州。宰相杜衍也被罢为尚书左丞，出知兖州。主持庆历新政的执政大臣几乎被一网打尽。当然，石介也未能幸免，他见势不妙，主动提出外放，担任濮州（今山东鄄城县北）通判，未到任所，就于庆历五年（1045年）在家病逝。
然而，夏竦等并未罢休，又在石介是否真的死亡一事上，引发了一场大案。当时，徐州的举人孔直温谋反被杀后抄家时，发现了他与石介之间往来的书信，据说孔直温还曾拜在石介门下求学。夏竦便抓住这一点，说石介是诈死，富弼暗中派他北上联络契丹起兵伐宋，富弼为内应，并请求对石介开棺验尸。执政大臣见事关重大，向宋仁宗报告。宋仁宗命提点京东路刑狱司去彻查此事，并将石介的妻子儿女监押起来。当时驻守郓州的富弼也被罢免了京西路安抚使之职。为了阻止事态扩大，时任兖州知州的前宰相杜衍和泰宁军节度掌书记龚鼎臣等具保，证明石介确已亡故。不久，富弼改任青州知州，兼任京东路安抚使，这场风波暂时平息。
两年后，夏竦被召还朝，担任了枢密使。他依然不放过此事，说石介没有说服契丹发兵，又为富弼往登州、莱州等地，勾结开金矿的数万矿工企图作乱，并再度坚持要求开棺验尸，一证真伪。宋仁宗又下诏派使者处理此案。在我国古代，开棺是对死者的一种侮辱，因此御史何郯在奏章中，直言夏竦此举是公报私仇：“夏竦岂不知石介已死？然其如此者，其意本不在石介。盖以范仲淹、富弼在两府日，夏竦曾有枢密使之命，当时亦以群议不容，即行罢退，疑仲淹等同力排摈，以石介曾被仲淹等荐引，故欲深成石介之恶，以污忠义之臣。”提点京东路刑狱吕居简也对使者说：“今破冢发棺，而（石）介实死，则将奈何？且丧葬非一家所能办也，必须众乃济。若人人召问之，苟无异说，即令结罪保证，如此亦可应诏矣。”并让石介亲属、门人及参加葬礼的数百人联名具保，使者据实回报。宋仁宗其实对此心里也明白，于是顺水推舟，下令释放了石介的妻子儿女，石介也终得以免于被开棺，一场大案就此消弭。
石介“诈死”案虽然最终不了了之，但范仲淹等推行的“庆历新政”却就此夭折，范仲淹直至去世，再也未回朝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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