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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治文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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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挺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2011年8月，正在美国维拉司法研究所访学的我第一次见到了这本并不厚重的书。当时的我正“沉溺”于与维拉研究所同仁们讨论各种实验设计在试点中的应用，以及如何更好地评估一项实验或试点的效果。彼时的我对于通过实验或试点来完善刑事司法制度信心满满。讨论过程中也涉及到了如何面对经过评估被认为未能达到预设目标——也就是被认为“失败”的司法改革试点——这一有些令人沮丧的问题。Jim Parsons先生（现任维拉司法研究所副所长）与我分享了本书第一作者格雷格·伯曼先生所写的一篇有关刑事司法改革创新与失败的评论短文，并告诉我伯曼先生最近出版了一本很有意思的有关刑事司法改革“失败”的书，随后我在图书资料室里找到了这本书。回国后，我带着美国同行是如何面对“失败”的刑事司法改革这一问题开始细读本书，很快发现，本书的价值远不止于此，以至于当我读完几章之后，就已经暗下决心翻译此书。
本书围绕“失败（failure）”这一关键词而展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失败”在任何国家、任何领域都不是一个可以随意提起、勇敢面对和广泛接受的话题。而在社会科学和公共政策领域，由于成功抑或失败更为抽象以至于难以准确界定以及涉及面广，因而更少有人能够直面之。本书选择了6个在美国影响较大的刑事司法改革试点，以改革试点真实情况的铺陈为背景，讨论了一系列尖锐但又极富真实感的与失败有关的问题。例如，哪些是致使刑事司法改革失败的原因？失败如何界定？刑事司法改革的成功与失败真的能够清楚界分吗？如何避免刑事司法改革试点重蹈“南橘北枳”的覆辙？在改革试点中，决策者、研究者和操作者各自的角色如何？他们之间应该如何保持良性的互动？如何正确处理创新、试错、评估与失败之间的关系？
从实证研究方法的角度，本书颇值一读。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一般被分为三个层次：一是方法论，涉及的主要是社会研究过程的逻辑和研究的哲学基础；二是研究方式，是指研究所采取的具体形式或研究的具体类型；三是具体方法和技术，是指研究过程中所使用的各种资料收集方法和资料分析方法等。本书所探讨的主题涉及如何看待司法改革过程中的创新、试错与失败，对第一层次的方法论展开了颇具新意的探讨。同时，本书的具体研究过程又很好地体现了研究方法第二层次与第三层次的某些具体方面。就个人的阅读体验而言，本书最初吸引我的是“失败”这一主题，但在初读后随即被作者独特的视角、生动的叙事、深入的挖掘和呈现问题的方式所吸引，并在读完第三章后恍然大悟：本书研究的内容是实证研究中的试点及其失败，而本身其实也是一项基于研究者个人的直接经验所开展的实证研究——如果一定要给这项研究归类，可以称之为定性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和个案研究（case study）。事实上，本书的两位作者历时3年，选取在失败方面各具特色的6个刑事司法改革试点作为研究的个案，通过大量的文献阅读、定性访谈和二手统计数据的运用，才能够在铺陈事实的基础上呈现出引人深思的问题。定性研究与个案研究“深描”的优势在作者强大的叙事能力和生动语言以及对美国刑事司法改革整体背景信手拈来的衬托下尽情显露，使人充分感受到这种不依赖大样本和推断统计的研究所具有的独特力量。
在研究的具体方法和技术方面，本书对于个案的选择与深入挖掘、定性访谈对象的选择与访谈所获资料的运用、叙事的具体方式值得我国读者去感受。此外，虽未专门进行探讨但却贯穿本书始终的有关试点效果的评估研究方法也值得关注，毕竟对于试点而言，未经科学的循证评估不应该对试点进行大范围推广应当是正确对待司法改革试点的另一条基本准则。
本书的第三方面价值还在于对美国刑事司法实践的真实呈现。每个国家的法律条文与司法实践都存在着或大或小的差距，所有经过整理的有关刑事司法实践的数字也会抹去涵义丰富的真实情境。本书则以一种更为具象化的方式，描绘了一幅美国刑事司法的现实图景。
两位作者不但是美国刑事司法改革的观察者，还是亲历者和充分参与者，正是由于其自身在刑事司法改革中或喜或悲的感受，才使得他们能更为真切和深入地看待其他改革者所面对的问题，也使读者能够通过他们的“内在视角”更近距离地观察美国刑事司法改革的秋毫之末。
作为译者，翻译本书的体验也完全迥异于之前翻译其他的学术文献。一方面，作者生动的语言和引人注目的故事让我恨不得一口气翻译完本书。另一方面，虽然本书没有一般学术著作可能会有的艰涩文字，但作者旁征博引地涉及了很多外国人可能无法意会的美国法律、政治、艺术甚至体育等领域中的“典故”和大量新闻报道中的“隐喻”以及在引用被访谈者原话时大量的美式口语表达，仍然使翻译的过程不时停顿，我不得不时常停下来查询某一“典故”的背景与出处，抑或某一单词、词组在特定语境下的含义。对于这些与理解本书内容密切相关的“典故”，我希望能通过添加译者注的方式来帮助读者理解。同时，为了不损害原著语言生动、叙事活泼的鲜明特点，在翻译时我更多地使用了意译的方法，并尽量使中文的表达能同样生动活泼。通过本书的翻译，我更深刻地领会到，真正好的译著并不主要取决于译者的外语能力，而是主要取决于其中文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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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败启示录——刑事司法改革的美国故事》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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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1-03-30 ） 稿件来源： 法治日报法治文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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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败启示录——刑事司法改革的美国故事》作者格雷格·伯曼（Greg Berman）、奥布里·福克斯（Aubrey Fox），译者何挺。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本书文笔幽默生动，具有极强的可读性和通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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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挺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2011年8月，正在美国维拉司法研究所访学的我第一次见到了这本并不厚重的书。当时的我正“沉溺”于与维拉研究所同仁们讨论各种实验设计在试点中的应用，以及如何更好地评估一项实验或试点的效果。彼时的我对于通过实验或试点来完善刑事司法制度信心满满。讨论过程中也涉及到了如何面对经过评估被认为未能达到预设目标——也就是被认为“失败”的司法改革试点——这一有些令人沮丧的问题。Jim Parsons先生（现任维拉司法研究所副所长）与我分享了本书第一作者格雷格·伯曼先生所写的一篇有关刑事司法改革创新与失败的评论短文，并告诉我伯曼先生最近出版了一本很有意思的有关刑事司法改革“失败”的书，随后我在图书资料室里找到了这本书。回国后，我带着美国同行是如何面对“失败”的刑事司法改革这一问题开始细读本书，很快发现，本书的价值远不止于此，以至于当我读完几章之后，就已经暗下决心翻译此书。
本书围绕“失败（failure）”这一关键词而展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失败”在任何国家、任何领域都不是一个可以随意提起、勇敢面对和广泛接受的话题。而在社会科学和公共政策领域，由于成功抑或失败更为抽象以至于难以准确界定以及涉及面广，因而更少有人能够直面之。本书选择了6个在美国影响较大的刑事司法改革试点，以改革试点真实情况的铺陈为背景，讨论了一系列尖锐但又极富真实感的与失败有关的问题。例如，哪些是致使刑事司法改革失败的原因？失败如何界定？刑事司法改革的成功与失败真的能够清楚界分吗？如何避免刑事司法改革试点重蹈“南橘北枳”的覆辙？在改革试点中，决策者、研究者和操作者各自的角色如何？他们之间应该如何保持良性的互动？如何正确处理创新、试错、评估与失败之间的关系？
从实证研究方法的角度，本书颇值一读。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一般被分为三个层次：一是方法论，涉及的主要是社会研究过程的逻辑和研究的哲学基础；二是研究方式，是指研究所采取的具体形式或研究的具体类型；三是具体方法和技术，是指研究过程中所使用的各种资料收集方法和资料分析方法等。本书所探讨的主题涉及如何看待司法改革过程中的创新、试错与失败，对第一层次的方法论展开了颇具新意的探讨。同时，本书的具体研究过程又很好地体现了研究方法第二层次与第三层次的某些具体方面。就个人的阅读体验而言，本书最初吸引我的是“失败”这一主题，但在初读后随即被作者独特的视角、生动的叙事、深入的挖掘和呈现问题的方式所吸引，并在读完第三章后恍然大悟：本书研究的内容是实证研究中的试点及其失败，而本身其实也是一项基于研究者个人的直接经验所开展的实证研究——如果一定要给这项研究归类，可以称之为定性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和个案研究（case study）。事实上，本书的两位作者历时3年，选取在失败方面各具特色的6个刑事司法改革试点作为研究的个案，通过大量的文献阅读、定性访谈和二手统计数据的运用，才能够在铺陈事实的基础上呈现出引人深思的问题。定性研究与个案研究“深描”的优势在作者强大的叙事能力和生动语言以及对美国刑事司法改革整体背景信手拈来的衬托下尽情显露，使人充分感受到这种不依赖大样本和推断统计的研究所具有的独特力量。
在研究的具体方法和技术方面，本书对于个案的选择与深入挖掘、定性访谈对象的选择与访谈所获资料的运用、叙事的具体方式值得我国读者去感受。此外，虽未专门进行探讨但却贯穿本书始终的有关试点效果的评估研究方法也值得关注，毕竟对于试点而言，未经科学的循证评估不应该对试点进行大范围推广应当是正确对待司法改革试点的另一条基本准则。
本书的第三方面价值还在于对美国刑事司法实践的真实呈现。每个国家的法律条文与司法实践都存在着或大或小的差距，所有经过整理的有关刑事司法实践的数字也会抹去涵义丰富的真实情境。本书则以一种更为具象化的方式，描绘了一幅美国刑事司法的现实图景。
两位作者不但是美国刑事司法改革的观察者，还是亲历者和充分参与者，正是由于其自身在刑事司法改革中或喜或悲的感受，才使得他们能更为真切和深入地看待其他改革者所面对的问题，也使读者能够通过他们的“内在视角”更近距离地观察美国刑事司法改革的秋毫之末。
作为译者，翻译本书的体验也完全迥异于之前翻译其他的学术文献。一方面，作者生动的语言和引人注目的故事让我恨不得一口气翻译完本书。另一方面，虽然本书没有一般学术著作可能会有的艰涩文字，但作者旁征博引地涉及了很多外国人可能无法意会的美国法律、政治、艺术甚至体育等领域中的“典故”和大量新闻报道中的“隐喻”以及在引用被访谈者原话时大量的美式口语表达，仍然使翻译的过程不时停顿，我不得不时常停下来查询某一“典故”的背景与出处，抑或某一单词、词组在特定语境下的含义。对于这些与理解本书内容密切相关的“典故”，我希望能通过添加译者注的方式来帮助读者理解。同时，为了不损害原著语言生动、叙事活泼的鲜明特点，在翻译时我更多地使用了意译的方法，并尽量使中文的表达能同样生动活泼。通过本书的翻译，我更深刻地领会到，真正好的译著并不主要取决于译者的外语能力，而是主要取决于其中文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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