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原中院划定三十一条“硬杠杠”努力实现案结事了心顺

判后答疑从“自选题”变“必答题”

□ 本报记者   申  东
□ 本报通讯员 王伯平

  “法官,判决书里写的‘举证不能’到底是啥意思?我不是不想举证,是真不知道还要提交这个证据。”11月9日,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中级人民法院诉讼服务中心,一起民间借贷纠纷的当事人李某攥着刚拿到不久的判决书,向接待的主审法官、民一庭法官陈继国说出憋了好几天的疑问。
  陈继国没有翻法条照本宣科,而是把判决书摊在桌上,用拉家常的方式一点点解释证据规则,又结合本地类似案例,把举证责任的法律后果掰开了、揉碎了讲。一个多小时后,李某紧绷的脸松弛了下来:“您这么一说,我心里敞亮了,上诉我也不提了。”
  这样的场景,如今在固原中院已是常态。近日,该院出台《判后释法答疑工作实施细则(试行)》(以下简称《细则》),用31条“硬杠杠”把判后答疑从“可做可不做”变成“必须做到位”的“规定动作”、从“自选题”变成“必答题”,推动司法服务从“案结”向“事了”“心顺”延伸。
  《细则》明确,答疑覆盖每一起案件,沿着宣判答疑、申诉答疑、信访答疑三个阶段全流程推进:宣判时法官主动询问是否需要答疑,受理申诉信访时第一时间告知申请渠道,当事人也可直接到诉讼服务中心登记。答疑以主审法官为责任主体,原则上每案至少一次;遇到疑难复杂、情绪激烈的案件,审判长、庭领导乃至院领导都要出面接待,确保群众“找得到人、问得清事”。
  “判后答疑不是念法条,要把法理、情理、事理揉在一起讲,才能说到群众心里去。”固原中院立案庭庭长王喜军告诉《法治日报》记者。这种“揉在一起”的自我要求,来自法官办案时就秉持“如我在诉”的态度:审理案件对法官而言是日常工作,但诉讼对当事人来说却是压在心头的烦心事。既要守牢证据裁判的法律底线,也要跳出案卷,用老百姓的常情常理审视事实,不机械套用法条、不冷冰冰地下结论。此前一起因田间口角引发的健康权纠纷,二审法官没有照搬一审“隔天才就诊、证据不足”的结论,而是结合公安询问笔录和现场录音,从日常情理出发认定了伤情与冲突的因果关系,合理划分责任,判决后被告当场就履行了赔偿。从认定事实时就站在群众立场,裁判结果符合大家心里的公平标准,自然不会有解不开的结。
  真正高效的答疑,是把工作做在当事人产生疑问之前。固原中院要求法官带着“答疑思维”写判决书:不只是下结论,要把事实怎么认的、法律怎么用的、争议诉求为什么支持或不支持,在文书里写得明明白白,把判后答疑前置到裁判文书里。此前一起争议较大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审宣判后原被告双方同时上诉,围绕工程款、付款时间拉锯了很久。二审法官、民三庭副庭长傅美源逐笔核对工程资料,在判决书里把“付款时间约定不明、按实际交付节点起算、原告主张的优先受偿权已超期限”的逻辑写得清清楚楚,原本剑拔弩张的两家企业看完判决书后,双双服判息诉。“好的判决书本身就是一次最充分的答疑,把道理写在纸面上,当事人拿到判决书就没有那么多解不开的结。”傅美源告诉记者。
  答疑的温度,也藏在日常办案的沟通细节里。固原中院要求法官开庭时既要维护程序的庄重威严,也要有将心比心的耐心,不能拿规则当“挡箭牌”把群众推出去。此前一起租赁合同纠纷,内蒙古某公司的代理人因为委托手续有瑕疵,一开始带着情绪觉得法院故意刁难。承办法官、民三庭法官马淑媛没有直接按撤诉处理,而是耐心把代理要求一条条讲清楚,等对方补全手续重新安排开庭,又逐笔核对账目依法改判。几番沟通下来,代理人的气顺了,最后原被告双方都认可判决结果。“你把道理讲在前头,情绪就不会攒成判后的矛盾。”马淑媛告诉记者。
  为了让答疑不走过场,固原中院建立了全流程约束机制,所有答疑全程留痕,登记记录、答疑笔录统一存档入卷;立案庭定期通报答疑情况,审判管理部门跟踪督查,把答疑质量和当事人反馈纳入法官绩效考核,倒逼法官真正把释法说理做到群众心坎上。
  从庭审时耐心听当事人把话说完,到判决书里把道理讲透,再到判后有疑问随时能找到人把心结解开,固原中院的判后答疑工作,把司法为民理念落到了每一个办案细节里——不追求案子一判就完事,而是要让群众不仅拿到一纸判决,更能从办案全程感受到公平正义,真正实现案结、事了、心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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