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舶则法

　　□ 钟 燃

　　据《马可·波罗游记》记载，十三世纪末，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自泉州启程归国，被眼前的景象深深震撼：刺桐（今泉州）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大批商人云集于此，货物堆积如山。这位来自威尼斯的商人，足迹遍布欧亚，却在此发出如此赞叹。当时的泉州，帆樯林立，瓷器、丝绸、香料琳琅满目，波斯、阿拉伯、印度、东南亚诸国商人往来如织。元代泉州跻身世界顶级海港，与埃及亚历山大港齐名，被誉为“东方第一大港”。这繁华背后，有一套法制在支撑——元代《市舶则法》的颁布与实施，使这座东方大港成为当时世界海洋贸易的经营管理典范。
　　元代《市舶则法》是中国古代最完整、最系统的海商法规之一。它的出台，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蒙古帝国横跨欧亚、贯通东西，形成了前所未有的交流格局。元朝统治者出身草原，较少受到“重农抑商”传统观念的束缚，深知海外贸易之利可以补充军国经费。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十二月，阿拉伯裔闽南海商领袖蒲寿庚献泉州城归附元朝。元廷未对江南海商势力予以清算，反而重用蒲寿庚主理市舶、招徕海外蕃商，使泉州港免于兵燹，贸易体系得以延续。次年，即至元十四年（公元1277年），元廷在泉州、庆元（今宁波）、上海、澉浦（今浙江海盐）设立市舶司，“每岁招集舶商，于蕃邦博易珠翠香货等物。及次年回帆，依例抽解，然后听其货卖”。历经十余年实践，至元三十年（公元1293年），元世祖忽必烈颁布《至元市舶则法》（又称《市舶抽分杂禁》）二十二条。延祐元年（公元1314年），元仁宗又加以修订，进一步完善规制、细化条款，形成元代市舶制度的成熟范式。
　　与宋代市舶制度相比，元代市舶法有三方面进步。一是立法形式更规范，从临时条令上升为正式法则，对监管、征税、查私等海关基本职责、程序乃至处罚尺度都有明确规定，堪称古代“海关法典”。二是内容更细密，涵盖船舶管理、货物抽分、商人保护、官吏约束等各个环节：商船出海须申领公验、公凭，开航前官员逐船核查违禁之物；回港必著其所至之地、验其所易之物，依规报关抽分。针对宋末以来权贵官僚恃势垄断海贸、偷逃关税的积弊，法则严禁权贵倚仗权势规避抽分、干预市舶，以律法约束公权力，保障海商与蕃商的合法贸易权益。三是适用范围更广，覆盖南北多处市舶司，形成相对统一的管理标准。
　　元代《市舶则法》的实施，使泉州港在元代达到鼎盛。元代航海家汪大渊所著《岛夷志略》，记其亲历所至的海外地区近百处，所涉亚非地名二百有余，远及东非海岸——此为海舶往来所及的范围，足见元代远洋贸易网络之广袤。元廷允许私商出海，并创行官本船制度——官府出资造船、给本，遴选海商出洋，贸易息利按官七民三分成——官营与私商并存，形成多元化的贸易格局。元代《市舶则法》的制定和实施，体现了元代对外开放与管控并重的治理智慧，代表了中国古代海洋贸易文明的制度成就。
　　当然，元代《市舶则法》终究是封建王朝管理海外贸易的工具。其开放依附于政治安全与财政需求，并非基本国策，后期政策亦时有反复。至正年间，农民起义蜂起，海寇活动猖獗，元廷为防范民间通敌，多次收缩市舶业务、严控出海，口岸时开时闭。元代虽无明代式的全面海禁，市舶制度仍由盛转衰，海洋贸易的盛况随之回落。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元代《市舶则法》，因时制宜以通商，衡平取舍以惠民，使四海商贾的万里远航有了可预期的保障。其兴衰亦昭示后人：海洋贸易的繁荣，从来不是自然禀赋的偶然结果，而是制度文明、治理智慧与开放格局的必然产物。此所以千载之下，犹令人追怀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