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争论的时候，人们容易对“合理与否”的问题更敏感。所以，观照现实的合理性常是人们思考的锚点
□ 刘星
如果你熟读法律书籍，你会知道，“与前案是否相似”是个重要问题。专家常提到“应该同案同判”，便是与此有着很多关联。很明显，提到是否相似，意味着有不同看法。如果相似，则后案要像前案那样处理，否则就应该两说了。办案时，法律人好像正是如此，甚至有时更执着。这似乎表明，说“与前案是否相似”，真是像我们所想的那样。
不过也有人认为，未必如此。说“与前案是否相似”时，我们可能在想别的。法律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执着，其实仅是表面的。从实质角度看，他们总会就事论事。
互殴还是正当防卫
不妨看个例子——真实案例，与互殴和正当防卫有关。
甲和朋友在餐馆聚餐，为了开酒瓶盖，将其磕碰餐桌桌边，使桌边破损。店主乙不满并上前理论。两人争执起来，甲推搡乙。乙拿起另一酒瓶砸向甲头部，致甲轻微伤。后甲推倒乙，两人扭打。
警察来了，认定这是互殴。两方均被行政处罚。乙不服并提起行政诉讼。一、二审法院看了案子，认为公安部门的认定没有什么问题，判决驳回。显然，办案警察头脑里有这样的相似案例，见多不怪。一、二审法院，也是习以为常。
一般而言，互殴的判断依据，一个是一方受伤不很严重，另一个是说不清对错。第二点是关键。长久以来，用此标准来处理，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缺乏直接的证据——比如视频监控。这就变得两方容易互相指责挑事，证据难以辨别，而深究起来成本也很高。所以，只要打起来了，认定互殴颇多。在此，核心逻辑是：一案与另案相似，推而广之是系列案子看上去较一致。
但这个案子检察院看不过去，抗诉了。检察院说，仔细看现场录像，觉得不对劲：甲先毁坏桌边，再不断推搡，乙劝说后才被迫出手；甲是男子且高大；乙是女子且弱小，甲仗势欺人，挑起了后续扭打；甲是被酒瓶砸了，轻微伤，可难道乙只能受气、被推搡、被打？
是的，摄像头技术的普及，为人们提供了细致的证据，进而为说清对错提供了机会。而检察院可以说是明察秋毫。此外能够感到，只要看了录像全程，大体都会觉得认定互殴不妥。甲即使受了轻微伤，也是由于自己的主观及行为太放肆了。他看上去像小恶霸。
抗诉引起了再审。再审法院认为，检察院的意见醒脑，需要认真对待。一番审理，认定乙出手合理，其与以往互殴并不一样，应叫“正当防卫”。
就事论事
检察院和再审法院看了录像，第一反应自然是甲属典型的寻衅滋事。此外，乙为弱小女性，为护店内餐桌，被推搡后反击，反击所用酒瓶是未破碎的。这种防卫可以说是合情合理。接下来会想到，这与公安、一二审法院的认定，并不一样。
检察院、再审法院，会首先将甲乙冲突和以往的互殴对比吗？有可能，但大概率不会。因为，看完录像，需要仔细辨认事件过程，注意力几乎全在事件细节。想到以往互殴如何，恐怕是稍后的事。
如此来说，它们是先就事论事，后考虑是否相似；并且考虑是否相似时，是为了就事论事。
如果这里所说的是合理的，那么可以引出一个思路——应再琢磨公安、一二审法院的思考过程。
可以这样问：公安、一二审法院，认为与前案相似，到底是想与前案相似，所以才这么办；还是想前案办得对，后案这么办也对？尽管这么猜测有点玄妙，而且有些主观，但肯定不是无中生有。因为，如果时过境迁，人们价值判断改变了，认为前案是“老黄历”，那么顺势想到后案应另样对待，是自然的。没有这么想，便可能意味着未出现“老黄历”现象。因此，可以推测，公安、一二审法院可能是想，前案办得对而且仍然对，所以后案也应该这么办。进一步说，这与检察院、再审法院的思考过程，有可能是很接近的——先就事论事；只不过，它要隐蔽一些。
有人认为，可以这么讲吧。但是就算这样，我们还能想到什么呢？
“是否相似”是真问题
第一，想到如果公安、一二审法院也是重在就事论事，那么是否意味着，是否相似不是真问题。这是疑点。但也许问题不只在案件本身，而在我们所遵循的思维方式。是否相似涉及了人们思考问题的一个习惯——类推。这习惯很是普遍的。想问题并采取行动，容易想到以前怎样做的。这有不少用处：可预期，因为以前成败可能决定现在；方便，因为思维是节约的；安全，因为别人要问凭什么这样做，可以说以前就是这样的；公平，因为都是人，要类似对待。所以是否相似，是真问题。
如果是真问题，则一旦进入法律判断，相似就不再只是习惯，而成为需要精细处理的专业问题。由此，法律人与普通人思考的区别是：将可预期、方便、安全、公平，转化为行业认知，比如，遵循先例、同案同判；同时，将其中体现的“效率”“正义”的含义凸显出来。概括起来说，法律人是用行业认知方式适配公众思考习惯，以促进法律的公共建设。
第二，想到是否相似和就事论事，是什么关系？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法律行业中有谚：定了结果，就该技术出场。相似与否的辨识，正是依靠技术。技术出场，是指行业适配公众思考习惯的专业表达。在上述案子中，甲错乙对，不是互殴，是合理反击。这是就事论事。公众也会这么说，但公众没有法律专业的表达方式。此外，公众可能会出现困惑：与以前的案子可能存在相似点，为什么这案，可以说正当防卫？所以，法律行业就要拿出并不相似的理由，解释为什么。所以就能看到，法律人会说“区别技术”——区别两案不同的方法，像英语国家法律专家提到的那样，或说“与前案不同”。当说与前案不同时，能够拿出的理由是：此案与前案，在重要“事点”（情节）上存在不同；或者前案包含了一个法律规则的适用，这个规则不适合后案，所以如此，是为关照“效率”“正义”的感受。
对“合理与否”更敏感
总结一下，或可认为到了这里，问题开始呈现一种更深层的结构：说与前案是否相似，我们既不是单说是否相似，也不是单为就事论事，而是在想它们各自代表的正义——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人们的确是侧重后者。这奇怪吗？应该不会，因为此时出现了不同看法，也即争论，争论的时候人们容易对“合理与否”的问题更敏感。
这有点像公共交通检票。形式正义，指每个人都检票，无票罚款，不管是否只坐一站；实质正义则会考虑，有人只是帮老人提行李，顺路坐一站，是否应该同样对待。前者，保障规则的一致性；后者，观照现实的合理性。后者，常是人们思考的锚点。也就是说，在争论的时候，人们容易对“合理与否”的问题更敏感。所以，观照现实的合理性常是人们思考的锚点。
补充一点：这种区分和侧重，不会仅停留在判断结构中，也会慢慢进入人们对行为后果的预期。在前述那个真实的案例中，乙说，以后遇到甲这样的行为，她不会再还手了。因为等到再审结束，四年已经过去。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本版漫画/高岳
2026年09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