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赵丽
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2021年公布的数据，我国约90%的老年人选择居家养老，7%的老年人依托社区养老，3%的老年人入住养老机构。另一组数据则显示，目前我国失能失智老人已超4500万人，家庭照护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挑战。从家庭内部承担到社会力量参与，居家照护正在成为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补充。
近年来，我国不断完善居家社区养老服务体系，推动养老服务资源向家庭延伸；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探索，为部分失能老年人的长期照护提供了保障；一些地区还通过“喘息服务”，为长期承担照护责任的家庭成员提供阶段性支持。
“专业照护力量进家庭”是否能成为长期方向？服务的边界该如何厘清，如何为“老有所护”完善制度保障？围绕这些现实之问，《法治日报》记者与中国社会保障学会养老服务分会副主任委员、华中科技大学养老服务研究中心副主任郭林，北京市老龄法律研究会副会长、北京交通大学法学院教授郑翔展开对话。
可作为长期发展方向之一
记者：从供需两端看，“专业照护力量进家庭”是权宜之计，还是长期方向？
郭林：家庭是最基本的照护单元，相较于机构养老，居家养老更契合多数老年人的生活意愿，同时也有助于降低全社会养老的经济成本。由此来看，“专业照护力量进家庭”可以作为我国养老服务体系发展的长期方向之一。
然而，居家养老并不意味着家庭必须独立承担照护责任。在当前人口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护理服务需求不断增加、家庭规模日趋小型化的背景下，传统家庭的照护服务能力正在弱化。因此，未来应形成“家庭承担基础照护、专业力量提供技术支持、社区负责资源整合、政府提供制度保障”的协同模式，让专业照护服务真正成为居家养老的重要支撑。
记者：一些从业者认为，上门服务不只是护理身体，更是帮助老人找回体面。您如何评价这种“照护即尊重”的服务理念？专业照护力量进入家庭，会对失能老人产生哪些深层影响？
郭林：建立老年照护服务体系的核心目标，不仅在于提供基础性的身体照护，更在于通过心理关怀，确保老年人拥有较高的生活质量和人格尊严。
照护服务供给中，应避免将老人简单视为被管理、被照料的非人格化对象，忽视老人的情感及心理需求。部分从业者“照护即尊重”的理念，反映出我国养老服务正在经历从“满足生存需求”向“维护人的尊严”的转变。
郑翔：专业照护力量进入家庭的深层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维护日常自主感，减少老人因失能带来的自我否定。标准化的上门专业照护秉持支持性照护原则，在完成护理的同时，尽可能保留老人力所能及的自主行为，帮助其重建自我认同。
第二，保护老年人隐私与人格。人的尊严包含生理尊严与人格尊严两个层面。上门专业照护强调隐私保护、尊重个人意愿，尊重老人对于作息、饮食的偏好，在沟通中保持平等对待，有助于大幅降低老人的羞耻感、无助感，维护其作为独立个体的人格边界。
第三，修复社会联结，缓解社会隔离带来的身份缺失。居家照护者不只是护理人员，也是稳定的社会互动对象，通过定期上门陪伴沟通、引导简单活动，可以弥补老人的社交缺口；完善的居家照护体系还可以联动社区、康复资源，让老人依然处于原有社区关系网络之中，不必彻底脱离社会生活。
建立健全服务前评估制度
记者：居家养老上门服务中，哪些服务适合上门，哪些应当留在专业机构内？
郭林：在推进照护人员提供上门服务时，必须坚持“服务能力与风险识别应对能力相匹配”的原则。普通的生活照料、基础护理、康复训练、健康监测以及部分经过规范培训的护理项目，可以逐步向家庭延伸；而对于病情复杂、需要持续监护的老人，以及存在较高医疗风险的服务，仍应由具备相应条件的医疗机构承担。
实现这一原则的关键在于建立健全服务前评估制度，可由专业人员先行综合评判老人身体状况、家庭照护环境和潜在风险因素；还应建立并完善异常情况上报、紧急转诊和多方协同应急处理机制，以保障服务质量，避免照护人员在信息不完全或风险评估不足的情况下“盲飞”。
郑翔：居家照护的定位是稳定期、维持性康复类服务，而不是承担急症救治、高风险侵入性操作。一旦突破安全阈值，就会放大医疗风险。由于缺乏医院内的团队支撑，相应的急救设备和标准化环境，居家照护确实对服务项目范围构成了事实上的严格限制。
当前，多地通过长护险试点、规范居家医疗，已经形成一系列较为标准的举措。比如首访前置书面评估——在正式服务前，由医务人员上门完成初次综合评估，并进行书面风险告知与知情同意；动态复评机制——老人病情变化、出现新发急症时重新评估，暂停居家服务，直到病情重回稳定区间。但除了这些举措外，还需要对家庭环境进行评估，判断是否存在安全隐患，如光线是否充足、地面是否湿滑等，对于独居老人或环境存在重大隐患等情况，需由家属或社区工作人员陪同。
应优先完善现有制度衔接
记者：目前，上门照护服务的行业标准和操作规范处于什么状态？
郑翔：当前，国家已经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为照护人员的专业发展提供了统一的“国家标准”，也为行业人才的培养和评价提供了权威标尺。市场上已出现一些探索，例如有团体标准将“居家养老照护师”分为初级、中级、高级，并在培训学时、从业年限等方面作出具体规定。
在标准规范方面，目前发布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多为推荐性标准，确实存在制定强制性规范标准的现实需求。因养老服务主观性比较强，场景存在显著差异化，有些内容，如高风险服务资质标准等，可以制定国家强制性标准；有些内容则很难纳入强制性标准，只能通过市场来进行调整。
郭林：目前，对于不同类型的居家照护人员的职责边界和能力要求仍较为模糊，这也是当前制约行业规范化发展的主要问题之一。
未来应建立以服务对象风险等级和服务项目为基础的能力框架，对照护人员实行分级分类管理，明晰生活照料、专业护理与医疗服务之间的职责边界。同时，应形成较为系统的人员培养与管理体系，推动培训、认证、服务记录等环节间形成有效衔接。在国家层面，需制定基础性的服务规范和安全标准；同时，也应给地方实践和机构运营保留一定空间。
记者：如何在现有的制度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居家上门照护服务制度体系与监督机制？
郭林：当前，居家上门照护服务仍存在一定碎片化问题。其特殊性在于，照护服务发生在私人家庭空间，却同时承载养老保障、医疗服务、劳动就业和消费支出等多重属性。相较于制定专门法，更为可行的方式是优先完善现有法律制度之间的衔接协调，通过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行业规范，明确服务主体责任、执业行为边界、风险分担机制、信息保护和纠纷处理机制。同时，可积极引入第三方机构，构建服务过程全程留痕、专业保险保障与独立纠纷调解相衔接的制度化监督机制。
郑翔：应加快养老服务法立法进程，完善顶层设计，设立和完善上门服务制度规则，明确居家上门服务的功能定位与各方主体权责，统一服务评估、协议订立、人员准入、服务供给的基本规范，建立风险防范、责任保险、服务评价、监督管理等配套机制，衔接家庭养老床位、政府购买服务、上门医疗护理等实践制度，形成规范的制度体系。
2026年09月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