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正气

　　□ 钟 燃

　　元至元十八年（公元1281年）夏，文天祥被囚于元大都兵马司牢房。那里水气、土气、日气、火气、米气、人气、秽气，七种气蒸腾混杂，人在其中几乎没有不生病的。而文天祥以孱弱之躯，俯仰其间已两年，竟安然无恙。他在《正气歌》序中自问：这是什么缘故？随后自答：孟子说“吾善养吾浩然之气”。那邪气有七种，我的正气只有一种，以一敌七，我怕什么呢？
　　一首《正气歌》，从“天地有正气”起笔，到“古道照颜色”收束，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将民族气节挺立天地。这不是一篇普通的狱中诗作，而是一位状元宰相在制度崩塌、国祚倾覆之际，对人世间是否存在更高法则这一根本命题的探寻。
　　“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其中“杂然赋流形”五字最堪玩味——正气“杂然”流布于万物，赋予千差万别的事物以具体形态。以法史视之，这一赋形过程，就是正义从抽象理念落到法律制度进而转化为具体实践的过程。而有宋一代，正气赋于法度的情形比比皆是。
　　宋太祖立国之初，即立下“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的祖训，被奉为祖宗之法。科举制度比唐代更大规模向平民开放，社会底层通过读书入仕，与国家形成前所未有的紧密联系。及至理学兴起，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朱熹等大儒反复阐发“义利之辨”与“气节”之说，“先天下之忧而忧”一定程度上成为士林共识。当社稷倾覆之际，这种价值认同便转化为殉国的行动。崖山海战，陆秀夫负帝昺跳海，十万军民随而赴死；李芾守潭州，城破之日举家自焚，部属无一人降者；江万里在饶州陷落之际，携子投水，从容殉国。这是制度与文化长期涵养的结果——当正气通过祖训、科举、理学等制度和文化层层赋形，便内化为士大夫的精神血脉。
　　宋代司法多处闪耀着这股正气之光。鞫谳分司制，将审讯与议刑分离，“狱司推鞫，法司检断，各有司存，所以防奸也”；翻异别勘制，允许犯人翻供后由其他机构重审，“移司别推”以纠偏正误；登闻鼓制度，百姓可击鼓直诉，让最底层的诉求直达天听。宋太宗曾言：“朕以庶政之中，狱讼为切。钦恤之意，何尝暂忘。”提点刑狱司的设立，审刑院的建制，死刑覆奏的严格，病囚院的设置，无不体现人命至重的慎刑理念。南宋阿梁案，一介民妇，因谋杀亲夫嫌疑，前后翻异十次，历经九年，最终以“罪疑惟轻”贷死。这种不惜花费巨大司法资源也要防止冤假错案的态度，正是天地正气在司法中的生动体现。
　　从《尚书》“天讨有罪”到《大明律》“上稽天理，下揆人情”，中国古代历代立法者大都承认，在人间的法律条文之上，还有“天理”“天道”。文天祥的《正气歌》将这一“天理”观念以诗化语言推向哲学新高度，也似可看作中华文化中类似“自然法”思想的表达。他说“三纲实系命，道义为之根”——三纲五常的伦理秩序，其根基在于道义；而道义的根源，又在于天地正气。这便构建了一个从宇宙本体到伦理规范再到制度秩序的逻辑链条，在这个链条中，法不是权力的任意投射，而是正气的人间显现；司法不是暴力的单纯运用，而是道义的守护机制。
　　“哲人日已远，典刑在夙昔。风檐展书读，古道照颜色。”文天祥在牢房的屋檐下展开书卷，先哲的光辉照亮了他的面容。今天，当我们展读《正气歌》，那穿越时空的“古道”和“正气”，依然指引着前行之路。